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丹

语文教材选人名家作品时，或多或少会有删改。这些删改，有的因为文本自身存在问题，比如出现了错字病句以及不规范的用法，有的是考虑了学生认知心理特点的接受需要，还有的则对其中不合时宜的个别内容作了删节。虽然很难对课文的删改问题加以抽象概括，然后来判断是成功还是失败，而只能结合具体课文来加以讨论，但从我实际接触到的课文和原文对读来看，一个基本看法是：名家的作品，除一些篇幅过长不得不节选外，保留下的部分，能不删改的还是以不删改为好。删改过多，如以前小学语文教材中选人的安徒生童话《丑小鸭》，等于重写了一个故事，那还是不选为好。否则，保留下来的文字毫无美感可言，“丑小鸭”还真成不了白天鹅。

此前，我曾就统编本教材六年级上册选人的老舍《草原》一文加以解读，顺便谈及删改欠妥问题，这里专门就六年级下册选人的老舍《北京的春节》一文，讨论其中删节。之所以要专题讨论，是因为课文后面有一道思考探究题要求“说说课文哪些部分写得详细，哪些部分写得简略，这样安排详略有什么好处”，而删改的问题正涉及详略处理问题。所以我们不妨反过来探究一下，如果把原文当作已然存在的写作材料，编者的删改处理是否体现出某种好处？如果也有缺憾，到底是什么缺憾？下面就来展开讨论。先讨论“删”，其次是“改”。

一、关于“删”

根据课文编者所依据的《老舍全集》版本，《北京的春节》一文有2500余字，而课文保留下的总文字量在1300余字，删去了近一半。应该说，删去的总量还是相当大的。

对于一个六年级学生来说，在规定的学习课时内，单篇课文到底有多少的文字量是合适的？从与单元的其他课文，与一学期的总阅读篇目乃至从小学到中学阶段的衔接来看，文本应该有怎样的阅读长度以及难度是适合的？这些相关问题涉及学生的认知心理特点，也涉及时下学生的生活阅历以及与课标要求的匹配度等，我对此没有专门研究，无法加以深入讨论。而只能就我的理解局限于文本来讨论，得出的结论多少有些纸上谈兵，不一定准确。

从删除的整体情况看，凡是围绕着春节风俗的民间传说，也包括一些民间信仰乃至祖先崇拜的习俗，一概被删除了。虽然这样的整体删除，使得存留下的内容似乎沒有碎片化的感觉，但造成的结果却仅仅是流于表面的完整。因为节日礼俗中人们所具有的一些行为习惯，是跟民间信仰和传说密切相关的，直接或者间接地体现出人们根据时间的节律，调节生产和休闲、调控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人神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老舍写到的腊八“祭祖祭神”以及除夕“吃团圆饭，祭祖”，就是人们调适人与祖先、神祗关系以及调适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现在的课文，把凡是祭祖祭神的内容一概删除，使得反映社会关系的调适只有水平、横向的维度，缺少了纵向、垂直的维度。而且把传说一概删除，让有些习俗的起源不再彰显，使得叙述到人们的一些行为时，变得有些莫名其妙。比如原文中有这样一段：

二十三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儿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纸像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多少多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按旧日的说法：有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现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粘灶王的嘴了。

在课文中，被删节成这样：

腊月二十三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春节的“彩排”。天一擦黑，鞭炮响起来，便有了过年的味道。这一天，是要吃糖的。街上早有好多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瓜形，又甜又黏，小孩子们最喜欢。

这里，有关祭祀灶王的内容以及用糖粘灶王嘴巴的传说都没了踪影，只是很生硬地来一句“这一天是要吃糖的”。类似的删节处理，或许是考虑到这样的传说带有迷信色彩。但问题是，不仅这故事本身充满童趣，而且用糖封嘴来避免被打小报告，确实富有民间智慧。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化解矛盾、缓解担忧的同时，多少也反映出百姓对打小报告的举动没有好感。在课文中保留这样的传说，可以让学生知道，许多风俗习惯其实都有一定的来历或者说背后蕴含着富有趣味的故事。剥离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哪怕是迷信，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风俗也就成了徒具表面热闹的空壳。尽管教材在课文后面的思考探究题要求学生讨论北京的春节的“热闹”，但既然是探究，就应该引导思维从“热闹”中往深处发展，而删节的课文在一定程度上是把这种探究的平台抽去了，未免有些可惜。

有些内容，同样涉及对民俗文化的本质和起源理解而又并无任何迷信色彩，但也被删除，那就更为可惜了。

原文开头，在写到腊八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接下去写到“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这段关于写冬天到春天的变化以及人们迎春的文字，全部被删除了。后面还有一段写到大家紧张忙乎迎接过年，原文是：

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须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做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

其中，“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做新鞋新衣”一句也被删除，这样，后面一句“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在行文的前后逻辑上就不够严密。但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开头提出的迎春意味是春节礼俗颇具本质意义的。这一不能或缺的交代，显示了时令礼俗习惯中，民众对自然时间的一种主观能动性、一种操控性。人们固然无法改变时间，但能够在顺应和利用时间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一种主观能动性。而过年习俗，其本质意义就在于民众的除旧布新，在于用实际行动也是崭新的精神面貌来迎接春天的到来。这也是作者要在文章一开头就提示的关键句。把这句带有总纲性质的话删除，是否有欠斟酌？

删除不仅涉及内容的有无，也关系到详略的处理。教材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可商榷的地方。比如，原文有两处提及干果的品种，都作了比较详细的罗列：

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产展览会。

这是用各种干果（花生、胶枣、榛子、粟子等）与蜜饯掺和成的。

前一处提及的是腊八粥的用料，后一处提及的是孩子们买的杂拌儿。教材在文字上都作了调整，结果成了这样：

粥是各种米，各种豆，与各种干果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

这是用花生、胶枣、榛子、粟子等干果与蜜饯掺和成的。

相对来说，前一处删除了具体保留了概括，后一处删除了概括保留了具体。这样的详略处理是否合适呢？我认为并不合适，至少对前一处的处理很不应该。因为腊八粥的特点就在于物品之多，通过罗列具体干果名，可以给人深刻印象，也给了夸张为“农产展览会”一定的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文学性书写，恰恰是通过具体名称的罗列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唤起人们对生活的记忆的（包括原文中写到庙会具体列出的寺庙名，有着特定的文化记忆意义，均不该删除）。而且即使在概括书写时，因为都有“的”，使得本来已经很长的句子节奏缓慢下来，从而在阅读中似乎真有了一种慢慢熬成粥的幻觉。但这种阅读的具体感受，在教材修改后的句子中荡然无存了。

二、关于“改”

当然，对于篇幅较长的原文，一切关于删除内容不应该的观点，也许都可以在教材所能容纳的篇幅有限中找到有力的反驳。但是，当编者仅仅是对内容的表述形式方面作稍微改动，篇幅问题已经不存在时，语言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

这里就教材对原文的词语变换和次序调整举一些例子。先看一处词语变换。

原文开头交代熬腊八粥用料丰富，所以说这是小型的“农产展览会”，教材中将其改为“农业展览会”是不精准的、欠妥的。其实，此前老舍的原文中用过“农业”一词，说用料之丰富，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而接下来用夸张的手法说是“农产展览会”时，其下笔是极有分寸感的。因为泛泛地说，这么多食品可以体现出农业社会耕作的方方面面，但一旦作为成品出现在人们锅里时，还是说“农产展览会”而不是“农业展览会”那样的包罗万象更妥当些。也就是说，即使夸张，也还需要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体现出用词的精准，不然，运用夸张手法就跟说相声般的吹牛皮没有多大区别了。

同样能说明语言使用精准的，是一些调整词语次序的例子。

上文引用过一例，说明大人们在为准备过年而忙乎着，其中有一句是“他们须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一切”，在教材中被改为“他们必须预备过年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如前所述，在这里，因为教材删除了大人们为小孩“赶做新鞋新衣”一句，所以特意添加了“穿的”，而把原文中“使的”替换成更通俗的“用的”，这看似问题不大。但有一处词语次序上的调整值得再推敲，就是原文把“喝的”放在最后，教材中却将其提前至第二位，緊跟在“吃的”后面。也许在日常生活中，“吃的、喝的”总是联系在一起，所以把这两者放在一起也是十分合理的。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老舍采用了一种反常规的写法，要在“吃的”和“喝的”中间，插入一个“使的”呢？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不应该随随便便用常规的写法来纠正所谓的“反常规”，而是要进一步探究：这样的反常规书写，是否有一定的道理？依我个人之见，老舍所以采用这种说法，在于强调过新年“吃的”和“穿的”是最重要的，但是因为文章中谈吃的已经够多了，所以用概括的写法，把它放在最先的位置;而“穿的”几乎没谈到，所以把它独立出来单独书写;“喝的”相对来说最不重要，就放在概括书写中的最末位置了。这样来看，教材中“喝的”和“吃的”紧挨着，超越了“穿的”“用的”，其实未必恰当。此外，原文没有的几个顿号也不宜添加上，以便利用短促的节奏来体现一种紧张感。如果从这种思路来考虑问题，那么接下来的两处次序调整看似合理，其实也都是值得再推敲的。

原文在写到元宵节店铺挂灯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

这段描写，在教材中是：

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各形各色，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

仔细对比，发现教材把原文的“有的各形各色”换到前面，并且删除“有的”，作为下文描写灯的总起，却忽视了原文的“挂出几百盏灯来”作为总起，是不需要也不应该再以“各形各色”来总起的。因为作者需要突出的，恰恰不是“各形各色”，而是要写出它的“清一色”来显示一种布置的大气。因此，在写出三种同样清一色的“玻璃的”“牛角的”和“纱灯”后，才把“各形各色”与“清一色”并列的“有的”书写出来，其弱化的用意是很明显的。而删除“有的”，再把“各形各色”放在开头来总起，其实对理解一色挂灯的高端大气效果构成了干扰。

再来看原文倒数第二段中一个有关时间叙述的次序调整。先看原文：

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作事，新年在正月十九结束了。腊月和正月，在农村社会里正是大家最闲在的时候，而猪牛羊等也正长成，所以大家要杀猪宰羊，酬劳一年的辛苦。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就又去忙着干活了。北京虽是城市，可是它也跟着农村社会一齐过年，而且过得分外热闹。

在教材中，变成结尾段：

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春节在正月十九结束了。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做事。腊月和正月，在农村社会里正是大家最闲在的时候。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就又去忙着干活儿了。北京虽是城市，可是它也跟着农村一齐过年，而且过得分外热闹。

这里删除的有关杀猪宰羊内容，不予讨论，主要是如何看待教材把“春节在正月十九结束了”这句话提到前面去（把原文的“新年”改为“春节”，用词确实更精准一些）？我的看法是，提到前面欠妥。因为“残灯末庙”不全然等于春节的结束，当春节娱乐期间，日子过得飞快时，才会有一眨眼进入春节尾声的感觉，也有依依不舍乃至怅然若失的感觉，所以“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做事”，“该去”“照常”两个词就变得特别耐人寻味，心态似乎是从感觉的欢乐中，向着理性的平静中的变化，而“该去”也暗示着一种“尚未完全变为事实”的状况。然后，是“正月十九日”到来，是正式的结束。因此，不是让结束的日子与“残灯末庙”紧紧挨着，这样既写出一种时间发展的过程，也有对人心态的微妙暗示。其实，这一段有关春节结束的书写，在时间节奏安排上很见匠心。作者两次写到结束，一次是“正月十九日”，还有一次是“过了灯节”。这两次书写，作为一种节日活动的总结，具有不同层次的含义。前一次是从尾声到正式结束的转化，是局部意义的，而后一次是从整个的休闲时光向工作时日的转变，具有整体的意义，这是把小节奏放在大节奏中，从而曲折、多层次地表现出结束的意味。可惜，这样的曲折和细腻在教材改编中被遮蔽了。

三、余论

教材对原文的删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人常常是从粗疏到精细的发展来理解语文教学的循序渐进的，却不明白，精准的书写有时候常常更符合实际生活状况和人的体验感觉，也更接近小孩子的认知心理。只是当我们已经习惯用一种常规的套路式书写来把一种更精准感觉的书写遮蔽时，学生反而对自己的精准感觉产生了疏离。这是阅读和写作教学中一种甚为反常的现象。把这种颠倒的现象重新颠倒过来，需要我们对书写的精细化把握作出更多努力。我这里提出的一些个人意见也未必都是合理的。如果通过讨论，能够深化对文本精准化的理解，并对教材编者改进自己的工作提供一点参考，也就不辱使命了。不当之处，也希望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