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冰怡 吴 岚 汪 鑫

人们常说“大武汉”，武汉的魅力在一个“大”字中展露无遗。城市面积大，人口多，街道更是数不胜数。一元路、二曜路、三阳路、四唯路、五福路、六合路；一清路、二雅路、三秀路、四明路、五环大道、六顺路、七雄路、八方路、九通路，这一系列的数字路名规整中不失文雅，内在联系也令人寻味。经历一系列实地调查走访后，我们决定发掘其背后哲学意义，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发现路名变迁背后折射出的时代变迁与历史大势。从发展与传承的角度探讨数字老街旅游开发的现状及可行性。

一.数字路名，暗藏玄机

一元路的来源是“一元”。在中国古代，“一元”的意义是十分丰富的。“一”是特殊指事字，既代表最为简单的起源，也代表最为丰富的浑沌整体。元，大之意。首先，“一元”可以指宇宙的开始和人在未出生前的混沌状态，也谓世运时会之数。汉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英》中提到：“谓一元者，大始也。”[1]《汉书·董仲舒传》中也提到“《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宋代的邵雍把世界从开始到消灭的一个周期叫做一元。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故一元共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朱子语类》卷二四：“到得一元尽时，天地又是一番开辟。”“一元路”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取名起于民国初立，国内一派新气象，与封建社会的面貌截然不同，可谓是开天辟地之举，取“一元”为名表达了对新社会新生活新面貌的美好期望，也暗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富有文化气息。其次，“一元”也有长寿、和满之意，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祝愿与期许。中国自古以来讲究圆满，一元正有此意。仙家谓人能得一元者，可享长寿之运。《玄珠心境注》：“世有得之一元，便能艰苦寂寞，冥心练形，自然神凝形释，骨肉都融。”[2]《关尹子·二柱》：“先想乎一元之气，具乎一物。执爱之以合彼之形，冥观之以合彼之理，则众存焉。”[3]这也恰好与当代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观点不谋而合。

二曜路得名即“二曜”。二，最早见于甲骨文，其本义为由混沌分出的天、地两极。二，指事字。古文字一、二、三、四皆以积画为之，大约都跟刻画记数有关，是纯符号的指事字。“二”是特殊指事字，表示天地两极。古人认为“道立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说，混沌太初的存在整体是“一”；然后由太初混沌的“一”，分出天地“二”极；天地二极之间，又生出人这第“三”部分；天地人三者，衍化出宇宙万物。曜，形声。从日,翟声。本义是日光，日、月、星都叫曜，日、月和火、水、木、金、土五星合称七曜，旧时分别用来称一个星期的七天。二曜，亦作“二耀”。指日月。《南齐书·王融传》写到“偶化两仪，均明二耀。”以“二”为首字，取“日月光曜”之义，命名“二曜路”。

三阳路得名即“三阳”。《易》八卦中的《乾》卦，由三阳爻构成，故亦以“三阳”指《乾》卦。古人称农历十一月冬至一阳生，十二月二阳生，正月三阳开泰，合称“三阳”。唐崔琮《长至日上公献寿》诗：“应律三阳首，朝天万国同。”三阳还含有春天之意，也指农历正月，“三阳开泰”一词即引用此意，“三阳”表示阳气逐步超越阴气，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开泰”则表示吉祥亨通，有好运即将降临之意。人体的阳气升发也有类似的渐变过程，称其为人体健康的“三阳开泰”，即动则升阳、善能升阳、喜能升阳。这是从民众个人生活方面发出的美好祝愿。人生在世，名利抛开，唯求父母家人身体康健。

“四唯路”本名“四维路”，“四维”指旧时提倡的礼义廉耻四种德行，为治国之纲，1972年改“维”为“唯”，“四维路”由此变为“四唯路”。“四维”即指“国之四维”，出自《管子》“守国之度，在饰四维。”[4]《管子》对于“四维”也作出了非常明白的解释：“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5]更点出了“四维”的重要性——“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是非常杰出的国家治理者，他提炼的“国之四维”的是非常有条理的，“四维”中的每种东西各自负责不同的方面，“礼”可以让人们遵守社会的规范，协调人之间的关系；“义”让人们不去过度追求功名利禄；“廉”让人们在发现恶行或者坏人时不要包庇；“耻”是让人们有羞耻心，不要服从坏人，这也可以看做是与“廉”相关的一条，如今“廉耻”二字还常常是并用的。中国古代对于个人道德的要求同时也是治国必不可少的规则，在管子看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思想关系到个人的崇德修身，也与国家治理安定密切相关。这种观点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国家的构成离不开每个人民，如果每个人都获得了进步，那么国家也是可以进步的。

“四维”概念中蕴含的许多东西，到了今天也还没有完全过时，仍然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到：“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思想是古代社会重要的价值观念，而且这种价值观念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看法无疑是明智的。

五福得名就是“五福”。“福”被《唐韵》《集韵》《韵会》解释为“祐也，休也，善也，祥也。”这是比较接近我们现代认为的“福”的，其实“福”字的示字旁就可以表现出“福”与祭祀相关，在古代人看来要得到幸福与祭祀有很大的关系。“五福”一词常被人们用作新春祝福之语，我们每个中国人对它都不陌生。但是如果真的要问究竟“五福”具体是什么，能够得到的回答又是多种多样的，这与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不同有关。不过《尚书》中早已对“福”作出了解释，《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6]即指“长寿”、“富裕”、“身体健康内心安宁”、“有德行”、“善终”。总的来说，“五福”其实代表了人们普遍的追求，虽然不曾涉及理想、信念之类纯洁高尚的东西，但是它正是理想或信念努力要带给人们的。

六合路中的“六合”包含有多个意思，大家最先了解到这个词也许是李白诗句中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这句诗写出了秦始皇当年统一全国的豪迈气魄和不朽功绩，以李白的个性，当然会赞叹这种浪漫壮丽的伟业。这里的六合就是当时中国的代称，同义的代称还有中华、九州、赤县、神州、中原、海内、四海、八荒、八方等等。

不过六合的意义不仅仅止于此，能够代指中国是因为六合泛指天下或宇宙，“六合”包括上下和东西南北四方，这种立体的三维认识比“五行”对应五个方位更进步了。《海内南经》中有“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这个意义是比较常见和常用的，对于当时国土并不完整的民国人来说，是一种迫切的希望和追求。对于国土的这种希望，就是对于国家责任感的体现，也应和当时“民族”的概念。如今我们的国家依然在统一大业上努力，完成之后，功在千秋。

六合也是和古代科学和哲学紧密相连的，比如六合指相关的两个月份，《淮南子·时则》：“六合：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7]古代以年月日时十二地支，选择吉日良时，考虑月和日的“冲（不利）”或“合（有利）”，“合”指子与丑合土，寅与亥合木，卯与戌合火，辰与酉合金，巳与申合水，午与未合土，称十二地支六合。六合也是中国的一种哲学概念，六合思想的核心为天下规律。知六合者知天下。六合思想是阴阳思想的灵活运用，同前面的“二”、“五”都有联系。这种“合”虽然与“和”不同，却有相通的地方，对于我们今天的“和谐”也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二.新生路名，一脉相承

东西湖区这一部分的道路命名是用来和前面的部分进行对比的，从一清路到九通路的这九条路，与前面的六条路是不成一个系统的，或者说，这九条路自成一派，是新的系统。通过这种对比我们会发现非常有趣的现象。

一清路到九通路都位于东西湖区吴家山，吴家山的区划是在20世纪经历了许多变化，这里要适当回顾吴家山的历史。

吴家山街区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傍山而居，宋元间属汉阳县凤栖里，明代仍之，清初起属凤栖里戚家山村。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属夏口厅凤栖里戚家山村。1912年属夏口县第五区。1929年复归汉阳县，1951年7月划入武汉市三家店区，1952年7月再归汉阳县，直至1958年10月，乡镇区划屡变，曾属长乐前乡、乐城乡、安乐乡、渡头乡、三店乡等。1958年10月分属东西湖区三店、吴家山农场及区农科所。1978年，建立吴家山新村街道办事处，辖区东起蔬四支沟（今四明路），西到蔬六支沟（今六顺路），北到今吴祁街，南至今五丰街综合市场，下置3个居委会。1984年，改名吴家山街道办事处，辖区东起张公堤额头湾，西至蔬九支沟（今九通路），北抵三店农场杨木港村，南含吴家山农场长青村，下置7个社区。从1990年代起逐步扩大为现域。

1955年有姚家湾、文家湾、祁家山、吴家山、何家湾等5个自然村，民舍50栋，共79户248人，或渔或农。1957年围堤垦荒，人口开始聚集，1960年代初有集市雏形。1982年有1955户8385人，街市规模初具。始自1980年代中期，城镇建设步伐加快，吴家山新城迅速崛起。到2004年，建成以东吴大道为东西向横轴，以五环大道为南北向纵轴的7横9纵共16条主干道，状如棋盘，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街内干道与107国道、金山大道、京珠高速公路、武汉市外环高速公路、机场高速公路、汉渝铁路、汉江港口等联通，水、陆、空客货运输四通八达。[8]

这也就是说吴家山区域，整个东西湖区，主要开发和建设的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区域与自古就比较繁华的武汉城市中心地区不同，这里主要是在新中国的政府领导之下建成的，所以它也就具有一种特别的时代色彩。

当年负责相关地区开发建设老人的话与《东西湖区志》相互印证，我们得知了以下信息：

最初开始建设这片土地的时候，对于道路的命名非常朴实，基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哲学思想，如果说有什么那就是实用主义和对于事物的直观如实反映，“蔬n支沟”中的数字就是很简单地按照顺叙给道路编号，“蔬”字用来点出这些道路的用处，根据对于从前负责相关地方建设的老人采访，我们得知这里从前是在新中国大规模开展农业建设运动时被开垦为蔬菜农场的，所以直接用“蔬”来命名，这就显得非常实用和朴素。而“支”就是分叉，分支的意思，这里应当是用作了量词，但是“支沟”构词结构其实和“支队”又是相同的，所以“支沟”也可以看做一个完整的词。“沟”在《说文》中的解释是“水渎，广四尺，深四尺”，这就是水沟的意思。《释名》中解释“田闲之水曰沟。沟，构也。纵横相交构也”，这种沟在古代社会的农田里是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平时认为的沟，它有灌溉和排水的作用，如今的农田中也不能缺少这种设置。同时“沟”也是一种地形，《尔雅·释水》中说“水注谷曰沟”，这就是说山谷涨水之后是可以被叫做沟的。《尔雅·释水》中又解释“又沟池，城堑也”，《礼·礼运》中有一条解释说印证了这个说法：“城郭沟池以为固”。这种沟是指古代的护城河，但东西湖区域的“沟”没有护城河的含义，因为这里并不是从前的主城区。那么这种沟就只有“积水山谷”和“农业工事”两种含义可选择了。但是在了解了东西湖区域的地理历史之后，我们知道这里的沟渠是人工而非天然的，于是这里的“沟”就不是山谷的意思，在层层排除之后这里的“沟”还是指向“农业工事”的。事实上这个看法在《东西湖区专志·地名志》中也有明确表述，这些“蔬排水系”是“在东西湖建场初期疏挖而成，旨在解决该地区的排灌问题。以其地处蔬菜种植区而名，……”[9]为了开垦蔬菜农场而将荒地建设成蔬菜原地，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可能又破坏生态环境的嫌疑，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来考虑，发展农业是必不可少的。回首这个命名我们会觉得它有非常强烈的时代色彩，其中不仅展现了东西湖区的过去，也更是体现了我国在建国之初农业建设的历史。

大集体农场的时代过去之后，这些道路的命名并没有立刻得到统一的格式，而是不同风格的名字交错夹杂使用。这种不够统一的状况是可以理解的，新旧驳杂，城市化逐渐来到新区，它作为农场的历史渐渐成为过去，于是原有的“蔬”类型名字就渐渐被放弃，代之以地名类型的名字。如“祁家山路”就是因为地名“祁家山”而得名，“吴兴路”、“吴南路”、“吴西路”则是因为地名“吴家山”得名，其他的“山北路”、“山南路”也是由于“山”，“华阳路”比较特别，但事实上“华阳”也是一个地名，不过它并不在湖北境内。推测这个地名可能的含义是将“华”与“阳”组合，这两个字都有很多美好的意思，所以取了这个名字也是表达了取名者对于此处的美好愿景。剩下的“芦花路”，“梨花路”，“杏花路”都是比较常见的植物，但这些植物中也寄托了美好的愿景，关于“芦花”宋代诗人杨万里有一首《江西道院集戏赠江干芦花》中写道：“避世水云国，卜邻鸥鹭家。风前挥玉尘，霜後幻杨花。骨相缘诗瘦，秋声诉月华。欲招卢处士，归共老生涯。”诗中赞美了芦花如隐者般高洁，同时还具有诗意。这里选择芦花也应该与东西湖区从前的地理状况有关，毕竟这里从前是一片待开发的地区。“梨花”、“杏花”在古代更是高雅美好之花，梨花洁白胜雪，非常美观。杏花的寓意来自“杏坛”和“杏林”，“杏坛”是孔子讲学之地，代表了高尚的德行与广博的学问，“杏林”是对医生医德和医术的赞美，所以选择这个名字也具有非常高雅的含义。而且这三种花都非常清新脱俗，一点也不艳丽，同时包含了对于自然和对于古代文化的关注。“花”和“蔬”不同，“花”代表的是人们已经摆脱了仅仅为温饱奋斗的时代，开始进入了关注审美的时代。而且在自然植物同农作物对比之下，我们也可以发现人们保护自然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这就是到现今命名的一个过渡。

东西湖区这九条路的统一命名出现在2004年，这个新世纪之处正是中国锐意进取的年代，全国气象一新，各个行业蓬勃发展。“蔬”系列路名在经历变迁以后得到了如今较为统一按照数字标序的名字。其中的“一清”并没有本身的意义，实际是序号加“清”，指洁净等含义，“二雅”是指《诗经》中的《大雅》和《小雅》，但是此处并不真的表示这种含义，“三秀”是“灵芝草”的别名，此处也不应该并不真的表示这个含义，“四明”也是创造出来的词。所以“一清”、“二雅”、“三秀”、“四明”其实是一个组合，共同表达出“清雅秀明”的意思，这是一种对于意境的形容，也可以形容风格，不过在这里更多用于形容环境的优美。它的深层含义代表了对于东西湖区域发展的期待，是中国发展道路上更注重环保和资源保护的体现，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这是非常先进的观念，正符合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至于“五环大道”，这也是非常具有时代特征的词汇了，这个“五环”的意思是奥运五环，取了这个名字其实是对于当时申奥成功的一种纪念，当时的情况可以举办奥运会的确是让全国都感到振奋和自豪的，即使是在今天，每当提到奥运盛事的时候，大家还是会心潮澎湃的。后面提到的“六顺”应当是选择了现代较为常用的意义——“六六大顺”，表示一种对于事物发展美好未来的企盼。其实这不仅仅是对于个人的祝福，也有去承接五环大道，祝福奥运顺利的意思。不过原本的“六顺”指的是《左传》中石碏谏卫庄公中所提出的六种顺应，即“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也就是：国君行事合乎道义，臣子奉命行事，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对于古代人来说，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能够达到这种状态说明整个国家整处在非常有序且未来可期的情况之下。这种状况也说明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的条件下社会道德的状况也是非常良好的，抛开其中的陈腐因素而把这种追求道德的想法单独列出时，我们会发现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和谐，这种“和”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种精髓，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仍然想要追求和谐，如果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人人讲究道德，那还是会有很好的效果的。而“七雄”指向非常明显就是“战国七雄”之意，战国时代是天下大争之世，每个国家都发奋图强。后来在清末民初人们开眼看世界的时候也认识到了当时的世界就是一个相互竞争的世界，中国要生存必须要像战国人一样勇敢角逐。如今还是这样，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的战争少了下来，但是如果要发展还是离不开竞争的。取名“七雄”就是希望人们了可以锐意进取勇敢角逐，只是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开放和积极。后面的“八方”、“九通”更是指向开放的含义，与“七雄”是一个系列。“八方”是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个方向，也泛指各方向，取这个名字体现了一种广博的胸襟和长远的考量，不仅是要开放，还要担起一种世界的责任，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种世界主义的看法能够帮人走出故步自封的境地，去找到新的收获。“九通路”取“九省通衢”的含义，点出了武汉自古以来交通要塞的地位，也指交通业能够给武汉带来的更多机遇。同时“交通”代表了沟通和开放，也体现了武汉发展的雄心壮志。

总结整个东西湖区的九条路，是非常有新时期的特色的，其中蕴含了很深厚的哲学底蕴，同时也结合了现代的时代智慧。一到四选择了一种发展观念，五是关于发展道路上的标志性大事件的纪念，六到九是关于发展未来的展望。整个系列把发展的主题隐藏在古老的汉字中，以一种曲折且富有美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显得含蓄内敛，而且很全面，体现了中国人哲学观中的整一思想。整个系列的道路命名又并不显得陈旧繁冗，很有新时代的活泼轻快，时代精神在其中也得到了体现，这便是中国哲学中与时俱进的思想。此时传统文化没有成为新时代的枷锁，而作为给新时代增添力量的部分，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三.时代更迭，路名变迁

对于江汉区的六条数字名道路和东西湖的“蔬”系列九条数字名道路，我们可以从中窥探见两个时代的风雨。这两组道路名的诞生都是在一个时代的开始，“一元路”系列是民国的开端；“蔬”系列是新中国的开端，而且也分别体现了两个时代的特色。“一元路”系列对于传统文化的热情更高，更加古典，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它是离传统时代最近的一个时代。它的气质与传统文化有些接近的地方，但是它是努力要从传统文化的母体中脱离出来的，从传统中便看见反叛的精神，它不提起儒家的种种，而是去别的诸子百家中吸取文化的养分，去没有被污染过的文化中寻找合适的成分，似乎要和看起来最封建顽固的儒家一刀两断。它前身的“蔬”系列的命名那便是真的达到了淳朴的一种境地，因为是在一片饱经磨难刚刚恢复生机的土地上成长起来，它便充满了一种新的气息。它什么也没有，它不带什么传统文化的因子，它仅仅是用来说明一些人工建筑起来的工事，只要能够起到辨明身份的作用，它便不用去费心雕琢一些辞藻。因为幼芽是无法用来雕刻的，用来雕刻的树木是成长了许久的。但是它也有自己好，它天真阳光，充满了新生的力量。这种新生的力量是潜力无穷的，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从地名办内部刊物《武汉地名志》中的资料出发，我们大致可以窥见这些路名的变迁历史。一元路：1907年德界强行扩展，辟为马路，称皓街。1926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汉，对原德租借（1918年收回，改为特一区）江岸1—6码头直通的马路，分别按码头序数重新命名。此路直通一码头，以“一”为首字，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命名为一元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改以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之名为林森路。解放后复名一元路。1967年改名为红卫一路，1972年再复名为一元路。二曜路：1926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汉，对原德租界（1918年收回，改为特一区）江边1—6码头直通的马路分别按码头序数重新命名，此路直通二码头。以“二”为首字，取“日月光曜”之义，命名“二曜路“，解放后沿用。1967年改名为红卫二路，1972年恢复原名。三阳路：1926年底，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武汉，对原德租界（1928年收回，改为特一区）江边1—6码头直通的马路按码头序数重新命名，此路直通三码头，以“三”为首字，取“三阳开泰”之义命名三阳路，沿用解放后。1956年铁路岔道拆除，三阳路扩建改直，取消明星路，统称三阳路。1967年改名红卫三路，1972年恢复原名。四唯路：此路形成于清末民初德租界时期，始称寿街。1926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汉后，对原德租界（1918年收回，改为特一区）江岸1—6码头直通的道路，分别按码头序数重新命名，此路直通四码头，取“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命名四维路。1967年改名为红卫四路。1972年改“维”为“唯”称四唯路。五福路：路成于清末德租界时期，称宝街。1926年底，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后，对原德租界（1918年收回，改为特一区）江岸1—6码头直通的道路，分别按序数重新命名，此路直通五码头，取“寿、富、康、德、命称五福”的含义命名五福路。1967年改名红卫五路，1972年复名五福路。六合路：形成于清末民初德租借时期，始称寝街。1926年底，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汉后，对原德租借（1918年收回，改为特一区）江安1——6码头直通的道路，分别按序数重新命名。此路直通六码头，取“六合同春”之义，命名六合路（“天地四方为六合”）。1967年改名红卫六路，1972年复名六合路。[10]

这六条路分属于德、日租界区，现在沿用的名字基本上维持了民国初年的原貌，新中国成立初期依旧沿用，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改名，在“文革”结束后又复名沿用之前的名称。由此可见从民众到政府对这一系列的路名认可度是十分高的，经历战乱，政权更迭之后，许多历史遗迹我们或许已无从寻访，却以“路名”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固化下来，其稳定性都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经历四次改名，现如今这一系列的路名已沿用至今，将近50年了，与之前动乱年代的路名频繁更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当今中国的繁荣稳定，市政规划合理，既方便了人民生活又兼顾了传统文化。

东西湖区作为新区也是从21世纪开始蓬勃发展，投身工业化建设。东西湖区这九条路的统一命名出现在2004年，这个新世纪之处正是中国锐意进取的年代，全国气象一新，各个行业蓬勃发展。20世纪“蔬n支沟”的蔬菜农场命名模式到如今寓意科学发展观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道路名，祖国的工业化进程在路名的改变上得到了很好的反映，由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发展的新道路迈进，而且路名也兼顾了文化与哲学，展示了文明古国的深厚文化底蕴。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始终不忘本不忘根。

四.重拾传统，鉴往知来

路名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传承的思想，在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之后，最终还是回到了一条传统文化的道路上去，这种文化非常具有民族的特色，代表了中国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这种认知精巧复杂又富有智慧，在形式美和内在美的方面是统一的，是真正的美，于是这便统一为一种善的文化，中华人民在这样的文化滋养之下生长，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能够不断前进且永葆青春。

传承的观念在中国的智慧中一直是占据上风的，即使到了19世纪中叶之后，这种思想还是占据着绝对的胜利地位，时间到达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才真正沸腾飞溅，不同的观念被投放到时代的大锅中，传承的观念在其中输了下来，沉淀下来被认为是“渣滓”。而当一切都平息下来，人们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客观看待各种文化的时候，才会觉察到这种传承的观念是带有杂质的玉石。它有自己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是完全抛弃它是对于资源的严重浪费，也体现了人们缺乏甄别的能力。到了20世纪80年代，关于它的争论再次出现，这次的沸腾程度不亚于六七十年前，但是我们已经获得了辨别的能力，我们终于可以理性看待传承究竟好不好。

事实证明，完全割裂传统的做法是不可行的，“一元路”系列在诞生初革新激烈的时候也没有放弃传统文化的样子，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却因为政治原因改换成了“红卫”系列，完全失去了大气磅礴的意境。对比东西湖区的道路命名，从最初朴素的样子逐渐演化到现在美好的样子，我们能够发现传承传统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如此，传承的本身作为一种观念，也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创新和传承并不是两件相互矛盾的事情，因为创新出来的东西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会渐渐积淀下来成为需要传承的东西，而传承中也会慢慢发现种种的问题与不足有动力去创新。一个人要同时有了这两种观念才能更好地看清自己身处的位置，在其中找到了最合适的平衡点，那里是再次出发的最佳地点。

五.文明传递，未雨绸缪

1.从历史角度看

自1861年，英、德、俄、法、日等殖民主义国家纷纷在汉口设立租界，于江汉关附近扎堆，形成了所谓的“租界区”，帝国主义的侵略迫使汉口成为国际商埠城市。设立租界的国别之多位居全国第二，面积之广位居全国第三，与上海、天津并称旧中国三大租界。帝国主义的侵略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原租界区却是历史的载体，不能简单消失，需要进行综合整治，还原历史旧貌。

2.从文化角度看

数字老街汇集了各个国家风格各异的建筑风格，如斯拉夫式、巴洛克式等西方建筑风格，还有各种中西合璧的建筑产物，十分具有艺术气息，作为世界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些历史文化建筑是世界历史的见证，是人类文明发展轨迹的见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对于这样的优秀文化，我们自然要予以保护，而不是肆意的改造与放任不管。我们要将武汉每一处优秀的文化都作为武汉的城市名片，给予充分挖掘与合理利用。

3.从城市发展角度看

原租界区早已成为人们居住、企事业单位办公的场所，大部分建筑都已年久失修，面貌受损，但是由于对历史遗迹的保护不够，人们的意识缺乏，这些建筑或被拆除，或被破坏，有的甚至已经成为了危房而被废弃。随着人们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如果不对这些建筑加以保护或者修缮，迟早会被人们抛弃，到那个时候，这些建筑早就伤痕累累，或将不能恢复，被拆除而消失。这既不利于人们便利的生活，也不利于城市的发展。

4.从经济价值看

这些还残存的建筑大部分用于市民居住或者政府办公，但是这个区域却是居于黄金商业地段，这样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其经济价值大打折扣，没有体现中心老城区的区位优势。如果进行整改，将其发展成旅游区与商业区相结合，改善其配套基础设施，进行翻修与环境保护，将会极大地体现经济价值。

注释

[1]引用自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7页。

[2]引用自唐长孙滋元著：《玄珠心镜注》）

[3]引用自关尹子著：《关尹子》，二柱篇，第5页

[4]引用自李山译注：《管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2页。

[5]引用自李山译注：《管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页。

[6]引用自慕平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1页。

[7]引用自顾迁译注：《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5页。

[8]引用自《东西湖区专志·地名志》，武汉市东西湖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武汉出版社，2006

[9]引用自《东西湖区专志·地名志》，武汉市东西湖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武汉出版社，2006，第389页

[10]引用自武汉市地名委员会编《武汉地名志》，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250-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