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利

摘要： “民主（的）集中制”是列宁应对国内外社会民主党组织思想斗争挑战，传承发展集中制理论的必然选择;是列宁适应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需要，强化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必然选择;是列宁抢抓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作环境变化新机遇、积极引领党的组织壮大发展的必然选择，具有丰厚的精髓要义。文章认为重温列宁的这一伟大思想，对于新时期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列宁;民主（的）集中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民主党

列宁积极迎接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挑战，紧紧抓住社会民主党工作环境变化的新机遇，包容吸纳国内外社会民主党人关于“集中制”的批判意见，汲取工人、农民、士兵的苏维埃群众组织领导罢工运动、号召反抗压迫、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勇挑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革命重担，自觉推动集中制思想发展成为“民主（的）集中制”思想。这一思想对于新时期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民主（的）集中制”思想是列宁应对国内外社会民主党组织思想斗争挑战，传承发展集中制理论的必然选择

列宁有感于马克思主义民主建党理论、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巴黎公社建党实践中民主有余而集中不足的问题，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时期提出了集中制理论。列宁指出，在官僚特权不受限制、专制势力异常猖獗、单个工人无能为力的时代，工人阶级为了自卫，必须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1]167，凝聚全党共同的意志，团结全党统一的事业，推进全党共同的工作，维护革命的纪律，集中革命的力量，重塑、构建一个反抗专制政府迫害和资产阶级压迫的“比较巩固的堡垒”[1]171，摧毁沙皇专制的国家。首先，集中领导是一切革命运动持续发展的基本法则。列宁强调，一切革命运动必须形成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核心，“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118。其次，集中领导是社会民主主义党派开展工作的必然选择。作为“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体”[1]167的俄国社会民主派别的各革命力量、革命小组和革命组织，为了把产业工人自发的民主主义斗争转变为无产阶级政党自觉“争取实现一定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1]166，必须加强组织领导，统一各方思想意见，因此，“集中制是必不可少的”[3]226。第三，集中领导是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胜利发展的根本保障。1895年，列宁运用集中制原则，整合彼得堡市内的各马克思主义小组，建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设立中央小组、区小组、工厂小组三级机构，集中优势力量在产业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先后组织发起了15次工人罢工，取得了9次胜利、1次妥协的战绩，显示出巨大威力，推动莫斯科、基辅等地社会民主党派力量、小组、组织纷纷改组成“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并在此基础上合并成立了一个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遗憾的是，列宁的“集中制”思想只得到社会民主党内很少一部分人的支持，“大批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则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狭隘观念”[4]266，并最终“造成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新划分”[5]385。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少数派，即孟什维克，攻击党的集中制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非社会民主主义”，污蔑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是“专制”“党内独裁”“党内首长的专制统治”，诬陷党的定期汇报制度是“盲目服从”“死板纪律”，诽谤党的组织是可怕的“工厂”，贬损党的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是“农奴制”，诋毁中央领导下的专业分工是“小轮子和小螺丝钉”，使党处于极其严重的组织瓦解和思想混乱状态。

列宁倡导的“集中制”甚至引发了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的激烈讨论。第二国际著名左派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卢森堡反对实行列宁式的“极端集中主义”和“无情的集中主义”[6]501：第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仅党员数量少，而且普遍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尚未形成为一个“有阶级觉悟和有判断能力的无产階级先锋队”[6]504，缺乏实行极端集中制的政治先决条件;第二，集中制不是“在工人运动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实现的绝对概念”[6]505，在机会主义泛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简单粗暴、机械强硬地实施极端集中制违背了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演进规律，陷入了“一再跟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开玩笑的主观主义”[6]517。第三，“集中制”把党的组织基础建立在“党的战士对党的中央机关的绝对的和盲目服从上”[6]503，在党的核心和普通党员之间筑起了“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6]503，阻碍社会民主党“健康生命的脉搏跳动”，受害的终究“会是社会民主党自己”[6]517。卢森堡的批判对列宁产生巨大震动，列宁随即写了《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感谢卢森堡揭示了“奴隶般的顺从对党的严重危害性这样一个深奥的思想”[7]35，反驳了卢森堡避实就虚的“各种各样的骇人之谈”，但他在此后的言论和著作中很少再出现“集中制”的字眼。

二、“民主（的）集中制”思想是列宁适应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需要，强化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必然选择

1905年1月3日，俄国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举行罢工，随后其他工厂和制造厂纷纷响应，很快演变为彼得堡工人总罢工。1月9日，彼得堡工人罢工游行遭到专制政府的野蛮镇压和集体枪杀，激发了莫斯科、科夫诺、维尔诺等地工人相继罢工，从而点燃了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硝烟。5月，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纺织工人最早成立了151人的罢工领导机关——工人代表苏维埃，每天召集一次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研究罢工策略、提出罢工要求，实现了政治自由，确立了革命秩序，建立了工人警察和人民法庭。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农民受此影响，也纷纷成立农民委员会，并依靠这些组织把地主驱逐出乡村。6月，黑海舰队“波将金”号水兵起义，士兵们选出了军舰委员会，做出了革命的决定，开创了士兵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新篇章。10月，全俄政治大罢工期间，彼得堡、莫斯科等大的工业中心城市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海参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地成立了士兵苏维埃，波罗的海沿岸一带、沙拉托夫省、高加索等地成立了农民代表苏维埃，这些“在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的广大工人群众的非党组织”[8]207，采用直接选举、随时罢免、随时撤换等直接民主形式，组织领导革命群众出版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公布罢工决议、提出罢工要求、发出罢工宣言、鼓动工人罢工，唤起了千百万劳动人民参加政治组织、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显示出较强的凝聚力、号召力、领导力和战斗力，最终逼迫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十月十七日宣言》，宣布俄国实行君主立宪，公民人身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立即举行国家杜马选举。工人、农民、士兵苏维埃带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暂时性胜利，开创了一条属于无产者的“走向自由和社会主义的艰巨而又正确的光明道路”[8]58。

遗憾的是，《十月十七日宣言》不过是一则纸上宪法。“口头上作了让步”[8]65的沙皇政府暗地里准备反扑，在被迫颁布立宪宣言的同时偷偷策划实施一系列破坏革命的行动，“用它的尸毒来毒害俄国”：宣布人身不可侵犯，但拒不释放那些因反抗专制制度而被捕入狱、被流放的政治异见分子;宣布集会自由，但却派兵封闭大学，把守校门，严禁进步青年学生随意出入;宣布出版自由，但却查封革命报刊，没收革命刊物，禁载革命信息;宣布法制的大臣取代黑帮大臣的职位，但却默许纵容黑帮分子肆意绑架、毒害、枪杀革命人士，所谓的君主立宪“都不过是一种幻象、泡影、转移视线罢了”[8]57，66。面对沙皇政府的反攻，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自由资产阶级害怕失去自己的私有财产，不敢同官僚制度彻底决裂，他们千方百计地想削弱革命、制止革命;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刻意回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任务，不但自觉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甘愿沦为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阴谋篡夺苏维埃领导权、抵制工人罢工和武装起义。“在革命时期对工人阶级实行政治领导”这一“空前重要而艰巨的新任务”[9]77历史性地转移到有组织、有原则、最先进、最革命的布尔什维克肩上。

列宁认真观察分析工人、农民和士兵的苏维埃组织形式，提出了“既要工人代表苏维埃，又要党”[8]55的论断，自觉推动集中制思想发展成为“民主（的）集中制”思想。一是推崇民主，鼓励党员有计划、有组织地参与苏维埃工作。列宁号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有（尽可能）成员”[8]55都参加到一切苏维埃中去，在“每个苏维埃内部必须建立尽可能强有力的党组” [8]207，在保持社会民主党“完全独立的、坚持原则的、觉悟的”[8]57基础上，不断地、不渝地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和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进程和结局的影响”[8]207。二是实行选举，可以随时撤换党的领导人。列宁强调，整个党组织应该“自下而上在选举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10]257，党的所有负责人、所有领导人、所有机构都必须由选举产生，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三是主张集中，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全俄政治中心。列宁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具体实践中充分认识到，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想走得远一些、走得顺一些，必须建立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的、群众绝对信任的、革命毅力无比充沛的、同有组织的革命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有密切联系的全俄政治中心”[8]78，吸收一切社会民主主义者，形成一切真正革命力量的集中，实现一切真正革命活动的联合，增添党的队伍的新活力，灌输俄国革命的新气息。

三、“民主（的）集中制”思想是列宁抢抓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作环境变化新机遇，积极引领党的组织壮大发展的必然选择

改建社会民主工党是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的需要。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各大阶级阶层纷纷登台亮相，发表声明、发出要求、发布纲领，展示自己的阶级实力、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明确自己的立场倾向。担负着竭力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袖作用的责任、长期处于地下状态而停滞不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仅迫切需要同群众代表进行沟通，改变宣传鼓动办法，用简明扼要和有说服力的方式回答工人、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现实、最真实、最迫切的新问题，进一步明确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務，保证党始终沿着正确的坚定的方向前进;而且迫切需要根据革命实际、利用已经扩大的相对政治活动自由，改变过去地下秘密工作状态，依靠全体党员的首创精神，创新党的组织形式，建立一些“手续不太严格的、比较‘自由的‘松散的组织”[8]82，最广泛地吸引集聚一切工人社会民主主义者，最大胆地进行反对一切农奴主和地主组织、大地主和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组织的阶级斗争，最清晰地揭露中等地主和中等资产阶级组织伪善的民主面貌和立宪幻想，最直接地揭穿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织的虚假社会主义性质，启发、教育无产阶级建立独立政党，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和武装起义。

民主（的）集中制原则成为党内一致公认的原则。面对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孟什维克研究提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按照民主（的）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11]455的决定，正式承认了党的集中统一的必要性。与孟什维克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分歧严重的布尔什维克又该何去何从，采取什么策略呢？列宁随即研究分析了党的政治活动条件，作出了党的集中制工作方式“在很多方面都已过时”[9]117的论断，认为党的组织工作应当重新从头开始，在保存党的秘密机关、坚持党的集中领导的同时，抓住“工人们迫切要求建立组织的心情”[8]66，“最广泛地利用现有的比较广泛的自由”，[8]77在“党组织内充分实现民主原则”[8]81，从而开启了党内民主探索的新征途。1905年12月12-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党的改组》决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9]119，公开、正面地回应了孟什维克实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倡议。1906年3月，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提纲》中讲到：“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行的。”[8]214列宁坚信，切实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就能保证党不发生分裂、保证党内思想斗争能够而且应当同严格的组织要求相统一。在列宁的努力下，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一次将“党内民主（的）集中制成为一致公认的原则”[12]59写入党的组织章程。列宁的民主（的）集中制理论获得全党的广泛拥护和普遍认可。1907年，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完成了改组，实现了全体党员的真正统一，保证了大多数优秀工人能够参加而且必然参加对地方组织一切工作的领导。列宁的民主（的）集中制理论在具体实践中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政治效果。

综合分析，列宁的民主（的）集中制理论的精髓要义十分丰富：一是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整个党组织是“自下而上在选举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0]257，党的所有负责人、所有领导人、所有机构必须由选举产生，向党员公布活动、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二是统一党的中央机构。“党的中央机关应该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党的全体代表大会应该选出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指定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等等。”[8]214三是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定期由中央委员会负责召集，每年召开一次，公开讨论和决定党的重大问题。四是保障人人都能独立发表意见。党内思想斗争努力做到“讨论自由，行动一致”[12]63。党内重要问题以及那些同群众本身的一定行动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特别是在涉及群众独立发动政治行动的时候，例如罢工、选举、抵制某个大的地方机构，等等”[10]249-250，必须用向全体党员征求意见的方式来决定。五是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列宁提出：“当多数已经完全形成的时候，少数在自己的政治行动上必须服从多数。”[8]157

四、列宁“民主（的）集中制”思想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不同场合公开阐述了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重大作用，总结分析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面临的核心问题和突出矛盾，科学指明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亟须采取的有效措施和方法手段。2018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重温列宁创立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历史脉络，对于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一是充分保障党员的知情权。下大气力提高党务公开思想意识，扩大党务公开的范围，建立党务公开长效机制，增强党务公开的时效性，突出党务公开的实效性，凡是不危及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等的党务，应一律公开公布。二是充分保障党员的参与权。提高党员干部直接参与决策的素质能力，创造党员干部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拓宽党员干部直接参与决策的方式途径，扩大党员干部直接参与决策的事项范围，创新党员干部直接参与决策的体制机制，完善党员干部直接参与决策的流程程序。三是充分保障党员的表达权。适应党员干部思想表达需求日益增长的趋势，拓宽党员思想表达的渠道，健全党员思想表达的机制，明确党员思想表达的边界，支持党员在党的一切会议上自由地发表意见、自主地表达想法、公开地发出声音。四是充分保障党员的选举权。妥善处理好选举与任命、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等额选举与差额选举等多种关系，在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基础上，创新探索党内竞争性选举，扩大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的范围，提高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的层级，改进候选人自上而下的提名方式，营造真正体现选举人意志的环境，保障每个党员非因受留党察看处分外，享有充分的被选举权和选举权。五是充分保障党员的监督权。破解普通党员不敢监督、不能监督、不愿监督的难题，支持一切党员在党的一切会议上有事实、有根据地指出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党员个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错误，积极、负责任地揭发、检举党员和干部违规违纪行为，有勇气、有担当地提出罢免、撤换、处分不作为、乱作为党员干部的要求。

其次，实行正确的集中。一是科学决策。党员干部应认真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等各类知识，努力增强领导经济能力、驾驭市场能力、掌控全局能力、变革创新能力，增强理性认知，摈弃个人偏好，破除信息壁垒，全方位、立体化、多维度地观察事物、分析矛盾、解决问题，善于抽丝剥茧，透过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外部表象深挖事物本质，掌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探寻事物发展的一般趋势。二是民主决策。决策事项要聚焦民生，坚持群众想要什么就干什么、群众关心什么就干什么、群众期盼什么就干什么，决不“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 [13]213-214;决策过程要聚焦民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运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入户走访了解情况、基层单位蹲点调查、“解剖麻雀”典型调查等形式，公开听取相关意见，不断扩大共识;决策判断要聚焦民智，把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快樂不快乐作为衡量决策成功与否的重要依据;决策成果要聚焦民利，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三是依法决策。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切实增强法治观念。党委政府做出任何重大决策、出台任何重要文件、审议任何规划计划、处置任何重大事件，都要奉行法治;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主动征求法制部门意见、听取法治专家建议，开展听证评价，进行社会风险评估，确保一切改革举措在法治轨道上进行。

最后，维护党中央权威。一是坚定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的地位，尊重人民的选择、尊重历史的选择、尊重时代的选择，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袖权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方向指引。二是坚定政治站位，思想上听党话、行动上跟党走，把准党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立场，坚守党的政治信仰，胸怀党的政治理想，坚决执行党的方针路线，认真贯彻党的决策部署，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规矩，时时刻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是坚定维护党的团结，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向党中央基准看齐，绝对忠诚于党的事业，坚决不做“两面人”、坚持不说“两面话”、坚意不干“两面事”、坚执不从“两面派”。四是坚定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强化政治观念、程序观念，增强纪律意识、组织意识，尽职尽力做好工作，自觉接受组织领导，绝不超越权限办事。五是坚定遵守党的纪律。2018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党规党纪的形式，把党的纪律建设在理论、实践和制度方面的创新成果固化下来，实现了党内法规建设的与时俱进，必将扎紧扎实扎密“关着权力”的制度之笼，为反腐败斗争持续保持压倒性态势、最终取得压倒性胜利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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