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我爱你，中国”，不只是一句话，一首歌，更是一段往事，一个触动内心的故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环球时报》特别专访多位各领域代表性人物，请他们讲述“我和共和国的故事”。相关访谈视频即将上线，敬请关注。

“蛟龙号”海试总指挥刘峰

7000米挑战，从50米开始

算起来，我和“蛟龙号”结缘已经有十六七个年头。我国在国际海域有5块勘探矿区，是全世界拥有矿区最多的国家，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我们对其具有专属的勘探权和优先的开采权。人类对海底资源的需求拉动了我们深海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恐怕到现在也不一定能拥有“蛟龙号”。

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提出研发载人潜水器，但由于当时的国力限制，我们并没有研发能力，论证时间长达10年。直到2002年，我们的“十二五”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才推出这个项目。在此之前，我们在载人深潜领域缺席了近50年。那时我在大洋协会已经工作了十几年，对需求和技术都有一定的了解，因此成为项目总体组的组长，负责在100多家参与单位之间做好统筹衔接。

当时我们国家制定的海上试验路线是“由浅入深，边试验、边改进、边应用”方针，而最初的50米海试恰恰是最难的起步阶段。我们缺少能参考的“操作规范”，比如“蛟龙号”和水面指挥中心应该多久通一次话？噪音应该如何控制？这些我们都没有概念。在摸索规范上，我们花了很多精力。我们也曾试图联系国外专家来做指导，结果对方一开口，要价就超过我们整个试验的经费。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探究，摸索自己的路子。

实际上，50米级潜水并不能体现高技术。真正考验密封技术是否过关的，至少都要在3000米级以上。我们进行3000米级海试的时候，就曾遇到很大考验。当时舱内连接通讯电缆设备的一枚穿舱件被腐蚀，导致舱内接口处轻微渗水，但这很难被察觉。假如当时没有及时检测到，万一腐蚀严重，后果可能就是舱内外打通，面对高强度的水压，冲击力难以想象。如果这个问题发生在7000米水下，水压会高达700个大气压，一旦水流直接喷射向舱内，威力恐怕要甚过一把刀，机毁人亡。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我们的潜航员、指挥部都承担了难以想象的压力。每一次成功下潜后，大家真的是热泪盈眶，互相拥抱。那种激动，不在现场的人难以体会。

这十几年间看着“蛟龙号”一步步成长，就如同看着一个孩子从出生到蹒跚学步，再到能够领跑世界，一方面充满了自豪，另一方面也的确有着巨大压力。毕竟国家当时基础是很薄弱的，实现从50米级到7000米级的大幅跨越，我们需要弥补的东西太多了。这种弯道超车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载人深潜精神——团结协作，严谨求实，拼搏奉献，勇攀高峰，更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深海探测技术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过去“小米加步枪”都不如的程度，发展到如今拥有了全世界最先进的高新技术，而且自主化程度越来越高。

10年前我参加国内深海装备展览时，90%甚至95%的参展商都来自国外。但我去年参加的一次展会上，发现50%以上的厂商都来自中国。虽然这些企业仍然处在快速发展期，他们的研发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我相信很短时间内会有新的突破。国家的深海政策正鼓励深海技术发展和数据共享，提升我们的深海活动能力。更值得关注的是，“蛟龙号”通过一个国家项目，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这可能比研究出一个设备要重要得多。

当初接受这个任务时，我也感到很大压力和挑战。假如因为我个人的疏忽，深海探测试验失败了，或出现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严重点说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会停滞10年。当个人行为不当有可能让祖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时，你必须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肩膀是不是够硬，能不能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幸运的是，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赶上了中国国力增强的新时代。如果不在这个时代，每一个科学家都很难去贡献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我只是在这个过程里发挥了一点点自己的作用。▲

（胡雨薇张妮采访　胡雨薇整理）

著名军事专家、少将罗援

两场战争让我印象深刻

我这一生也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与共和国的跌宕起伏是联系在一起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两场战争。一场是抗美援老挝作战，另一场是科索沃战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组织了抗美援越作战和抗美援老挝作战，我当时作为军工作组的成员参加了援老挝作战。临出国时，每人都可以给家里写一封家信，可以写几句话，但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当时我就写了这么几句：“处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这是我父亲曾经给我念的一首诗。我想，我把这首诗传回家里，父母也会知道我的情况。虽然我没有暴露去干什么，但他们知道，我是在为国效力。人生能有几次搏，我搏了一次，为国家上过战场！

科索沃战争结束不久，军事科学院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到南联盟进行实地考察和友好访问。到了南联盟贝尔格莱德时，我心中就有一种悲愤：一个主权国家被霸权国家打得满目疮痍，大楼千疮百孔。这种心情在抵达我驻南联盟大使馆时达到极致。凭吊在战争中牺牲的许杏虎等几位烈士时，我们在使馆前献了一个花圈，站在那里，所有的军人都掉下了眼泪。我们强烈感受到了一种使命，国家的尊严应该由我们军人来捍卫，落后就要挨打，那真是一种切肤之痛。从那以后，我回到军事科学院更加自觉地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特别是现代战争的研究。

从南联盟回来不久，我有机会去美国当访问学者。我曾经到大西洋理事会参加一个学术报告会，恰恰遇到美国驻北约总司令克拉克在理事会议上述职。在述职报告中，他讲到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整体组织协调多么完美，他们的武器打得多么精确。最后记者提问时，我站起来说：“我今天想提个问题，你们作战这么完美，武器这么精准，怎么把我们的驻南联盟大使馆给炸了？”全场一片哗然，克拉克也很尴尬。

现在，中国的国防实力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方队。有些人把这称为“中国军事威胁论”，而我认为，这是和平力量的增长。世界上之所以打不起来大的战争，是因为中国国防起到重大的制衡作用。我们提出要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一流军队水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是世界一流，现在是正在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强，国家最多是一个“富国”，永远成不了“强国”。我们总说，大国之间的比拼不是在比“重量”，而是在比“力量”，不是在比“肥肉”，而是在比“肌肉”。这个“肌肉”，这个力量就是我们的国防实力。有强大的国防，我们才有民族尊严，只有让军人有尊严地站着，才能让中华民族有尊严地崛起。▲

（张妮采访　李司坤整理　王冬摄）

著名导演、演员吴京

《攀登者》的故事只能发生在中国

电影《攀登者》9月30日上映，我对攀山这项运动本身就很感兴趣，但参与创作这部作品更重要的灵感来源是围绕珠峰攀登的一系列令人荡气回肠的爱国故事。

因为国土争端，周恩来总理批示，中国人无论如何都要登顶珠穆朗玛峰。1960年，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从北坡第一次成功登顶。1975年，中国登山队9名队员登上珠峰，包括第一位登顶的女性潘多。那次中国自己测量了珠峰高度——8848.13米，这个数据影响了世界30年。

《攀登者》的成功拍摄，我尤其要感谢一位老英雄——1975年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的桑珠老人。我拜访他时，老人家一直很平静，但一回忆起那次载入中国史册的攀登，他的眼睛一直红红的。当时中国攀登队一名队员在雪崩中失踪，桑珠和其他队员看到远处有乌鸦盘旋，赶过去时乌鸦已伏在那名队员身上吃尸体了。限于当时的条件，攀登队无力背回遗体，只能把他身上有纪念意义的遗物取下，送还给他的亲人们。他永远留在了那里，留在了他热爱的攀登事业中。

《攀登者》中很多故事都来自于两次攀登珠峰的真实情况，比如电影剧情中在地势最险峻的地方，中国队员用自己的身体搭成人梯，演员张译饰演的队员曲松林担心冰鞋打滑，把鞋脱掉光着脚，最后严重受伤被迫切掉半只脚。1960年，中国队员刘连满距离顶峰400米时支持不住了，但他坚持不去吸氧，而是把剩下半瓶氧气留给队友。这些都是只有中国才会发生的故事，也是只有攀登才会有的故事。

个人来说，我也是在与国家深深的情感共振中成长的。1984年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郎平成了民族英雄。当时我正成为专业武术运动员，那一刻真的非常骄傲。我15岁时随中国武术代表团出访，那时的信念就是出国不许丢中国人的脸。1992年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冲在两国文化交流前线赴韩表演。还有一次去美国交流演出，包括我共5个队员要表演一个半个小时的节目，有些动作要求从5米高的地方落下，落地时地板咣咣震动，疼痛一阵阵袭来。但那么多老华侨兴高采烈地为我们自豪，我觉得所有付出都值了。其实表演结束后，我们在后台都吐了，真的很疼啊。

我进入影视圈时，中国以及亚洲电影都在走下坡路。但所有的改变这十几年都在潜移默化地积蓄着，慢慢地中国电影产业越来越多样化，直到《战狼2》大爆发。我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人，我们这一代人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一路成长的，中国电影是沿着国家轨迹发展起来的。我们运气好，享受了国家赋予电影人最大的财富。

拍“战狼”时，当我看到中国战机群掠过天空那一幕，鸡皮疙瘩从后腰直冲脑顶，感觉真的很自豪。参与《攀登者》，更让我感受到前辈们的伟大。70年来，中国越来越强大，无论你是平凡还是伟大，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和攀登者。正是人们的共同努力，成就了国家的伟大。我要向每一位攀登者致敬。▲

（张妮采访　倪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