秦光荣此番主动投案，是因为他的儿子秦岭已经在数月之前被带走调查。秦岭的恶劣之处，就在于赖小民“落马”后仍不收手，“里应外合搞钱”。“一门两父子，皆为阶下囚。父子俩只能比谁交代问题更彻底。”

沉寂多年，69岁的前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有了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5月9日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正部级官员的投案自首，尤其是前省委书记主动投案，秦光荣还是十九大之后的第一人。

“一门两父子，皆为阶下囚”

秦光荣上一次进入公众视野，算起来有些年头了。2014年10月14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证实他卸任云南省委书记。

据消息人士透露，秦光荣此番主动投案，是因为他的儿子秦岭在数月之前被带走调查。

秦岭曾任华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该公司属“华融系”旗下。2018年4月17日，华融系一把手、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落马，其后华融系多名高管被带走调查，秦岭也是其中之一。

赖小民案是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之后正式办理的第一个金融大案，也是今年年初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中纪委书记赵乐际专门点到、且定性非常严重的大案：“果断查处赖小民等手握金融资源权力，大搞幕后交易、大肆侵吞国有金融资产的‘内鬼”;其案发后，“一行两会”和多家中管金融企业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该案，表述都是“金融领域发生的一起触目惊心的腐败大案”。

记者采访到的消息是：“赖小民的涉案金额一定是创纪录的。”

这样“触目惊心”的腐败“内鬼”，对集团内部政治生态的污染是必然的，从多名高管被调查即可见一斑。华融内部人士表示，秦岭的恶劣之处，就在于赖小民“落马”后仍不收手，“里应外合搞钱”。

“一门两父子，皆为阶下囚。父子俩只能比谁交代问题更彻底。”消息人士说。

“处理一个白恩培、调走一个秦光荣，反腐才刚刚开始”

秦光荣曾长期在家乡湖南工作，44岁就官至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1999年，他调任云南，历任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常务副省长、省长等重要岗位。

他主政云南期间曾告诫全省官员：官员要与人为善，不能因为一点儿利益就举报，自身清白干实事的也不要怕举报，“云南100封举报信，可能6封是实的”。

2013年9月6日，秦光荣在一次公开会议上，罕见“炮轰”昆明城市规划。在云南四套班子及昆明各区县主要官员出席的这次会议上，他对昆明提出系统性批评。当时有媒体形容，此举全国罕见。

在后来官方公布的讲话全文中，虽然针对昆明的不足，内容不到3000字，但用词却异常严厉，秦光荣认为“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打击”。

秦光荣还批评昆明“城市的管理缺乏文化视野和战略眼光”。据《南方周末》援引一名与会者回忆：“书记说完，台下一片死寂。”

说起来，十八大以来，包括秦光荣在内，已有6名曾经的省委书记被查。

其中必须要提的是白恩培。

当年，秦光荣就是白恩培卸任后的继任者，而白恩培则成为十八大之后第一个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官员。

知情人士透露，在云南官场，秦光荣和白恩培关系差，差不多算是公开的秘密。据他描述，“秦光荣比较爱秀，缺乏魄力和长远规划”“两人都算是庸官吧”。

另一位熟悉云南官場的人士则描述了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秦光荣有一次出去调研，皮鞋鞋带松了，他这时候第一反应不是蹲下去系，而是脚往前一伸，随从人员蹲下去给他系好了。

2017年，中央巡视组向云南省委反馈“回头看”的情况时提到，云南“肃清白恩培、仇和等‘余毒不彻底，政商关系不清，政治生态遭到破坏”。秦光荣在云南先后任职15年之久，此番如果再论“余毒”，恐怕他也得算其中一个。

这话并非没有依据。

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杨维骏，曾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白恩培和秦光荣。2014年，白恩培落马，秦光荣在不到退休年龄的时候被调离。

当时，杨维骏说：“云南的问题还严峻得很，处理一个白恩培、调走一个秦光荣，反腐才刚刚开始。”

贪腐何以“前腐后继”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落马高官具有“连续性”——前后两名省委书记被查：其中白恩培在任10年（2001-2011），秦光荣在任3年（2011-2014），前后横跨13年;连续四任昆明市委书记被查：杨崇勇（2003-2007）、

仇和（2007-2011）、张田欣（2011-

2014）、高劲松（2014-2015），前后横跨12年。

前后连续十数年在任的高级官员皆因贪腐落马，且数额绝不算小（仅白恩培一人就受贿2.47亿元），可见“流毒”说法绝非虚言。仅从法院的判决书来看，白恩培、仇和大肆收钱的其中一项，就是“工作调整、职务晋升”。据云南消息人士透露，落马的原昆明市委书记高劲松还曾直接向白恩培花费100万买官，几乎在当地官场人尽皆知。

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云南省委对2014年以来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集中检查，查阅了2690名处级干部提拔任用相关材料，并对“带病提拔”的51名省管干部、255名处科级干部选拔任用过程进行了集中倒查;仅2017年1至9月，就立案查处省管干部56人。经此一番，当地干部“断档确实比较严重”。

“前腐后继”的贪腐案件，背后一定有可能存在的现实土壤。

如秦光荣1999年调任云南后的15年时间里，有不少湖南商人尤其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商人来到了云南，赶上了十几年大拆大建的好时光。在“官场+市场”的模式中，官商之间经常形成这种个人化的关系。商人随官员到履新地投资，既有相互信任的问题，也有“人格化的利益交换和共赢”，容易演变为深度利益捆绑、人身依附。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秦光荣主动投案后不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提到，在反腐高压态势下，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共有2.7万名党员干部主动交代了违纪违法问题，5000余名党员干部主动投案。“这些人当中，有的被纳入监察范围，自知问题终难掩盖，因而主动投案;有的为了得到从宽处罚、改过自新的机会，主动交代问题。”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不容易，时时刻刻做明白人更不容易。不妨重温习近平2014年的一番话：“那些大贪巨贪，最后不就当了一个财物保管员吗？就是过了个手，最后还要还财于民、还财于公。不要做这些事情。”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5.1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