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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在韩国的传播及影响

2019-10-08李宇涵

文教资料 2019年20期
关键词:百家姓

李宇涵

摘    要: 朝鲜半岛与中国接壤,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两地长期频繁交流中, 以“三、百、千”为代表的蒙学典籍在朝鲜半岛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朝代的更迭,这些典籍虽然渐渐为新兴教材取代,但它们的价值和影响力依然值得重视。本文以中国传统蒙学典籍《百家姓》为例,运用历史文献法追踪其在韩国的传播和影响。研究发现,《百家姓》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汉语教学、社会教化和学术领域等方面。

关键词: 《百家姓》    蒙学典籍    韩国传播

引言

蒙学泛指我国古代对儿童的启蒙教育,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还注重伦理道德规范的培养[1](1)。古代蒙学在中国的教育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先秦两汉到宋元明清,各类蒙学典籍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中,“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经久不衰的蒙学经典。千百年来,《百家姓》不仅在国内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以韩国为代表的汉字文化圈也广为流传。

一、《百家姓》在韩国的传播

韩国先后经历了三国以前的时期、高丽王朝、朝鲜王朝,直至现在的大韩民国,中国典籍在此地传播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主要国家之一,韩国的文化起源为《百家姓》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根据史书《李朝世宗实录》平壤道地理志载:“平壤府……本三韩旧都……周武王克商,封箕子于此地,是为后朝鲜。”《海东绎史》记载道:“箕子率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皆从而往,教以诗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可见在古代,这里曾是周王朝的封地,人们学习中国的诗书礼乐,熟悉中国的文化;自此,朝鲜半岛已经开始接触并学习汉字,至百济、新罗时期,人们不仅广泛地使用汉字,还有汉诗的产生[2](102),文化和语言上的共通无疑成为中国典籍(《百家姓》)得以流传的重要助力。

另外,《百家姓》在韩国的传播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韩国人的姓氏和中华姓氏有很大程度的相似之处,然而这种相似并非偶然。《朝鲜氏族统谱》凡例:“凡有文字,然后姓氏乃出焉,是以朝鲜素无文字,自中国而来,姓氏亦随文字沿袭中国。记云:半万殷人渡辽水。其后中国人东来,氏族亦复不少,其姓氏之源流莫详乎?中国之文献可征矣。”由此可见,两国姓氏其实出自同一源头,而在历史上,由于战争、政治、商业等因素的影响,各个时代都有从中国移民至朝鲜半岛的人群,根据《大东韵府群玉》《各姓氏谱》等资料记载,中国移民朝鲜的情况如下:商朝9姓,汉朝5姓,晋、陈、梁朝各1姓,唐朝32姓,宋朝17姓……[2](277)这样的移民使得更多中国姓氏传到了朝鲜半岛。《百家姓》是中华姓氏的集合,不乏古代和现代韩国人使用的姓氏,两国姓氏的紧密联系则成为此书在韩国被传播和接受的重要社会基础。

二、韩国《百家姓》的版本

《百家姓》在韩国传播的数百年历史中先后出现了多种版本。其中,古代《百家姓》目前考察的除了一般的四字《百家姓》,还有诸如《百家姓源流备考》《百家姓考略》等衍生版本。另外,受各时代印刷技术的影响,刻印类型也包括木板本、石版本及影印本等多个版本。详见下表:

三、《百家姓》在韩国的影响

《百家姓》在韩国的教育、文化乃至学术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汉语教学方面

《百家姓》是中国传统的蒙学典籍,识字辨音和文化教育功能不仅适用于处于启蒙时期的中国儿童,还适用于母语非汉语的汉语学习者,因此,《百家姓》在韩国最大的影响在于教育方面。

目前明确记载的朝鲜半岛专门学习汉语的历史可追溯到泰封国时期,泰封国弓裔王设“学习诸译语”的機构——“史台”,其中便包括汉语[2](363)。到了高丽时期,学习汉语的机构进一步完善:“通文馆,忠烈王二年始置之。令禁内学官等参外年未四十者习汉语……时舌人多起微贱,传语之间多不以实,怀奸济私,参文学事。金坵建议置之。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4]通文馆和司译院的设立证明了高丽对汉语学习的重视,包括《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在内的中国蒙学典籍成为这一时期最常见的教科书。朝鲜时期更是学习汉语的一个高峰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由司译院及精通汉语者翻译和编写的新式汉语课本,例如《华音启蒙》《中华正音》《汉谈官话》等[5],在这些教材中,依然可以看到许多中国蒙学典籍的影子。譬如,《百家姓》《千字文》天干地支、二十八宿、算数、华音正俗变异(对千字文288字、百家姓68字解释正音俗音两种语音)等都附在了《华音启蒙》之中;《五伦全备记》(全名“新编劝化风俗南北雅曲五伦全备记”)加上谚解成为汉语课本,是宣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经典教材;《伍伦全备谚解》包含727条注释,有458条注释都属于典故、历史、礼俗、风俗等文化方面的注释,其中对于书名的注解就包括了《百家姓》《三字经》《孝经》等[6];成书于朝鲜朝后期高宗年间的《你呢贵姓》前七页便是《百家姓》《千字文》、天干地支等内容。到了近现代,中国古代蒙学典籍依然是韩国汉语课堂的经典教材。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92年中韩建交以前,入门和初级程度的韩国大学中文教育依托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等典籍教授汉语和汉字[7]。韩国公州Master高中的中华文化课也有使用《百家姓》进行教学的案例[8]。以上资料证明,从古至今,以《百家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蒙学典籍在韩国的汉语教学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翻译官李应宪编纂的《华音启蒙》序文中写道:“旧有《老乞大》《朴通事》《译语类解》等书,而华语之各省或异,古今亦殊,使骤看者转相讹误,恐不无鼠璞之混,烛盘之谬矣。今李知枢应宪取常行实用之语,略加编辑,名之曰《华音启蒙》,若《千字文》《百家姓》,并用燕京话译之以东谚,开卷了然,若置庄岳而求齐语,仍复鸿财刊布,其为初学指南详且备矣。”可见《百家姓》的汉语启蒙作用深入人心,古代除了中国的汉语教育者外,韩国本土学者也将其纳入汉语教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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