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方面将父亲投入监狱关押，另一方面散布谣言说刘光典已“弃暗投明”。国民党特务机构还挑选了一个各方面都与父亲十分相像的特务，假扮“刘光典”，派往香港，对新中国进行捣乱破坏。

刘光典，1948年7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从事情报工作。1949年开始，他两次赴台湾执行任务，后遭追捕。逃亡4年后，1954年刘光典被国民党抓捕，1958年12月蒋介石亲手签令核准刘光典死刑，1959年2月刘光典被杀。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刘玉平就与姐姐刘玉芳、哥哥刘玉胜及儿子刘新宇，奔走于大陆与台湾之间，找寻父亲刘光典在台湾进行隐蔽战线斗争的多方证据，证明父亲是一名优秀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近日，刘玉平亲撰《寻找父亲——刘光典烈士的红色足迹》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首部经审批公开发行的反映中共在台隐蔽战线人员生活的作品。下文为刘玉平口述。

台湾解除戒严，开始寻找父亲

自1949年4月起，我（刘玉平）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父亲。记得四五岁时，我曾问妈妈：“爸爸在哪里？怎么总不见他回来？”妈妈回答：“等全国解放后，爸爸就回来了。孩子，以后别问了。”那时我并不明白全国解放的含义。爸爸哪里去了？他难道去了台湾？他以什么身份去的？何时去的？何时回来？他回来与全国解放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不断在我脑海中闪现。

1987年7月，台湾解除了戒严，打开了两岸民众近40年的隔绝状态，数万名国民党老兵回到大陆与家人团聚。这给我们寻找父亲带来了一丝希望。

1988年春节前后，我和姐姐一起到统战部，看到印有“绝密”字样的文件。文件中列出了1950年前后，中共地下党在台湾牺牲的烈士名单，父亲刘光典的名字赫然在列。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得知父亲已经牺牲的消息，同时也是我第一次得到有关父亲情况的官方消息。

这份文件只有短短一行字：刘光典，旅顺人。没有具体情况描述，我们也不能详细了解父亲牺牲的原因、时间、地点。后来我才知道，这份文件虽然只有一行字，但實在来之不易。这是1950年前后一名在台湾战斗，被国民党抓捕坐了10年牢的共产党员收集到的中共地下党在台牺牲烈士名单，中央有关部门决定要将这些同志追认为烈士。这份文件使父亲的身份首次得到证实，我们也第一次验证，父亲为了台湾的解放，被派遣到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并献出了生命。

父亲牺牲40多年终于找到骨灰

1991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父亲所在单位的几个同志，将姐姐、哥哥和我召集在一起，对我们正式传达，父亲刘光典于1949年全国解放前，为了台湾的解放，离开妻子子女奔赴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牺牲，时年37岁。

1992年9月，民政部给我们颁发了父亲的烈士证明书。此后，为找寻父亲的生前事迹，我开始从各个渠道搜集文件资料。

后来，我与台湾有关部门进行交涉、并与台湾有关部门打起了一场历时约八年的官司。在非常曲折的过程中，我们不断交叉印证信息。通过这场官司，也解开了父亲的事迹和身世之谜。

1991年，父亲被追认为烈士后，我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置了一个空骨灰盒，同时我们开始寻找父亲的遗体。1993年我曾致函受难人互助会，请求帮助。十年后，2003年4月20日上午，我突然接到互助会工作人员王锦松打来的电话，说父亲的骨灰找到了。

原来，当时台湾当局决定对六张犁墓地灵骨塔重修，塔内存放有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普通老百姓的数百个骨灰坛，还有一批被国民党杀害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的骨灰。在动工前，管理部门向社会发布通告，公布所有在存的骨灰名单。

名单公布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受难互助会工作人员前往核实，发现了刘光典的名字。王锦松等人立即找到贴着“刘光典”三个字的一个浅黄色的带釉小骨灰坛，然后拍照发给了我。

离别54年后，经过长年苦寻，我们终于找到了父亲。

组织揭秘，曾有真假两个“刘光典”

2008年9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儿子刘新宇在网上发现了名为《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的小册子，是父亲被捕一年后编印的，详细记述了父亲如何被捕等境况。2008年秋天，我又看到了五份来自台湾方面的重要材料。其中包括向蒋介石的报告、案件判决书，以及父亲牺牲前后的两张照片。一张父亲被五花大绑，胸前挂有“刘光典”三个大字，被押赴刑场;另一张父亲已经牺牲了，仰面倒地，双目怒睁。

父亲牺牲的确切消息被证实后，有关方面对此十分重视，一再询问其真实性。过了几天，有关部门的同志找到我们，向我们揭开了一个被尘封了50多年的秘密。

原来，父亲被捕后，国民党特务机构认为他是中共中央情报机构派出的人员，可利用价值很高。按对父亲罪大恶极的结论，早应处死，但国民党没有立即将父亲处决。他们一方面将父亲投入监狱关押;另一方面散布谣言说刘光典已“弃暗投明”。国民党特务机构还挑选了一个各方面都与父亲十分相像的特务，假扮“刘光典”，派往香港，对新中国进行捣乱破坏。在当时环境下，受条件限制，有关方面难以辨明“刘光典在港活动”这一消息的真伪，国家安保部门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防止“叛徒刘光典”回内地活动。

2008年11月，总参某部拨出经费支持我们去台湾祭拜父亲，我们就取回了一半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另一半，依旧放在台湾六张犁墓地灵骨塔，因为祖国还没有统一。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祖国统一，也是他当时赴台执行任务的原因。我想，等祖国统一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把两部分骨灰合葬在一起。

（《新京报》2019.5.11 何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