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鹏 李志勇

【摘 要】 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内涵与外部特征，指出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涉及范围大、影响程度深。并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指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与国民思想教育是群体性事件的重大诱因之一。因而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立场，提出了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应对与解决路径：建立健全危机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坚持以人为本，改进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式;加强法治教育，维护法律权威，增强群众法律意识;加强政治和意识形态教育，合理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群体性事件;阶层分化;利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与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我国社会深层次的矛盾愈发凸显。一些地区民生建设效率低、基层自治效果差等问题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正常运行、影响了我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在此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化解群众性矛盾、缓解群众性冲突，预防和减缓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冲击显得愈发重要。本文在分析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就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体性事件之间的深刻联系加以分析，并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角度提出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一些建议。

一、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内涵与外部特征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①从性质上讲群体性事件是明显带有利益诉求的非法聚集行为，聚集在一起的群众也只是以拥有暂时的共同利益为活动基础，以实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要求为特定目的。这种行为由于缺乏科学理性的指导和合理规范的约束，因此不可避免的要对社会正常的秩序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整体上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参与人员多，涉及范围广。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数往往达到几百人或者上千人乃至是上万人的规模，过去参与的主体是农民和厂矿企业的下岗职工，现在还包括个体户、教师学生和复员军人乃至技术人员和干部群体等社会各阶层人员，参与主体逐步呈现多元化，涉及范围领域与波及行业越来越多，从各省市自治区到县城乡镇，从学校企业到各机关机构都发生着不同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第二，具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作用。如果用客观辩证的眼光来看待群体性事件，虽然其聚众行为是违法行为，然其所产生的效果并非都是负面的。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主体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处于相对弱势的社会地位，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也往往是某大型集团企业或团体组织和某政府机关对公共项目与公益事业的处理方式有失偏颇，触犯了民众的利益，民众通过合法途径无法及时或有效达到维权目的，便通过这种非法聚集行为来对企业集团和政府机关施加压力，以达到维护其权益的目的。以厦门PX项目为例，此项目建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附近，稍有差池便会给居民的正常生活以及人身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和威胁，然而厦门市政府对此并未重视群众的诉求反而加快了项目的建设速度。在此情况下居民们被迫聚集在一起抵制该项目，以此抗议政府的不重视行为，最后迫于压力，厦门政府召开座谈会，经过专家、民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媒体的积极抵制，该项目最后被叫停并被迁址。通过该事件可以看出群体性事件并非一味的都是负面影响，某些情况下它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起到维护民众合法权益的积极作用。

第三，以和平为主，但伴有暴力活动方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虽以和平示威游行为主，但很多情况下也伴有暴力色彩。主要是参与主体多为文化素质水平不高的中低收入阶层，其往往缺乏科学的引导和理性的约束，很多时候群体的心理都处于容易冲动的非理性状态，使得只要事情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引发民众的冲动行为，从而导致暴力行为的发生。无论是2005年安徽池州的群体性事件还是2008年云南孟连群体性事件亦或是2012年的重庆万盛群众聚集事件，都无一例外的印证了群体性事件中所伴随的暴力色彩。

第四，处理难度大，影响深远。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处理的难度往往十分大，对社会的影响一般也比较深刻。由于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主体日趋呈现多元化的现象且其数量规模也不断扩大，群体中各類人员的来源和背景广泛而复杂，涉及的行业领域也越来越多，这就为事件得到合理的解决增添了极大的困难。另外，由于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员是以占中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为主，一旦事件发生，经媒体的传播报道很容易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而且事件的起因往往折射和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面临的尖锐社会矛盾，从而引起中国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的反思。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

二、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中国社会群件性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

在把握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外部特征的基础上，站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除却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司法制度建设不完善等因素之外，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与国民思想教育亦是重大诱因之一。总的来讲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市场经济的冲击。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导致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平，主要体现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等地域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和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上，这样的不平衡状态相当程度上引发了社会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思想上的激进偏颇与心理方面的焦躁情绪;而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人们追求利益欲望的过分膨胀使得传统的美德思想、革命精神及优良作风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且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推进社会阶层分化也愈发深刻多元，社会思想价值观的多元化趋势越发显著，从而既使得党领导开展针对中国国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严峻的形势，也导致中国国民难以有效地受到良好的思想教育、形成科学理性的价值观。因此，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这两方面的冲击就会让人民群众不满的情绪极易爆发，而爆发的表现形式就是群体性事件。

第二，党和政府对基层群众思想引导和情感沟通的缺乏。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政府领导在日常工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偏离群众路线的现象，相当程度上致使党政工作与人民大众日益脱节。这种情况所引发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党委宣传机关和政府教育、文化部门对社会大众思想教育工作的不充分、不到位、不彻底。即党和政府不能深刻了解群众的思想状态和情感诉求，也不能准确把握群众的利益关切，在致使行政决策忽略群众内在需求的同时，更会导致党和政府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心理隔膜，使得人们无法有效地理解与有力地支持党和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决策执行，最终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第三，从众性心理诱导。上述两种情况再加上人们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导致当前一些群众文化素质和认知水平整体上不足以支撑其做出理性科学的行为决定，因而始终都存在着从众的心理状态而缺乏理性思维的合理引导。尤其当事情事关他们切身利益或者能够引起他们情感共鸣时，这种从众心理就会尤为突出。此时只要有少数人的牵头或者是少数不法分子的煽动，人数众多的社会大众往往十分容易聚在一起，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1、党性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与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冲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1]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根本上讲是由性质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加以领导的，而党的阶级属性又决定了党的思政工作始终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国家民族的整体与核心利益。但是中国社会一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所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多元分化使得“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有着自己的利益和目标，这些利益和目标有时与其他阶层的利益和目标相异，并有可能发生冲突。”[2]换言之，群体性事件意味着社会各阶层人们利益关系的复杂交织与相互冲突，而在这背后所隐藏的社会阶层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阶层利益多元化使得党和政府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统一社会共识、凝聚集体力量以维护社会国家的整体利益面临着愈发严峻的挑战，即国家集体利益与社会各阶层独特利益之间的冲突越发显著，一旦这两种利益关系无法得到妥善的协调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冲突往往就会衍变成为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之一。因此，我们对群体性事件解决措施的讨论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背后所代表的集体利益同群体性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阶层利益之间的内在冲突。唯有站在政治的高度，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住群体性事件解决的方向和道路。

2、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群体性事件的解决路径

在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内在关联的前提下，我们意识到群体性事件本质上还是社会主义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站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立场解决群体性事件必然不能让政治和意识形态“挂帅”、走阶级对抗的老路，而是要本着化解矛盾的态度强化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沟通、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最终在思想的层面缓和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冲突，为下一步利益矛盾的协调解决奠定基础。因此，从党和政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角度出发，社会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方式大体有如下几种：

（1）建立健全危机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各级党委和政府及企业单位首先要健全和保持与群众沟通渠道的畅通，在日常工作中注重听取群众的意见，多多采纳群众的合理建议，使得党政机关与企业的工作人员得以深刻了解和准确把握群众的心声。在此基础上根据群众的利益诉求与情感需要不断强化社会、学校以及社区家庭的教育以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从而在将党和政府以及企业单位的大政方针和科学决策合理地介绍给人民群众的同时，使之能够理解和接受。最后，通过制度的设计和政策的制定为思想政治工作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保障体系，并最终建成一种危机应对机制，以便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可以在事前积极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又能够在事发时及时高效地对事情加以解决和处理，将危机控制在一定程度的范围内，防止其进一步恶化和扩大而影响到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

（2）坚持以人为本，改进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式。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党政机关或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群众路线意识淡薄，思想教育工作的贯彻执行缺乏科学性，使得人民群众在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难以得到保障的背景下，被迫走上了非法聚集的道路。因此，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3]唯有站在群众立场的思想教育才能深入感化社会大众，也唯有从群众视角出发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把握人民的心理情感、生活诉求与发展需要，最终真正把握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之所在。此时的思想政治教育才会切实发挥提高人们文化素质水平，积极预防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良好效用。

（3）加强法治教育，维护法律权威，增强群众法律意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一定的积极意义，是群众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但终归是非法的、不可避免地给社会秩序带来负面影响。为了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我们在加强党政廉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同时也必须强化法治的思想教育，引导民众树立法律意识观念，维系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形象。避免在社会大众中间形成忽视法律的心理氛围，以及避免造成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可以不惜违背法律的假象。这种心理状态一旦蔓延，长期下去不只会破坏法律的权威、重创我国的法治建设，更会给我国社会安定造成极大的威胁，进而影响到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我们必须在各行各业以及各级别企事业单位采取措施以加强针对人民群众的法治教育，积极引導广大群众树立理性行为和合法维权的法律观念，避免群众因过激的冲动行为而给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伤害。

（4）加强政治和意识形态教育，合理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对于当代中国国民而言，应以何种方式来为人处世，这都需要我们拥有正确合理的价值观念和理性科学的行为方式。如果在自身权益受损的情况下只是简单粗暴地将这归结为他人的过错从而通过暴力行为和扰乱社会秩序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长此以往，这种现象将极大地损害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因此，基于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认知，党和国家必须通过学校、各企事业单位以及各基层社区组织等强化对人民大众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教育。即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4]也就是说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既要引导人民群众从根本上坚持政治原则、树立大局意识，又要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实际切身利益，从人民群众现实基本诉求的视角和立场出发积极引导他们将自己的利益追求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从而实现他们自身利益的诉求同社会国家集体利益的需要相结合的目标，在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过程中不断获得自身的发展。最终引导人民大众形成正确、科学以及理性的价值观，为群体性事件前期的预防乃至后期的解决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注释】

① 百度百科词条“群体性事件”，http：//baike.baidu.com/view/61543.htm？fr=aladdin.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2] 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

[3][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柴 鹏（1991—）男，汉族，山东郓城人，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

李志勇（1990—）男，汉族，河南驻马店人，法学硕士，重庆市万盛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