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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就近入学政策变迁的公共政策分析
——基于渐进主义—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

2019-09-30李东平卢海阳

闽台关系研究 2019年3期
关键词:源流议程变迁

李东平,卢海阳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一种利国利民的公共物品,教育的主要提供者和管理者是政府,因而实现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也在政府。众所周知,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是保证机会公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发展给予高度重视,在大力普及教育的同时,积极运用公共政策等手段维护和促进教育公平。其中,就近入学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保障适龄儿童和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就近入学政策得到了长期的贯彻和执行,并为我国教育普及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教育环境的变化,就近入学政策的政策形态和目标也经历了多次调整。通过系统梳理文献,发现目前学界对就近入学政策的执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反思,这为政策改进提供了有益参考。不足的是,目前仍缺乏对就近入学政策历史脉络的系统梳理和变迁机理的分析,这不利于我们整体把握就近入学政策的变迁轨迹及其动因。鉴于此,本文在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就近入学政策变迁脉络的基础上,基于组合修正后的渐进主义-多源流理论框架,分析就近入学政策的变迁机制,并尝试清晰地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就近入学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以期对该政策的改进和完善提供有益启示。

一、渐进主义-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

(一)渐进主义政策理论

渐进主义与理性主义相对,是基于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与修正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决策分析模型。基于精英论的理性主义认为,处于决策层的精英群体能够运用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分析和预测事物的发展态势,并制定出符合社会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制度与决策。[1]然而批评者指出,现实中人类所拥有的知识与能力尚不能达到理性主义模型所适用的苛刻要求,故该模型在复杂的社会事物分析中的适用性遭到普遍质疑。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家林德布洛姆在严厉批评理性主义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渐进主义决策模型。渐进主义认为,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往往会受到自身知识能力的限制及决策信息资源的制约,主张以渐进的方式改进原有的决策,以减少和规避决策制定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和失败风险。同时,渐进主义政策理论认为,因时间、信息和成本以及政策制定者自身的价值偏好等因素的影响,政策制定者无法按照理性进行最优化决策,政策方案的选择往往是一个政治妥协的产物。[2]政策方案的制定与选择是多种政治力量与利益团体通过参与和制衡、讨价还价所达成的一种妥协,公共政策不过是在原有政策基础上进行的渐进调试与修正,而非制定一项新的政策。一项政策改动越大,其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就越大,也就越难获得人们对此项政策的认同。故林德布洛姆认为,政策制定是保守的,应在“边际性改革”的范围内变动。[3]

(二)多源流理论

在对科恩、马奇、奥尔森“组织选择的垃圾桶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美国著名政策科学家和政治学家金登在其代表作《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了政策制定过程的多源流理论。金登认为:“一个项目被提上议程是由于在特定时刻汇合在一起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并非它们中的一种或另外一种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4]这里所说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主要是指多源流理论所讲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大源流汇合产生的作用。其中,问题源流由影响力指标、流行符号、焦点事件、监控系统的反馈等要素组成;政策源流包括政策共同体提出的各种政策建议和备选方案;政治源流包括公众情绪、选举结果、利益集团实力对比、政党或者意识形态的分布状况等因素,这些因素反映着政治形势与政治背景等方面的情况,对议程状态有着强烈的影响。金登认为,尽管三大源流之间多少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其发展和运作都不依赖于其他的源流,都对政策议程的建立起到促进或者约束作用。三大源流在“政策之窗”开启的关键时点汇合到一起,此时公共问题将会被提上议程。一般而言,“政策之窗”打开的原因在于政治源流和问题源流的变化,即“政策之窗”可以分为以政治为基础的“政治之窗”和以问题为基础的“问题之窗”。“政治之窗”的打开是由于政治源流内发生了变化,如国民情绪的变化、执政理念的变更、政治危机的出现等。“问题之窗”的打开是由于某一问题变得迫在眉睫,从而为一些政策建议的倡导者创造了将其解决办法附在问题上的机会。在政策议程建立的过程中,政策企业家(Entrepreneurs)是促进政策建成政府项目一部分的人。他们将为此作出努力,如突出问题以在政策议程中占据有利位置、在政策制定系统中提出他们最得意的建议等,以促进某一主张达到预期的收益。专家学者、律师、媒体等政策企业家对于推动三大源流的汇合及增加政策议程建立的机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渐进主义政策理论与多源流理论的互补与修正

渐进主义政策理论倡导立足于当前的实际情况对政策议程进行渐进性的调试,这样可以清晰地描绘一项政策议程随经济、政治及社会环境变化而改变的历史脉络,有助于把握政策议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我国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方针更加稳定,政策议程更具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渐进主义政策理论在我国公共政策语境下往往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也指出了它的理论局限性。如德罗认为,渐进主义适合高度稳定的问题情境,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具有严重的保守主义倾向[5],在发展迅速、分工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该理论难以解释新政策的出现或旧政策的大变革。[6]同时渐进主义模型在分析公共政策变迁时更多的是一种理念分析,很难解释政策议程变迁的内在逻辑。[7]后现代公共政策理论认为,公共政策往往是一个能量场,来自各方面的力量均能对它产生影响,因而,公共政策的调整与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多源流理论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方面构建的政策变迁动力机制打开了政策变动的“黑箱”,很好地阐释了一项政策议程变迁的内在机理,但它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三大源流发展集聚过程中的渐进性特征,缺乏对政策变迁前后联系的探讨,不利于整体把握政策变迁的自身规律。因此,渐进主义政策理论与多源流理论的相互补充,能很好地弥补各自的理论缺陷,进而更有利于解释我国相关公共政策议程的变迁逻辑。

多源流理论在西方公共政策情境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在我国的现实情境下,它是否具有同样的解释力,不少学者对此作了探讨。[8-11]相关研究表明,鉴于我国和西方政治体制的差异性,在应用多源流理论分析我国公共政策问题时,需要对模型作出适当的本土化修正,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我国的公共政策情境。归结起来,修正主要有三点:其一,在我国这样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型国家,政策议程变迁的三大源流在时间上呈现出明确的先后顺序。问题源流的爆发引发政治源流中社会舆论的偏向和政党及政府意志的转变,从而吸引政策共同体成员围绕着政策问题或政策项目进行持久互动和沟通,提供解决方案,并引发政策源流的变化。其二,就我国而言,强大的政党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策企业家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当“政策之窗”开启时,是否能推动政策议程的设置并不取决于金登所说的政策企业家能否抓住机会,而主要是由这一问题是否超过政党意志所能接受的阈值决定的。换言之,在我国,政策议程的设置更多地以政党及政府意志为主,专家学者等政策企业家只是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三,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领导集体的换届并不会引起剧烈的政局波动和执政理念变更,选举结果对政策变更影响较小。因此,政治源流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公众情绪和意识形态两个主导维度。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就近入学政策变迁历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社会急需人才。在这个时期,就近入学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广泛地普及教育,保障各阶层劳动人民的受教育权,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为了落实《共同纲领》,同年12月,教育部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要求“除了必须维持原有学校继续加以改进外,教育应注重为工农服务,而当前的中心环节应是机关、部队、工厂、学校普遍设立工农中学,吸引大批工农干部及工农青年入学,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干部,同时大量举办业余补习教育,准备开展识字运动。”经过几年的建设,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

为了进一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同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文化需求,我国开始有重点地建设一批学校。如1962年1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强调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以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这期间的重点中小学建设并未引发明显的资源不均衡,这是由于我国的教育基础较为薄弱,加之教育领域“大跃进”政策的推行损害了原有的教育基础,导致教育质量普遍下降,重点中小学建设的成效也并不显著。但是,大力普及教育,方便各阶层劳动人民的子女就近入学仍是全国教育工作的重点,小学及初中教育基本上以就近入学为主。“文革”期间,尽管社会局势动荡,教育成为政治运动的重灾区,但为了保障工农大众的平等受教育权利,就近入学作为基本的教育政策仍然得到了重视和坚持。在1971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继续强调“要采取多种方法方便农民子女上学,把学校设在家门口”,就是很好的证明。

(二)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末

“文革”给我国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造成了人才的严重断层。为了尽快恢复各项社会事业,教育领域随即进行了系列改革,普及义务教育仍是重中之重,同时,重点校政策得以恢复和迅速发展。在这个时期,就近入学政策作为普及义务教育、保障公民平等接受教育权利的重要办学原则,得到了一贯的重视,其法制化程度日益提高,相关实施细则也相继完善,政策执行较为顺利。

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要注意普及,又要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一方面,教育部重启了中断于“文革”时期的重点学校建设计划。1978年1月,教育部制定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提出要调整重点中小学建设规划,形成“小金字塔”结构,并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等方面向重点学校倾斜,最终形成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重点学校这样的层级体系。另一方面,为了纠正长期以来小学教育工作方面的失误并弥补“文革”造成的损失,普及义务教育、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的任务逐渐进入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鉴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差异很大,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力求使学校布局和办学形式与群众生产、生活相适应,便于学生就近上学。”1986年4月,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采取就近入学原则,有力地保障了适龄儿童、少年的受教育权利。为了便于就近入学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国家计委于1986年发布的《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和国家教委于1987年发布的《关于制定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标准、义务教育实施步骤和规划统计指标问题的几点意见》分别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就近服务半径和学生就近上学距离作了具体的规定。

(三)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20世纪80年代的重点学校政策加剧了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进入90年代,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并逐渐出现了“以分择校”“以钱择校”“以房择校”等择校乱象。这个时期的就近入学政策与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治理乱收费、缓解“择校热”等问题紧密联系,成为政府推进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和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

为了解决社会普遍关心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1993年3月,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要求“努力办好每一所小学和初级中学。义务教育阶段不应当分重点学校(班)与非重点学校(班)。在基本普及初级中等教育的地方,学生读完小学后就近升入初中一年级学习,不另举行初中招生考试。”2006年6月,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这表明,随着我国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免试就近入学已成为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的法定权利。但由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产生的马太效应日益加剧,“择校热”并没有因义务教育的普及而缓解,就近入学引发的“天价”学区房问题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引起了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破解择校难题,始终坚持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随后,各地教育部门将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改革作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任务启动实施,提出实施“单校划片”或“多校划片”,以缓解“择校热”,促进教育公平。2014年1月14日,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进一步明确小升初划片入学模式、对口升学流程、入学办理方式、信息公开办法,落实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职责,强化工作监管和社会监督。”同年1月29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为北京等19个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入学工作划定了具体目标。由此表明,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的具体落实进入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顶层设计,并逐步朝着标准化、定量化的方向发展。

三、基于渐进主义-多源流理论的就近入学政策变迁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就近入学政策一直作为我国小学及初中阶段的基本政策,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持续贯彻。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就近入学政策从最初的理念倡导到法制议程的建立,再到划片就近入学政策的强力实施,其政策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政策目标也经历了从着眼于提供充足的教育机会到推进义务教育资源均衡、促进教育公平的转变。本文基于渐进主义-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剖析了就近入学政策变迁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就近入学政策变迁的“政策之窗”,在执政党意志的主导下,蓄势而成的三大政策源流实现了交汇,进而推动着就近入学政策的调整与更新。

(一)渐进-问题源流: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的“择校热”

如前文所述,一项社会公共问题之所以被决策者感知并成为政策议题,社会公共问题的重要指标变化、焦点事件、现有政策的反馈等要素发挥了重要作用。重点学校建设政策的实施造成了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对就近入学政策产生很大的冲击,并构成了就近入学政策变迁的问题源流,同时,问题呈现出渐进积累的特征。

1.渐进积累的政策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渐意识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教育资源十分有限,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教育均衡目标。当时推行的教育普及战略,存在着平均用力、“吃大锅饭”现象,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教育文化需求。因此,从1953年起,政府开始尝试对当前的教育政策作出调整,采取发展重点中小学,有重点地配置教育资源的发展战略。20世纪60年代初,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我国教育领域再一次强调了大学、中学、小学发展重点学校的精神,重点学校在60年代初获得了初步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教育领域进行了系列改革,采取了“两条腿”的发展战略,集中资源发展重点学校的战略一直被不断强化。到了1980年底,我国重点学校已具有一定规模,然而其弊端也逐步显现出来,最突出的问题是加深了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及同一地区内部之间的分配不均衡,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生及其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学校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共同助长了择校之风的大肆蔓延,择校费与乱收费现象愈演愈烈,政策问题不断积累。

2.焦点事件连续发生。焦点事件可以吸引社会公众及政府的关注,某类焦点事件的连续发生,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对问题进入政策议程设置具有推动作用。就近入学并进入非重点学校并不能达到某些家长对于教育质量的要求,为了追求优质的教育资源,择校成为众多家长的必选项。自“择校热”发生以来,择校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从最初以衡量学生成绩为主的“以分择校”,到“比拼”家长资源的“以钱择校”,再到今天成为焦点的“以房择校”,“择校热”反映出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教育不公。随着北京五道口37平方米售价350万元人民币的“宇宙中心”、北京文昌胡同11平方米售价高达230万元人民币的平房等“天价”学区房不断被报道[12],“天价”学区房作为焦点事件备受关注,并挑动着千万家长敏感而又紧张的神经。不难看出,因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和不均衡,原本作为保障公民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就近入学政策,反而演变为推升“学区房热”现象的幕后推手,教育资源日益呈现出资本化的趋势,进而引发了新的教育不公平,受到广大公众的强烈质疑,调整和更新就近入学政策迫在眉睫。

(二)渐进-政策源流: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政策反思及地方政府的经验探索

当问题被识别并受到普遍关注时,经过政策共同体的集体参与,相关的政策建议便会涌现出来,形成政策源流。从就近入学政策变迁过程来看,政策源流主要表现在专家学者的政策反思和地方政府的经验探索两个方面。

1.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政策反思。通过公共政策的有效干预来构建公平和效率的动态平衡机制,可以为解决公平和效率的矛盾开辟有效途径。[13]效率与公平一直是我国教育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为了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满足经济社会建设的人才需求,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便实施了建设重点学校的教育发展战略,经过改革开放时期的进一步强化,其一度成为我国教育领域的重点发展战略。到了80年代中后期,重点校建设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批评,他们建议政府停止重点校建设。90年代以来,在部分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的推动下,教育部门开始重视义务教育的均衡问题。如1997年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王定华博士在回答一些教师关于义务教育阶段重点校(班)问题的函询时,强调义务教育阶段坚持就近入学原则,并将此作为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重要措施。[14]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王晋堂表示,均衡和优质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姊妹篇”,只有每一所学校都是均衡、优质的学校,择校现象才会化解。在他看来,学校均衡的目标需要分解成“硬件的均衡”“软件的均衡”“生源的均衡”三个子目标。[15]

2.地方政府的经验探索。为了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化和入学机会的均等化,在一些专家学者的建议下,许多地方开始探索在热门学校采用“电脑派位”或“摇号”的方式决定小升初的学校划分。经过不断探索,“电脑派位”或“摇号”的方式作为就近入学政策的新探索,由公立学校扩展到民办学校,不仅实施范围逐渐扩大,而且实施强度也不断增强,对缓解“择校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各地在多年实践中探索出的划片经验也为后来划片入学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实践基础。针对后续划片过程中出现的程序性和公平性问题,广大专家学者建议政府在科学确定划片依据、及时公开划片程序的基础上,通过大力推行集团化办学、积极扶持薄弱学校建设等措施,推进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而这才是缓解学区房热现象的根本之道。由此可见,专家学者的政策反思及建议和地方政府多年的经验探索构成了我国就近入学政策持续调整和更新的政策源流。

(三)渐进-政治源流:社会舆论的聚焦与党和政府促进教育公平的价值选择

政治源流是政策议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主要包括公众情绪、选举结果、利益集团实力对比、政党或者意识形态的分布状况等因素。就我国而言,就近入学政策变迁的政治源流主要由社会舆论的聚焦与党和政府促进教育公平的价值选择两部分构成。

1.社会舆论的聚焦。公众情绪可以被看作一种较为普遍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的表现,通常通过社会舆论的方式呈现。社会舆论会对政府决策形成强大的压力群体,对政策议程和政策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就择校问题而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社会科技的飞速发展使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对孩子教育的投资就是对孩子未来的投资,家长对此坚信不疑。为了使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通过缴纳大额择校费、找关系、购买学区房等途径使孩子能够进入重点学校。由于就近入学政策所推行的入学方式与房产关联密切,家长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逐步引发了人们对学区房的炒作,能够购买“天价”学区房的少数人能择校,这引发了社会对教育公平的强烈质疑。在新媒体时代,“天价”学区房现象造成的负面影响被迅速传播和扩散,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焦点。

2.党和政府促进教育公平的价值选择。在我国,党的执政理念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实现了很大的提升,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旧十分突出。党和政府充分意识到,在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就的基础上,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有了更高的需求。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更加注重发展的公平性和均衡性,并将“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写入重要施政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部分简称《决定》)中。将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成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事关民生的教育问题更是如此。

(四)十八届三中全会:“政策之窗”的开启与多源流的汇合

根据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流经政策制定系统的三大源流发展集聚到一定程度,在“政策之窗”开启时的这个关键时刻便会汇聚到一起,推动政策议程的设置及变迁。同时他指出,“政策之窗”有“问题之窗”和“政治之窗”两种,即问题源流中出现的焦点事件和政治源流中政治形势的变化都会促使“政策之窗”的开启。对于就近入学政策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方针为就近入学政策的调整和更新提供了机会。

为了贯彻落实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总目标、指导思想、重点领域等内容,并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重要施政纲领。据统计,在《决定》中,“公平”二字出现了20次,这表明新形势下党对实现共享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给予了高度重视。《决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需求。”其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排在了第一位,提出“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并强调了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原则。至此,就近入学政策的窗口得以打开,推进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破解择校难题随即提上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议事日程。为了缓解“择校热”,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要求,教育部随后开始推行划片就近入学新政,在小升初阶段实施“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政策。由此表明,“政策之窗”开启后,在政党意志的主导下,三大源流实现了汇合,促进了就近入学政策的更新和调整。此外,从就近入学政策的发展过程来看,部分专家学者、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工作者在其中扮演了政策企业家的角色。正是因为媒体对择校乱象的揭露和报道,才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进而引起党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而专家学者提供的学术建议和政协委员递交的政策主张,对加快三大政策源流的汇合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结 语

本文基于组合修正的渐进主义-多源流理论模型,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就近入学政策变迁的内在机理,即三大源流的渐进积累和交汇促进了就近入学政策的变迁。从就近入学理念的倡导到法制化议程的设立,再到划片就近入学政策的调整,表明了我国公共政策变迁的渐进性特征。与西方国家政策议程变迁有所不同的是,强大的政党意志在我国公共政策变迁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在我国现实的公共政策语境下,政策源流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先后次序:问题源流的渐进性积累到达一定程度时,引发政治源流的关注和重视,进而吸引政策源流的参与,最终达到三者交汇,促进政策变迁。除此之外,政策企业家在三大源流的交汇和“政策之窗”的开启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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