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筱

诗歌因其幽深的意境、高远的哲思、婉转的表述、致密的情感，给读者带来的精神愉悦和审美享受，以及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建构，往往是其他文本无法替代的。这些为儿童创作的诗歌作品对于他们细腻的情感和健全心智的培养，也是其它各类适合儿童欣赏的影视作品和文学形式都不可取代的。随着新型儿童观念的逐渐生成和对儿童教育问题的持续关注，越来越多的诗人已经意识到儿童诗的重要作用，并在创作儿童诗歌作品的过程中，积极丰富表达方式、不断拓宽呈现题材、努力贴近读者生活，从而涌现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造诣颇高的儿童诗歌。在文本审美价值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儿童诗也逐渐摆脱经典作品相对匮乏、创作生态环境日趋衰落的窘境，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早在20世纪初，便出现了一批通过对个人童年生活的追忆，或是描绘儿童的天真烂漫的生活，或是从儿童独特的视角进行思考，来反映自身对于社会、人生、文化的种种认知和感念的诗歌作品。其中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并非专为儿童读者创作，但由于情节丰富生动、人物鲜明形象、语言通俗简洁、内容浅显易懂，故十分适合儿童阅读、理解和接受。尤其是诗人们将生动有趣的故事融入到诗歌当中的这一创作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新时期以来，在高洪波、金波、圣野等较为著名的儿童诗诗人的影响下，将叙事的思维和模式融入儿童诗的创作手法也逐渐为大量的诗人广泛使用。越来越多的儿童诗，或是突出带有特别意味的日常片段从而集中再现现实生活场景，或是借助陈述句式细致描绘想象世界，或是巧妙通过叙事的方式推进诗意表达进程，均带有明显的叙事倾向。而这种叙事倾向既不同于一般叙事性文学作品中对于情节、形象等叙事要素的细致刻画和全面展示，也有别于同时期成人诗歌在叙事过程中对生活经验和现实真相的高度提炼与升华，带有专属于儿童诗的叙事特色。

正是凭借这种独特的叙事思维和叙事手法，儿童诗在呈现童真童趣的同时，不忘彰显文体的崇高品性，始终秉持高雅脱俗的诗性特质。儿童诗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叙事倾向，也凸显了儿童诗与一般儿童文学作品，以及与一般成人诗歌之间既相互借鉴、又有所区别的特殊叙事意图。而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和整体性创作倾向的梳理，把握其叙事倾向的选择意图并有预见性地关注和反思其中的得失与问题，对于中国当代儿童诗的学理性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叙事思维：推动儿童诗抒情逻辑的具象化

作为白话新诗的一个分支，儿童诗歌同当代先锋诗歌对于“及物”立场的选择一致，它对于叙事倾向的偏好有益于文本作为诗歌的抒情本质得以逼真呈现。这些对于普通日常生活场景的诗化叙述，使儿童诗歌包含大量叙事因素，带有鲜明的叙事倾向。但就其本质而言，叙事仍然是为抒发现实生活中某一特定瞬间所凝练的思想感情服务。无论以何种方式呈现，正如诗人金波所言：“对于一切美好感情的抒发和对于高尚情操的赞美是儿童诗永恒的主题”。①富有张力的情感表达是儿童诗歌最为核心的写作任务。儿童诗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都应该是对美好情感和高尚情操的书写，而如何实现这种情感和情操的抒发与表达，则是儿童诗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策略性选择。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诗歌叙事倾向的选择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与抒情相对立的表现形式，而是诗歌文体在积极寻求整体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对叙事性文体的一种借鉴和吸收。对于诗歌本身而言，叙事因素的出现为诗歌的行走路径提供了一条更为明晰的线索，帮助读者按照特定的思路体味诗人的情感脉络。更重要的是，叙事成为了一种对抒情进行有效拆解与调整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策略，推进诗歌潜在抒情逻辑的具象化，促使诗歌摆脱空泛而虚伪的抒情，并扩大诗歌的表现视域和题材范围。在这一点上，儿童诗比一般成人诗歌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柯岩的《帽子的秘密》一诗，通过用口语化的语言讲述一群孩子扮演海军游戏的全过程，表现了在新时期的少年儿童积极向上、追求进步的生活热情和追求正义、保家卫国的美好愿望。诗人将“借助叙事完成抒情”的艺术手法运用得巧妙而自如，令诗意的情思融入简洁的叙述之中，既呈现出明朗的画面美，又洋溢着盎然的童趣，叙述与抒情浑然一体，格调清新自然。

儿童诗与儿童小说、童话故事等传统意义上的叙事性文本一样，强调与读者之间情感的联结与传递，是实现作者与读者之间在生活经历、风土人情、价值取向等精神层面上交流的重要媒介。为了获得读者多层面的接受，诗人必然要在坚持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积极挖掘所书写对象中的那些活跃的叙事因子，并借助这些叙事因素来实现诗情、诗趣、诗意的有机统一。通过寄情于更为形象、具体、生动的叙事来建构诗歌情境，不仅丰富了儿童诗的表现形式，也使得诗歌所传达的情感更容易为小读者们所接受。例如在金波的《带雨的花》：

望着雨天，/我想起了/妈妈最喜欢/这带水珠儿的鲜花。/我在雨中，/采着野花，/采了一把/又一把。/我多么高兴，/因为我能送给妈妈/一束带水珠儿的鲜花！/我往家走。/我又有些害怕。/我是个不听话的孩子，/刚才，我真不该/偷偷地跑出了家。/也许就因为这个/我会挨妈妈一顿骂，/甚至一顿打？/望着手中带雨的花，/我在想，/妈妈，您会吗？②

诗人简洁而生动地讲述了小主人公偷跑出家玩耍、在雨中想家、急匆匆赶回家而又担心挨骂的一系列活动，通过对一幅幅鲜活情景的叙述使得诗人所表达的情感更为亲切自然、细腻动人。成年诗人之所以要为儿童单独创作诗歌作品来帮助他们感受诗歌艺术的魅力，就是因为一般的成人诗歌中所包含的意象、理念、思想和情感往往太过深刻复杂，甚至对于一些生活经验丰富的成年人来说都有些晦涩难懂，更不用说绝大多数心智结构尚未完全成熟的儿童了。所以，诗人们需要针对儿童的心理、思维方式和认知偏好，通过选取儿童易于接受的叙事方式，融情于事，寓趣于叙，形象地表现与儿童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创作能够为儿童所理解的诗歌作品。

毫无疑问，叙事思维的巧妙融入能够有效规避诗歌浅显的直白抒情，以此提升文本的诗性品质。然而，当代儿童诗的叙事倾向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及物”走向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由于不加节制、缺乏诗意的泛滥叙述，导致了不少令人垢病的“诗性减弱”乃至“缺乏诗性”的叙事现象出现。对于儿童诗歌文本中所暴露出的这一叙事问题，已经有学者和诗人敏锐地察觉到了潜在危险，并尝试对其进行了必要的纠偏。随着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将叙事手法运用到儿童诗创作中，各种贴近现实的“叙事形式”的自由而灵活的运用，不仅丰富了儿童诗的表达方式，更极大地提升了儿童诗的品位，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儿童诗与现实生活之间游离疏远的关系。但不可否认，“‘叙事’短时间内蹿到‘显辞’的地位，其后果是在提高诗歌处理复杂事务的同时，势必带来散文化和冗长的流弊”③。将一些未经细致裁剪和精密加工的生活片段直接安置在分行文字之间，对于现实世界过分直白的铺叙以及缺乏深度的一般化场景的简单描摹，都极易导致诗歌由“从生活中抽取诗性”的表达成为了一种“无节制的叙事”，从而严重影响诗歌本应包含的精神和韵味。对于儿童诗来说，将未经提纯的生活片段和个体情感直接挪用，已然成为某些儿童诗歌作品在叙事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

二、叙事策略：提升儿童诗的诗意与诗趣呈现品位

儿童诗叙事倾向的策略性选择，有效地提升了诗歌文本的可理解性和趣味性。通常情况下，为了使文本的思想内涵与表现手法避免流于肤浅直白，作者会有意识地在文本中设置一些不易于直接理解的“困难”或“障碍”。面对大量的留白和隐喻所造成的阐释空缺，读者想要完成对文本内涵的理解与体味，就需要自身人生经验和丰富想象力的帮助。作者正是通过增加阅读难度、延长理解过程，来实现提升作品整体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属性的目的。而审美过程的延长在诗歌崇高艺术品性得以确立的同时，不免也会导致它难以被广大读者群体迅速理解和精准把握。正如俄国儿童文学理论奠基人别林斯基所强调的，儿童文学的创作需要站在儿童的立场上，根据儿童的理解能力来确定其叙事的方式和口吻。考虑到他们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对儿童诗审美过程的一味延长则极容易导致文本的内涵超过小读者的理解能力。因此，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就需要寻求一种既能够保证儿童诗歌诗性品质不受影响，又可以为儿童读者提供必要且充分的信息，进而增强文本可读性的方式。受制于儿童特殊的认知方式和认知能力，儿童读者更为偏好那些刻画简单形象、设置特定情境的文体类型和文学作品。这也大致可以解释为什么相对于诗歌作品，情节性、故事性强的童话故事和儿童小说更容易受到小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为了更好地贴近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借助简单的叙事进行抒情，将儿童诗中复杂抽象的情感具体化、可感化，也就成为了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策略性选择。通过将抽象化的情思以可感的叙事的方式呈现，在丰富了诗歌艺术的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的同时，也避免了诗歌由于太过深刻而远离儿童心灵世界、凌驾于儿童生活之上、拉开儿童与艺术之间距离的问题。例如在高洪波《傻的困惑》一诗：

我找到爸爸：/“爸爸，您怎么那么高/那么大？你能变小吗，/变成小哥哥/和我——过家家。/你当爸爸，我当妈妈，/要么一起当小兔/在草地上乱爬。”//（爸爸不理我的话，/说我是个小傻瓜。）④

这首诗以小朋友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小朋友要求爸爸和爷爷玩过家家的游戏却被拒绝的故事。孩子由于无法理解大人为何不能变成自己的小哥哥所以被叫做“小傻瓜”，从而引发了对“是小孩傻还是大人傻”这一问题的认真思考。透过诗人简洁的叙述，儿童天真的心理和纯粹的情感得以清晰呈现，读者也被带入到了一个童趣洋溢的世界中。这些在儿童诗中闪现的简单叙事因素，为读者的诗意理解提供一些必要的信息和提示，帮助他们准确接收作者的情感和思想，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诗歌艺术在阐释空缺时对儿童读者所造成的理解障碍，又保障了诗歌文本诗境的构建和与诗意的传达。

随着现代社会的急速发展，在各类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文学群落之中也出现了大量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的理念，文学创作和批评不免沾染上一些商业化和功利化色彩。本应纯粹清澈的儿童文学，身处于这样的语境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被其同化的现象，很难保证独善其身，坚守神圣本位。“追求深刻的、负载着厚重历史意识的理性艺术氛围开始被打破、消解，从忧患走向放松，从思考走向感受，从深刻走向平面，从凝重走向调侃。”⑤成为了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中一股涌动的“暗流”。诚然，考量一首儿童诗歌的高下优劣不能仅仅满足于评价其所具有的深刻思想和精神内涵。特别是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读者而言，那些无法被全然感知和领悟的深刻思想内容，似乎远不及朗朗上口的和谐音律、明朗欢快的物象呈现更为适宜。但儿童诗即使是题材新颖、语言精致、音律和谐、形式新奇的，倘若不注重其思想性的挖掘和情感的深刻体验，一味热衷于表现形式的翻新，或是为迎合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阅读趣味，刻意降低儿童诗应有的“深度”而过于倚重浅层表述，结果不免会暴露出文本思想的浅薄，使叙述流于表面化和感官化，难以成为真正的佳作。

尽管儿童诗无需承载过多深刻的思想，也不必凝结过重的情感负荷，但我们仍然不能以展现天真烂漫的童真童趣作为诗歌文本可以缺乏必要的精神内涵和思想品质的借口，打着“为了儿童”的旗号抹杀诗歌文体的优雅高贵特性，从而无视诗歌的本质属性任其远远偏离诗歌艺术的审美属性。轻松的叙事和简单的描述对儿童读者而言，固然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但一些不加提炼的叙事元素在降低写作难度的同时，也同样容易破坏诗歌文本应有的诗意。须知，儿童诗应该首先是诗。在儿童诗的创作过程中，诗人应选取贴近日常生活的场景营构诗歌的叙事空间，采用加以适当“提纯”的日常口语展开具有故事情节的叙述，从而拉近儿童读者与诗歌作品之间的距离，帮助他们迅速融入到诗歌所营造的意境之中，最终实现对于诗歌文本的接受。

若是诗人在追求叙事生动、形象的过程中忽略了诗句的凝练，不免导致简单、肤浅、啰唆的叙事消解儿童诗的想象空间，破坏儿童诗应有的凝练美和蕴藉美，使文本变得轻浅、乏味，甚至变成了叙述文字简单的分行排列。这种对现实生活不加选择、打磨的粗糙描述性的叙事，自然也就谈不上诗意的营造和叙事空间的建构。此类忽视儿童诗的诗性和诗意的写作，既没有体现出儿童诗的独特抒情方式，又无法通过叙事拓展出更为广阔的意境，自然也就无法引发读者绵延不绝的无限遐思。因而，贴近儿童的心灵与生活，强化叙事的严谨性和诗意性，不随意拔高和降低儿童的阅读品位，无疑是儿童诗选择叙事倾向时不可忽略的重要课题。特别是作为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段，叙事艺术的灵活运用必须时刻重视诗意的提炼与呈现，方能真正地推动儿童诗的真正繁荣。

三、叙事倾向：拓展儿童诗传播的有效路径

儿童诗的叙事倾向不仅可以拉近诗歌艺术与儿童之间的距离，更可以拉近诗歌与现实的距离，使儿童诗更贴近儿童的日常生活，帮助儿童学会从普通的生活场景中发现诗意和感受诗意。不仅是专为儿童创作的诗歌作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诗人们将生活琐屑纳入诗歌文本之中，不断提升诗歌容量的“及物性”写作策略，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同样的创作目的。儿童诗大面积呈现叙事倾向，并非向叙事文体进行整体性偏转，更不是对诗歌抒情本质的消解，而是积极推动叙事因素与诗意抒情的融合，进一步加强诗歌与现实世界的密切关联。诗人通过深刻剖析当下生活处境，体悟日常生活经验中的情理哲思，从而建立起诗歌和生活、诗人和读者之间的关联，恢复诗歌在场的亲和力与感知力，并进一步拉近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对话关系。对于儿童诗而言，叙事倾向的选择使诗歌文本更为贴近儿童的日常活动，从而顺利地将儿童读者带入到熟悉的环境和场景之中。通过让儿童与年龄相仿、心灵契合的角色进行交流互动，唤起小读者心中的共鸣，增强对于诗歌无限意蕴的认同感，最终实现文本诗意的有效传达。正如高洪波的《蝈蝈》：

爸爸买回一只蝈蝈，/一只蝈蝈好寂寞。/天天在窗外叫着：/哥哥！哥哥！哥哥！//妈妈又买回一只蝈蝈，/两只蝈蝈真快乐。/谁都愿意当弟弟，/争着叫“哥哥，哥哥”。//我也想当小弟弟，/可就没有大哥哥。⑥

便借助叙事的力量拉近读者与诗歌文本、读者与儿童世界的距离。诗歌以儿童的视角，讲述了家中两个新成员给“我”带来的新奇感受，巧妙地传达出作为独生子女的当代儿童所特有的孤独感。父母买来的小宠物蝈蝈在阳台上叫个不停，这样十分日常的生活场景，使儿童读者很容易就被带入文本所叙述的生动形象的诗意世界中。诗中寂寞的小主人公热切希望有个小哥哥的心愿自然地流露出来，使读者被其不加掩饰的真情深深打动，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而在金波的小诗《风筝》中，则讲述了“我”捡到一个由不及格试卷糊成的风筝并将其归还的故事。拾到别人的东西、考试不及格、害怕被批评，这些都是儿童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事情。通过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的语言，将这样日常事件融入诗歌之中，使诗歌文本更加贴近现实，增强了读者对文本所蕴涵情感真实性的认同，进而实现了诗人情感的有效传达和道德观念的自然规劝。

叙事元素在儿童诗中的普遍使用，在拉近与儿童、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同时，是否会对儿童诗的“童趣”问题造成影响，也是我们需要仔细斟酌的问题。虽然叙事倾向与童趣之间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在运用叙事思维、借助叙事手法进行儿童诗创作的过程中，我们仍需时刻保持警惕，避免一些不甚妥当的叙事致使诗歌的童趣缺失，使之成为过度提高儿童地位的儿童崇拜，或是无视儿童主体的反复说教。一方面，在儿童诗的创作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低幼化的诗歌叙事走向，不要让儿童诗成为了毫无意义的孩童呓语和简单堆积的无忌童言，这显然无益于儿童诗的健康发展。人们常说儿童是天生的诗人，有时他们在无意间的只言片语中也带有无限诗意，令许多拥有较高文学素养和知识储备的成人都惊叹不已。但这并不意味着儿童说的每一句话，或者以儿童的口吻表述的所有内容都是浑然天成的上佳诗作。在充分运用叙事丰富诗歌抒情手法时，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盲目的儿童崇拜，有选择地进行诗意书写。另一方面，要避免简单地将儿童看作是步入成年的预备期，无视其人格的独立性，使儿童诗创作成为宣传和鼓吹某些“成人观念”的工具。特别是在儿童诗的叙事中，不能轻视迥异的儿童视角和儿童理念，粗暴地用成人化的语调，将成年人惯性认同的教育理念简单直白地加入到儿童诗的叙述之中，从而影响到儿童诗歌独特的审美特质。在为儿童这一特殊群体进行文学创作时，要时刻注意将儿童看作是独立于成人的存在，将文学看作是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而非“更好的成人”，不断找寻儿童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方能真正实现“为了儿童”的创作目的。作为一种专门为儿童而创作的文本，儿童诗最不能离开的莫过于灵动纯真的童趣了。时至今日，周作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针对儿童文学所提出的“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和趣味”从而实现“有意味的没有意思”⑦的观点仍未过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儿童文学应该始终将儿童置于本位，贴近儿童的审美喜好，表现儿童的独特趣味。关注童趣的捕捉与呈现，仍然是儿童诗创作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向。而在对儿童诗叙事倾向的批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诗歌文本是否依据儿童独特的审美特质进行艺术性的叙事，不但要拒绝儿童诗叙事的成人化倾向，避免其向成人审美偏好的过度靠拢，还要关注儿童诗的叙事倾向与诗意呈现之间是否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同时也要注意作为儿童诗在叙事的选择中所呈现出来的具有特别意味的“儿童性”变化等等。

通过对其叙事意图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叙事倾向这一策略选择对于儿童诗创作与接受，既具有显性的操作价值，又具有深远的诗学意义。纵观中国当代儿童诗的叙事倾向，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出于凸显诗歌诗性品质和表现儿童纯真童趣的双重意图而进行的一种积极的策略性书写选择。从诗歌艺术表现的角度来讲，儿童诗的叙事倾向是诗歌文体自身在积极寻求整体生存空间的过程中主动对叙事性文体的借鉴和吸收，它的叙事性选择有益于增强诗歌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有益于丰富儿童诗的表现方式，更有益于儿童诗文本的传播和接受。而从儿童读者特殊心智结构和审美偏好的角度考察，具有故事性和情节性的儿童诗更富有吸引力，也使得诗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样的方式实现童真童趣的有效表达。由此，作为一种为儿童提供的文本样式，带有叙事倾向的儿童诗更容易为儿童读者所喜爱和接受，进而能够充分发挥其丰富儿童精神世界、培养儿童审美能力的教育功能。总的来说，无论是诗歌文体自身对于丰富表达形式的需求，还是特殊读者群体对诗歌文本接受的需求，儿童诗的叙事倾向都是为实现诗歌诗性品质与纯真童趣相平衡而产生的一种策略性选择。对于儿童诗而言，其叙事倾向的偏转既是诗歌文体自身为实现寻求多元而有效的抒情方式、贴近生活现场的表现手法、开拓更广阔发展空间的目的所做出的策略性转向，也是儿童文学体裁为切合特殊读者群体心智结构和审美喜好，向叙事文本学习借鉴的自觉选择。

但不应忽视的是，对当代儿童诗叙事倾向普遍认可和广泛运用的过程中，这一叙事倾向在具有的明显优势和所取得诸多成绩的同时，也同样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若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及时的反思和拨正，则会严重影响儿童诗的审美价值与艺术水准，并对儿童诗的整体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者都要明确的是，儿童诗的写作意图在于满足儿童读者的需求，贴近儿童的审美情趣，展现儿童的心灵世界。儿童诗的“儿童性”应始终是其最为重要的特性，不容任何创作思维和表现手法取代和混淆。在儿童诗的创作和研究过程中，要尽可能地寻找儿童诗中诗意与童趣的平衡点，挖掘其对于儿童情趣的精准传达与生动呈现上。特别是在对当代儿童诗叙事倾向问题的关注上，在追求其诗歌属性的同时更要时刻谨记不能脱离儿童，以免陷入叙事策略和叙事意图“悬空”的理论分析之中。

①金波《金波论儿童诗》[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②金波《金波儿童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③罗振亚《21世纪诗歌：“及物”路上的行进与摇摆》[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6-7页。

④⑥高洪波《我喜欢你，狐狸》[M]，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版，第110页，第87页。

⑤王泉根主编《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M]，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⑦周作人《周作人论儿童文学》[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