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娟

内容摘要：“虚静”说是庄子所强调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它既属于哲学认识论范畴，也可以看作是主体进行审美或艺术创作活动的心理状态。具体而言，它要求主体必须忘了世间万物，心怀空明澄澈，从而获得精神解脱，创造出真正与自然相通的艺术作品。李贽的“童心说”理论思想与庄子“虚静”说的哲学思想有共通之处，庄子提出以“心斋”、“坐忘”达到虚静之境，赋予了“童心说”追求自然、反伪贵真等精神。本文将先秦时期“虚静”说与明朝时期“童心说”对比，从而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关键词：“虚静”说 “童心说” 禅宗渊缘 对比研究

一.虚静说的起源及涵义

“虚静”说作为先秦时期较为普遍的一种认识，本为一哲学命题，始于《老子》。老子把“道”看作整个宇宙的大和谐，为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目标，老子曾提出过“涤除玄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意为人们只有保持虚静的状态，泯灭是非，消除差异，才能体悟宇宙万物的变化及其本质。庄子在此基础上第一个正式系统概括出了“虚静”说，即“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所谓虚静，主要是指人们从事审美活动或艺术创作时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虚静的心态有它的两重性，一方面，它要求人们“无知无欲”、“绝圣弃智”，另一方面，它要求人们必须离开一切利害关系，不受外界干扰，能从内心把握宇宙万物，可以使人进入“大明”的境界。与虚静相通或相似的概念还有清静、空明、恬淡等。

虚静不仅是一种心理状态，还是道家表达思想、观道的方式。庄子认为“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把“虚静”推及于天地，通于万物，就是天乐，“虚静”是其实现“天人合一”自然观的观道途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体保持心灵的澄亮清净，方能修己体道。由此可得，庄子所主张“法天贵真”、“以天合天”等思想是由“虚静”说推展派生，也是依据庄子的“道枢”所提出的必然要求。通过“虚静”的方式，主体以心志统一的凝神状态专注于对象，道与天地万物为一，最终演变还原为（我与天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境界。

二.“虚静”说与“童心说”的禅宗渊源

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其基调是以心性论为基点。禅宗将佛学的思想与老庄玄学紧密结合，惠能禅学注重在思想内容上自然地透露出老庄天人之学的精义。徐小跃认为“惠能禅的后期禅宗更是在本来具有的意义上体现出禅与老庄的契合。并且，在‘自然范畴的统摄下，终于把老庄的天人之学与禅宗的心性之学聚会到‘自然这面旗帜下。”庄子的“坐忘”、“心斋”和“朝彻”，正是禅宗所谓的“禅悟”。庄子认为“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离形”，即消解由生理所激起的贪欲;“去知”，即消解由心智作用所产生的伪诈。如此，心灵才能开敞无碍，无所系蔽，而通向广大的外境。庄子的“虚静”说和禅宗所强调内心的自证如出一辙，都要求“离形”、“去知”摆脱感性欲念与理性观念之蔽，注重体验宇宙和人生的本体内心的真实。

“李贽视童心为虚净空明之体的见解，直接导源其禅宗思想。”晚明时期的童心说，与王守仁心学有关。心学家论童心的目的是探讨其本体的本真性，这又与禅宗的思想相同，故在本体意义上，童心说援引禅宗理论为其印证。王阳明认为童心的失却则非本体不在或损缺，而是讲其被遮蔽，如“太虚”为“云雾四塞”（《传习录》），暂时不见而已，因此，复性也就是去障、去蔽，返其澄明阔然之质。这样对于童心与蔽障的对立，无疑便成了有与无对立的佛学及道学命题。进而李贽在《答明因》中也曾论佛家之心性曰：“心性本来空也。本来空，又安得有心更有性乎？故二祖直至會得本来空，乃得心如墙壁去耳。既如墙壁，则种种说心说性诸缘，不求息而自息矣;诸缘既自息，则外缘自不入，内心自不喘，此真空实际之境界也，大涅槃之极乐也”，这种心性论是以南禅宗慧能的“见性成佛”的思想为基点。慧能所说：“犹如虚空”、“本源清净”、“觉体圆明”之表述，均与李贽所言童心异旨同归。李贽汲取禅宗思想是为了寻求一种率真自然的生命方式。

三.庄子虚静说与“童心说”之美学内涵比较

首先，在悟道观上，庄子与李贽都强调对自然之道的追寻。庄子“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将虚静作为他追求朴素的自然之美的方式，而反对一切人为的束缚，刻意的雕琢，虚伪的华饰。《庄子·内篇·齐物论》提出“天籁”、“人籁”、“地籁”的说法。认为“天籁”是指各物因其各己的自然状态而自鸣，是众声籁中最高层次，若要得到最高音乐，则要在大自然中去体悟万物的节奏。

李贽将自然观视为其最终旨归，崇“化工”贬“画工”与庄子“天籁”思想相似。他认为“声色之来，发于性情，由乎自然”，只有发乎性情而自然流露情感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并极力称赞有天然之美、自然造化之工的《拜月》、《西厢》。“《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化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与？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又认为“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數奇于千载”，人在触景生情时，勿须克制，心中万般思绪，尽可为不平之语“发愤著书”。

其二，庄子“法天贵真”与李贽“绝假存真”思想都体现了求真的生存态度。《庄子·渔父》中，庄子假托渔翁之口与孔子的对话，集中体现了“贵真”思想：“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所说圣人法天贵真，不为世俗所困扰，则需要以“虚静”为心理条件，达到“以天合天”人性本真的复归。在此处“真”不仅包含天人合一的绝对自由的精神，而且也完全反应人的本性真实情感不加修饰的自然流露。庄子认为世俗礼法与人之性情对立，是世俗虚伪的产物，而外加于人的规范，只会使人情感的表露受到压抑而变得虚情假意。李贽进而以见闻、道理为伪，批判社会的虚伪不实，强调个体性情的自然率真与情感的真实表达来寻求一念之本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真与假相对，他推崇《西厢记》、《水浒传》等为“天地间之至文”而批判“《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數也”。

李贄和庄子都推崇“真”，但二者思想上仍有些差异。庄子贵“真”是从宏观出发，依托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追求返朴归真与天人合一。而李贽尚“真”，是从个体价值角度出发，强调情感无节制的表达，更具社会批判作用。李贽从庄子那里“吸收了反伪、反束缚的贵真精神，赋予了‘真心以较为具体和现实的内涵。”“绝假纯真”、“一念之本”是童心说两个主要特点。“一念之本心”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和功利心，是“绝假纯真”得以成立的依据。在《答邓石阳》开篇“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论物矣。”，进而充分肯定了好货、好色等人的世俗欲望与物质要求。

其三，“虚静”说与“童心说”都表现了反圣意识。庄子“虚静”说尊重自然的性情，而不赞成儒家以仁义一性拘囿天下万性。《盗跖篇》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礼教与争取个性解放思想，假借盗跖之口批评儒者“作言造语，妄称文武”，抨击统治阶级，自尧舜至武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

李贽在解释“虚静”时，表现出了和庄子接近的反圣思想。“虚者，道之常;静者，道之根。……如此者，是为明道静极而光生矣;知此者，则能有容万物之复命。……如此者，是为明道静极而光生矣;知此者，则能有容万物皆备于我矣。由此而公、而王、而天，皆容物者之所必至，而明道者自然之验也。何足怪欤！”。李贽认为“万物皆备于我”、“道自我出”，我为万物之主，于是我与孔子、释迦牟尼、老冉无高低之别。这是一种反圣意识，也是一种张扬自我的平等意识，欲与三教圣人比高低。李贽认为人人平等“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这种平等意识，也包括了两性关系中的男女平等，他赞扬寡妇卓文君的私奔，认为女子与男子一样应有婚恋自由的权利。

综上所述，庄子与李贽虽处不同时代，历时千年，但他们的“虚静”与“童心”二说，却因思想之深邃，而一脉相承。庄子以“虚静”之心，提倡回归自然，主张个性的本真与自然汇通、融合，追求“出世”之道。相比之下，李贽的“童心说”汲取庄子“道法自然”思想和禅宗心性之学，主倡“真心”、“真情”，追求“入世”之真，因此对“理”的批判更具有原创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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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