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绘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了周令钊。接到任务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畫像绘制接近尾声时，聂荣臻元帅亲临现场说：“像，非常相像！”一句话让周令钊吃了定心丸。

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戴八角帽的毛主席画像，国徽、共青团旗、少先队星星火炬，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甚至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满天星”穹顶……这些，都是他亲自绘画、设计或参与的作品。而这，也只是他从艺80多年众多作品中的“冰山一角”。

他，是被誉为新中国“国家形象设计师”、见证了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的百岁老人周令钊。

开国大典前夜还在赶制毛主席画像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两天，周令钊出生于湖南。他毕业于湖北武昌艺专，1948年8月，他受聘于北平国立艺专。

1949年9月，开国大典筹备处把绘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了国立北平艺专。艺专党委书记江丰找到周令钊，因为之前他已多次在重要会议会场布置中绘制过毛主席画像。

接到任务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周令钊带着妻子陈若菊，登上了搭建在天安门城楼上东墙根的大型脚手画架。他们饿了啃一口凉馒头、渴了喝一口热水。

“像，非常相像！”画像绘制接近尾声时，聂荣臻元帅亲临现场，他的话让周令钊吃了定心丸。画像原片是新华社摄影师郑景康在延安时期给毛主席拍摄的。“主席的风纪扣开着，显得很洒脱。”聂帅观看后觉得“还是系上好”。

画像完美收工时，已是开国大典前夜，周令钊回到住所还未休息，便又来人了。因为周总理觉得画像下面，一行“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远看又小又花，很不协调，提议“马上改”。周令钊一手拿照片、调色板，一手握画笔，再一次爬到了聚光灯下的巨幅画像前。到收工时天已大亮，此时距开国大典只剩几个小时。那一年，周令钊30岁。

从团旗、星星火炬，到国徽、人民币设计

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召开。

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美术编辑娄霜找到周令钊，请他帮忙设计一稿“共青团团旗”。

“全国各族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刚听完娄霜关于团旗理念的介绍，一颗被一个圆圈环绕的五角星就出现在周令钊的稿纸上。

没等解释，娄霜已经兴奋地叫好：“简洁明了，太贴切了。”就这样，5分钟不到，一面鲜艳的“团旗”诞生了。

其后，“星星火炬”，一代代中国人铭记的少先队队旗也随之在周令钊参与下诞生。

1950年，周令钊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小组成员和张仃、张光宇，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小组共同完成了国家形象中最重要的徽标——国徽的设计工作。

“国徽的设计是一个集体创作。”周令钊说，他当时提出“将一颗星改为五颗星，与国旗一致”的建议被采纳。

“五颗星给天安门赋予了新含义。天安门是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是新中国国家标志性建筑，又曾是旧时代皇城的建筑，在天安门上空升起新中国国旗的五颗星，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新中国国徽中的最基本的图形组合。”女儿周容说，父亲不止一次跟她交流过国徽上五星设计的深层意义。

从1950年起，周令钊承担了许多重要的国家任务，更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国家形象设计”。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人民币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的总体设计工作。

周令钊回忆：“1950年，时任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的罗工柳接到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的任务，于是就找到我来做总体设计。”再后来，妻子陈若菊、著名画家侯一民与夫人邓澍等也陆续加入到了创作队伍之中。

最怕别人称他“艺术家”

“业内很多人都不知道父亲为国家到底做了多少事情，包括我自己。”周容说。在听一次讲座时，她才知道，人民大会堂穹顶灯光“满天星”的设计构思竟是出自父亲。

那是1958年，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穹顶吊灯设计安装遇到了难题。之前在政协礼堂施工中，吊灯因承重问题坠落，造成几十个座椅损坏。而号称“万人大礼堂”的人民大会堂主会场，高度和纵深都比政协礼堂大得多。“按照比例，建筑承重怎么解决？”周总理说。周令钊随手用铅笔在稿纸上画出了众星环绕“五角星”的“满天星”设计草图。周总理接过草图，连说：“好！就是它了！告诉大家别来了，散会！”

这正是今天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穹顶“满天星”的雏形。

对此事，当代著名艺术家韩美林在文章中写道：“按照周先生的方法，不但突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理念，而且在建筑结构上易于实现，美观简洁、突出主题，令人拍案叫绝。”

2017年，98岁的周令钊应邀设计了“戊戌狗年”特种邮票，创造了中国邮票史上近百岁艺术家创作邮票的奇迹。

采访中，百岁周令钊仍然最怕被称“艺术家”，“我只是教员，是老师，家不家的，那都是人家说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也不敢当。”

（《新华每日电讯》20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