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史铁生与周国平作为中国当代注重思考的作家，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作品往往不落世俗，多思考人的命运，人存在的意义，注重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周国平的《妞妞》与史铁生的《原罪·宿命》就有许多相似之处。本文简要分析《妞妞》与《原罪·宿命》中对命运的追问。

关键词：《妞妞》 《原罪·宿命》 命运

史铁生与周国平作为中国当代注重思考的作家，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作品往往不落世俗，多思考人的命运，人存在的意义，注重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周国平的《妞妞》与史铁生的《原罪·宿命》就有许多相似之处。

一.经历的契合

作为人来说，周国平与史铁生都经历了人生中刻骨铭心之痛。周国平的女儿妞妞出生后不久即诊断为眼癌，并且治疗方法十分残忍——摘除眼球。这不仅给妞妞带来终身残疾，还十分影响妞妞作为一个健全人的外观。周国平认为妞妞适合获得更有质量和尊严的生命，而不是为了延长生命的长度苟延残喘，于是他选择放弃了治疗。或者说他并没有放弃治疗，只是在放弃与接受治疗的犹豫中，错过了治疗的时机，使妞妞在幼小的年级与世长辞。这使妞妞带给周国平的离别之痛中，夹杂着永远的懊悔。周国平这种永不得解脱的懊悔将妞妞的离别之痛弥漫在他生命长度的每一帧上。而史铁生的人生困境则来自于他自身的残疾。在生龙活虎的年纪，遭遇下身瘫痪的人生突变。在梦想满布色彩、畅想走遍世界的时候，史铁生的肉体，被牢牢固定在一把窄窄的轮椅之上，紧靠亲情的苦苦拉扯而勉强维系。从一个时时寻死的行尸走肉，到成为触动人灵魂、带领人寻找光明的精神领袖，史铁生走过了一个非常人走过的自我精神之路。

周国平与史铁生的人生经历是有相似之处的。他们都经历过大的人生变故。在面对人生变故的时候，他们都将个体的苦难转为了对人生永恒困境的探索。周国平在《各自的朝圣路》等散文集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耶稣与《圣经》，并通过《圣经》中的故事来窥探人生的弱点与丑恶。当然，他并没有将自己排除在外。史铁生作品中常常对人生的困境进行追问、探索，他所宣扬的达观往往借宗教的教义或者表达方式表述出来。二者的作品中都不乏宗教式表达和思索，但却没有宗教教徒的狂热和沉迷。他们似乎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宗教在他们的眼中，工具的角色似乎远远大于归宿的角色。他们似乎都有着自己的精神寄托与家园，也许这家园不等同于宗教，但是在去往家园的路上，宗教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史铁生的《原罪·宿命》与周国平的《妞妞》两部作品，即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二.叙述方式的契合

史铁生《原罪·宿命》这一题目中，“原罪”来源于基督教义，而“宿命”则是佛教用语。将这两个宗教用语并列放置于一篇文章的标题中，这在当代文学中是非常少见的。两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瘫痪的残疾人，即丧失了行动能力，几乎等于没有未来的人。不同的是，“原罪”中的主人公十叔从不追问造成自己现状的原因，只是想象着怎样才可以治好自己的病。而“宿命”中的主人公莫非却不太关注残疾后的生存现状，而是苦苦挣扎于自己梦想的破灭，追问自己致残的原因。在时间的数轴上，莫非关心的是从结果找原因的逆向探寻，而十叔关注的是从结果出发，寻找如何生存、自我救赎的途径。正如基督教与佛教的差别。

基督教强调人的“原罪”。原罪来源于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人即生而有罪。有罪是事实，是神的旨意，这是不可辩说的。无论是否在生理上有所体现，人的残疾都是绝对的。它可能变现为肢体的残缺，智力的低下，肢体的不健全，更多的是，它表现为心理的扭曲和人性的阴暗。所以基督教教导人，在遇到苦难时，要通过祈祷和忏悔来自我救赎。《原罪·宿命》中的十叔在瘫痪后，始终以自己的方式活下来，即使很多次都“用上牙使劲咬自己的下嘴唇，都咬出挺深的牙印来了，都快咬破了”，依然没有放弃。而文章中的莫非，在叙述自己的十九个部分里，不停地追问着原因。从车祸追问至偶遇的熟人，从熟人追问至罚站的学生，从学生追问至一个狗屁。这样倒推的逻辑思维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而这样倒推的方式，与周国平《妞妞》中的一章节《因果无凭》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在结构上是非常相似的。妞妞何以幼小年级罹患癌症，因为雨儿在怀孕期间发高烧、做胸透。雨儿又为何發高烧，因为受表妹的传染，以及夜晚受凉。而她又为什么会在夜晚受凉，因为一个读者在不合适的时间给周国平打来了电话，雨儿不满，而周国平偏偏又不愿意退让。《妞妞》中的因，比《原罪·宿命》中的因要丰富得多，这大概与创作方式不同有关。《妞妞》基本上是纪实，在陈述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作者穿插进行哲学思考;而《原罪·宿命》则更像是虚构，作者将其经历加以想象、艺术加工，使之更像是一篇小说。经过艺术加工的作品往往能更直接地去表现作者的主旨。《宿命》中，作者意图通过一个故事表现往往一个严重的后果是由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以及一些非常态的细节共同造成的，以此来凸显命运的荒诞。所以《原罪》的故事更直接，更夸张，更能使读者在读后啼笑皆非。可以说，《妞妞》中，《因果无凭》这一章节设置的意图与《原罪》是十分契合的。但是周国平将这样一个思考融入一本纪实性读物中，故事呈现了一个更朴实，距离现实生活更近的态势。可以说《原罪》将命运的荒诞更加极致化了，像是一个公式，而《因果无凭》则更加有血有肉，像是公式的一个应用。

三.探索结论的契合

两位作者在两部作品中对命运的思考，最终都走向深深的无奈与永恒的困境。十叔苦苦支撑，最终构想出的美好“白楼”以及居住其中的了不起的居民，在一次外出中，被击得粉碎。囿于一床之上的一个生命，仅靠几面利用潜望镜原理的镜子，幻想出一个美好的世界和人。那里有许多好妖精，周游世界的人，十分幸福的家庭……这一切，是他在自己脑中建构的伊甸园。在这些故事中，“他”即使“我”。所以十叔在讲述他人的故事时，常常会混淆故事中的人称，讲着讲着，故事中的“他”即变成了“我”。在一次偶然的外出后，十叔的世界破灭了，伊甸园彻底消失了，甚至一行人会迷失在找寻伊甸园的路上。伊甸园就在眼前，但几个小伙伴和轮椅上的自己，却怎样也绕不到伊甸园的面前去。视自己为生命与终身事业的至亲——父亲却也丝毫帮不上忙，只是跟随其后，说着十叔自己知道怎么走。这如同十叔的生活，瘫痪之后，在童真的陪伴下，在父亲的守候下，十叔找寻着自己的精神寄托，但当他想进一步去探寻自己的精神寄托——那栋白楼的时候，陪伴的童真、守护的父亲，却通通无能为力。在看到高大无比的歌者又黑又小之后，疲惫的十叔再也无力继续寻找。回到家后，他封闭了自己，将通往外界的镜子全部撤掉。十叔的生存困境又提升了一个层次。以前面对苦难的他，靠相信自己创造的神话生活，而相信的神话破灭后，他只能靠迷信来生活。他相信当他吹出更大更好的泡泡后，就不再有疾病。事实上，十叔从个人努力走向了对神的期待。也许他知道这不过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愿意相信，因为这可以使他这个连求死都不能的人生活得快乐一点，即使这在相对健全的人看来是可笑的。即一个人走向了宗教，而宗教无非是愿意相信，宗教并非改变了生活与现状，而是让人在永恒的困境面前彻底放弃后，抓住了非理性的最后一根稻草，精神有了这虚妄的寄托，以至痛哭得不那么赤裸裸。莫非亦是如此，他一直追问的原因有了结果，只是一个狗屁。文章的最后，他问了许多个为什么，答案就是“不为什么。上帝说世上要有这一声闷响，就有了这一声闷响，上帝看这是好的，事情就这样成了”。任何人都没有犯错，但是结果却这样大错特错，这实际上表达了作者对命运的无奈和无力。

而在《妞妞》中，周国平回忆着搜寻是哪个环节出了错。他发现每一个看似普通的环节都出了问题，环节中的所有人都一反常态。表妹既然生病了，又为何来探望有身孕的雨儿？读者打电话为何选在了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雨儿赌气时，“我”为何要执拗地跟他怄气？医学博士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给雨儿做胸透？所有人都在一反常态。这一切使得一个幼小的生命——妞妞成为了人类永恒困境祭坛上的无辜祭品。最后，周国平与雨儿将这一切归结为命。但是何为命运？周国平说：“命运这个概念岂不意味着拒绝一切因果性的解释，面对业已发生的灾难，承认自己不具备解释的能力和权利，只有默默忍受的义务？命运是神的意志的别名，对它既不能说不，又不能追问为什么。神可以做任何事，不需要理由，不作解释。在神的沉默中，我也沉默了。”信命运，不过是无路可走时的出路，无计可施时的办法。这一串追问与沉默中，散发着的是作者的不甘心，却又必须得接受这一切。

无论是周国平还是史铁生，他们在困境之中苦苦追问，但追问之后却得到了一堆没有逻辑的线索。于是他们试图靠宗教来解释这一切，将命运看做是神的旨意，不可追问。在神的旨意下，人只能“认”。人生的困境往往是不可预料的，不可控的。而这样的“认”又是如此被动。走向神的领域似乎并不是找到了新的出路，而是完全没有出路的一个体现。在他们的文章里，宗教似乎成了困境的代名词，而不是解决方法。问题依然在，困惑依然在，只是将这一切归结为超自然的力量，其中不乏作者要表达的荒诞、自嘲、无奈与痛苦。周国平和史铁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哲学思考，揭示了一个人类生存的永恒困境，即对命运的不可掌握和被动性。这个困境是哲学家、宗教都尝试去解决的问题，但至今，人类也只能以阿Q的方式聊以自慰。描写、探索人类的永恒困境也成为了文学的主题。

（作者介绍：顾思嘉，山东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职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