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叶

内容摘要：《乡村一角》是朱英诞在1947—1948年间所创作，时值战乱，诗人避居北平沦陷区乡村写诗度日，现实的经历使得诗人对时代有着亲身体验和沉痛思考。此诗生动地呈现了诗人在动荡中的复杂心境，情感含蓄有力，意象丰富，结构充满张力，是思想艺术皆上乘的佳作。

关键词：朱英诞 意象 张力 含蓄 现实 理想

朱英诞30年代初开始创作，共创作新诗三千多首，是“废名圈”的重要成员之一。废名曾评价他的新诗可以“证明新诗是真正的新文学”[1]（345）。然而由于个性和历史原因，他公开发表的诗歌极少，因此不为大众熟知。本文以写于1947-1948年间的《乡村一角》为解读对象，通过对意象、结构以及情感表达的分析，试图探寻诗人幽微的内心世界，呈现诗人在战争年代对诗歌理想的执着坚守。

一.丰富含蓄的意象组合

张泉在谈及朱英诞沦陷期的诗歌时道：“关注琐屑微末，思维跳跃，意象组合突兀，却也在独语中流泻出情趣和意境，以及一己的心绪。”[2]（485）朱英诞诗歌中古今中外意象无所不包，意象内涵的丰富及意象组合的跳跃使其诗歌独具特色。

诗人曾说：“诗是精神生活，把真实生活变化为更真实的生活，如果现代都市文明里不复有淳朴的善良存在，那么我愿意诗是我的乡下。”[3]“乡村一角”

不仅指乡下，更是诗人用诗营造的精神世界。“田鼠”出自卡夫卡的《地洞》，讲述田鼠害怕进攻终日惶恐。战争年代，朱英诞像卡夫卡一样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一只田鼠”，多么孤独而悲凉的自喻。接着第二节的“冷风”，诗人说它是“可怕的细琐的痛苦”，与“大的痛苦”相对。联系创作背景，所谓“大的痛苦”无疑是战乱和死亡，那“冷风”应该就是那些会对诗人最珍视的“精神世界”造成破坏的东西。在《诗之有用论》中，朱英诞认为：“‘现代是一个连‘皮肉都须仰仗钢铁的‘非诗化时代，庸俗‘唯物论和‘实用论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现代人生活犹如疲惫的牛马。”[4]（1）诗人深切体会到现代化的消极影响，现代诗人再也难以像陶謝李杜那样从容地生活在民胞物与的环境中了。因此“冷风”指的是现实对诗人精神世界的破坏和渗透。第三节“强盗”这一意象在同时期诗中多次出现，如：“有的时候，我隐密得几乎是一个强盗了。”[4]（292）;“只有强盗是什么也不怕的，他也不怕那罪罚。”[4]（503）作为参照，这一意象不仅是指隐秘的生活，也暗含诗人无畏的态度。“拐角”也多次出现：“她将被吞噬，那树的魔窟。/乡野的大道的拐角。”[4]（242）;“那葱茏的树的拐角是个洞穴，/早晚要吞吃了我啊！”[4]（407），可怕的“拐角”正是诗人现实处境的恐怖映照。末节“伐木人”出自《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孤独的“伐木者”，寻找知音的鸟儿，无不表现出孤独苦闷，寻求知音的愿望，想必这也是诗人当时的渴望。“捕鱼者”化用王尔德的童话《捕鱼者和他的灵魂》，“捕鱼者”执着于与小人鱼之间理想的爱，却又为世俗欲望迷惑，正与诗人徘徊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心境契合。

二.极具张力的诗歌形式

张力是“使在一般情况下相互干扰、相互冲突、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冲动，在诗人身上结合成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5]（43），是诗中各种相互对立的因素相互转化、相辅相成从而达到的一种平衡的状态。《乡村一角》中，不管是整体结构还是每一节的建构，都极具张力。

首先从整体结构上看，前两节侧重抒写对精神世界的追求，第一节描述诗人的生存状态，在诗人的乡下，诗人是安宁富足的。第二节“不惧怕大痛苦”，更在意“细琐的痛苦”，更见诗人对于精神世界的呵护。这两小节集中抒写诗人对内心世界的肯定和维护。后两节转向现实：作为乱世中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诗人对现实无能为力，只能坚守在自己的诗歌园地中，但这种坚守在当时是充满艰辛的，甚至由此产生了“我已经把书本放下”的慨叹，这实则是对自己假意的劝说，诗人满心的无奈与悲凉也由此展现，显示出他在诗歌创作道路上遭遇的种种不顺遂。朱英诞曾说：“当写着诗的时间，几乎忘掉了自己的存在，而这些时间并未消逝而是融化在诗里，这时间似乎就成为最美丽的实物了”[6]（73），足可见诗人爱之切。这就再一次证明诗人此时的放下书本，只是他在重压之下于精神层面的宣泄，更是对时代的叩问：难道这个残酷社会已容不下一个诗人，容不下一颗爱诗的心？因此后两节的基调转向怀疑和迷惘，整首诗歌也笼罩着浓郁的孤独感。

其次，相互对立的意象使得诗歌的每一节充满张力。第一节中，战战兢兢的“田鼠”和无所畏惧的诗人形成一组鲜明的对立，凸显诗人精神世界的富足;第二节，“大痛苦”和“细琐痛苦”对立，着力表达对精神世界的维护;第三节，“强盗”般隐密的生活和“拐角”般可怕的处境对立，象征诗人理想与残酷现实的对立;最后一节，诗人的矛盾心境更加突出，“伐木人”表明诗人想要远离现实，寻求知音，却又不得不像“捕鱼者”那样，在理想和世俗之间挣扎。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意象和场景结合在一起，淋漓尽致地呈现了战争年代下一个敏感诗人的内心纠结。

三.含蓄有力的情感表达

朱英诞在新诗的审美上主张诗要“匿晦之深，如‘沉沉无声”[7]文学。以有节制的含蓄来表情达意，制造出一种“不明言”的效果。《乡村一角》中既表达了深沉有力的情感，又能做到内敛节制，使抒情节制有度。

叶维廉认为新诗向西方学习所得最突出的就是诗中“我”的出现。新诗对“自我”心灵的强烈关注，打破了古典诗歌中“无我”的状态，成为新诗与古诗的一大分别。朱英诞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我”，直接袒露“我”的内心，《乡村一角》是其中的代表。虽题为“乡村一角”，却重在表达诗人的状态和感受：“我喜欢”、“我静悄”、“我却不是”……连用十个“我”，这种强烈的主观意识的凸显，更像是内心的自白。诗人用第一人称直接讲述故事，以“我”的思绪的流动带领读者感受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并通过向内心的开掘，传达主体的苦闷与渺小。

但全诗并未像《天狗》一样成为奔放外露的呼告，而是以内敛节制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深沉情感。首先从意象选择上，“田鼠”、“拐角”等这些意象都是含蓄的，甚至稍显晦涩，由此使得情感的表达节制内敛。其次诗体形式上，全诗闲散而不枝蔓，诗歌的每行字数只是大致相当并无明确限制，也不刻意追求协韵，使得情感的表达像散文一般平静含蓄。这与朱英诞的诗歌主张相一致，他一直追求诗歌的散文化，认为现代新诗须用散文来写，并将“诗是严肃生活”当做一个理论主张予以论述。此外，句式上多是客观的陈述句，多用关联词“但是”、“因此”、“即使”等进行层次转折来表现情感的丰富复杂，但几乎没有强烈的语气词，由此情感显得含蓄内敛。作为一个敏感的诗人，朱英诞追求理想的光明，却不能刺破天幕，用隐晦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复杂，既不剑拔弩张，又不故作深沉，充分体现出了他一贯的节制有度的情感表达方式。

《乡村一角》虽然不长，但却在有限的描绘中给我们呈现了一幅的虚实交织的画面，诗人往往将看似对立的矛盾巧妙结合起来，虚和实相间，现实和理想交织，使诗歌的情感含蓄有力，将战争年代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和面临现实的迷惘孤独这种复杂的心情抒写得淋漓尽致，从这首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朱英诞非凡的诗学和诗艺水平。

参考文献

[1]废名，朱英诞.新诗讲稿[M].陈均编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

[3]朱英诞.一场小喜剧[J].中国文艺，1942（5）.

[4]朱英诞.朱英诞集[M].王泽龙主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12.

[5]赵毅恒.“新批评”文集[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6]朱英诞，陈均.“我的诗的故乡”[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7]引自朱英诞手稿.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