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姗姗，乐菲菲，崔丽华

(济南大学商学院，济南250002)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站在了“高增长”向“高质量”转变的新起跑线。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1]，政府多次强调创新重要性[1-2]，不断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比如加大企业科技开发费税前扣除，支持企业与科技研究机构合作，加大科研人才培养，简化中小企业融资程序等等，以此推动企业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由于中国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法律制度环境不太完善，造成资源分配不公平，信息流通不完全以及产权侵犯等现象普遍存在。而政府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推动者及主要经济资源配置者，掌握着大量的创新人才、创新资金和创新信息，对企业创新发展必不可少。故在自主创新过程中，政企关系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民营企业，缺少国有企业的天然政治纽带，在经济发展中难免遭受不公平对待、产权侵害等，使之在创新资源配置市场中处于劣势，故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热衷于构建政治关系，以获得资源配置优先权，占据市场发展优势，促进自身转型升级，实现企业创新发展。针对政治关联与公司创新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少学者认为，建立政治背景需要一定的寻租成本[3]以及维系成本，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对企业造成政治资源诅咒效应[4]。但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关联帮助企业获得较多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筹资优势，无疑增加了企业资金链的灵活性，有利于企业的研发投入，同时依靠政府可以拥有稳定的市场订单和丰富的创新经济资源，所以这种诅咒效应影响并不大。可见两者之间影响关系备受争议，本文从科研资源(资金、人才)投入角度来进一步研究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绩效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以期更好理解两者关系，获得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

1974年Krugger首次谈及政治关联。所谓政治关联，即企业与当局之间形成的较平稳密切的隐性关系，而企业可通过这种特殊关系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大收益。紧接着国内外学者对政治关联这一现象进行了广泛研究，认为企业通过与政府密切关系、政治捐赠、政府任职、国有持股等方式构建政治背景[5-11]，以实现自身政治组织网络构建，为企业经营发展获得政治资源或政治保护[12]。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政治资源危害论越来越受欢迎，即政治关联存在诅咒效应——政府背景导致政府过度干预企业运营，为达到政府经济目标，企业需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及负担[13-14]；另外优渥的政治经济资源造成企业投资过度、缺少创新动力、承担过多寻租成本等问题[15-17]，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消极影响[18-20]，且制度环境越差这种负面效应越强[21]。Boubakri[22]、邓建平等[23]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有政治关联背景的公司业绩要明显低于没有政治关联背景的公司业绩，且政治关联程度越高，负面作用越大；冯延超[24]指出政治关联最终导致企业效率低下；田利辉、叶瑶[25]也发现政治关联和中小民营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具有相反的关系；罗明新等[26]发现由于政治关联造成较低的研究投资强度，阻碍了创新绩效的提高；袁建国等[27]也提出了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的创新积极性，阻碍创新活动，从而大大降低了创新绩效，持有相似观点的还有李诗田[28]、乐菲菲[29]、曹阳[30]等。

尽管学者们通过上市公司数据获得了可靠的实际验证，但是仍有不少学者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政治资源具有激励效应，即政治关联存在使企业得到额外政府补助、税收优惠、产权保护、市场订单等资源[31-34]，同时向外界传递较好的经营讯号，降低融资难度及信贷约束，使得企业以低利息、长期限获得更多融资额，进而对企业发展产生资源扶持效应[35-37]，大大提升企业整体价值。黄琼宇、罗党论[38]认为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水平越高，企业价值也越高；王珍义等[39]发现由于政治背景的存在使企业外部融资更加便利，从而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唐玮远[40]从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治背景切入，通过分析政府资金支援以及银行的借款两个角度发现，政治关联与公司的创新绩效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李维安等[41]也提出了税收优惠会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创新业绩；俞峰等[42]研究发现政治关联通过弥补企业内部创新资源的缺陷而促进了企业的创新，并未证实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持有相似观点的还有刘力钢[43]、傅樵[44]、罗明新[45]等。

对于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大体可以归分为两类：一是政治资源的寻租效应[5]；二是政治资源的效率效应。虽然广大学者们结合国内环境的特殊性，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外部声誉，外部融资，外部经济发展形势及内部成本运作，内部投资决策等等进行探究，不断丰富现有文献，加深对政企关系的认识，为政府以及企业的发展提出了可行的建议。但是对于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没有一致的结论，而且大多数的研究仅仅从单一变量进行研究，并且对政治关联、科研人员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涉及较少。毋庸置疑拥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在获得当局的资金支持或者税收优惠后会加大研发资金的投入，但是政府同时也大力培养科研人才，鼓励民营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所以科研人员这一变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故本文试图从研发资金投入与科研人员双角度来分析政治关联与民营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政治关联与创新绩效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增长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时期，目前正处于转方式、优结构、转动力的关键期，必须全面深化深入改革，坚持不懈实行创新发展战略。同时按照《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国发[2006]6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88号)的要求，国家大力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而在中国特殊的经济环境下，政治背景的存在作为经济制度体系不完善的替代产物，可以帮助企业在自主创新中获得较多的优势，尤其是上市民营企业。具体来说，通过政治关联，民营企业可以获得以下五点优势：一，通过与政府保持较好关系，向外界传递公司经营状况稳健有效的讯号，增加投资者对未来股价的预期信心，降低投资者对未来的不确定，从而有利于企业外部融资；二，拥有政治资源可以使企业获得较多的税收优惠，减少运作成本，这样企业可以将更多精力以及财力资源投入企业的创新，另外由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属于高成本、高风险类的投资，因此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政府刚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三，由于我国法律环境不完善、企业产权意识淡薄，导致侵权现象广泛存在，而企业通过与政府维系较好的关系，有利于企业的产权保护；四，政治关联的存在降低了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借贷门槛，简化了相关的程序，有利于企业资金借贷；五，政府掌握着大量的人才资源，对科研机构以及科研队伍的信息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而在企业创新的过程中这些资源必不可少。由此可见，政治资源的存在对于民营公司的创新绩效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政治关联促进了民营企业创新绩效。

(二)政治关联、研发投入与科研人员

近年来政府一直强调经济转型升级，强调经济持续发展。创新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式，政府一直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不断完善创新服务机制，不断提供创新资源。但是由于我国资源分配不公，信息不畅通的现象一直存在，因此众多民营企业想通过政治关联为企业的发展创新谋福利，通过与政府建立这一层关系，实现企业税收的减免，借贷资金的便利以及稳定的订单市场以此增加企业创新的筹码，其中不容忽略的是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科技人才信息，同时对科研机构比较了解。建立政治关联后，这些资源更容易获取，从而更方便与较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合作，发展科研队伍，降低创新失败的机率，使民营企业更加放心地加大研究开发投入，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从而快速占据市场，促进公司发展。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二：政治关联推动了民营企业科研人才、资金投入。

(三)政治关联的地方差异性

解维敏等[46]研究发现我国的地区金融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研发支出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Novoa[47]认为企业创新绩效的高低其实取决于不同国家制度环境的公平性。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在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受地区地理、文化、信仰、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缺乏法律制度的保护，遭受过度的政府干涉以及受到金融服务设施落后的阻碍等等。李诗田等[29]从制度环境的视角研究发现企业所在省份不同，其制度环境就不同，制度环境越好，企业的研发支出越多。Dyck、Zingales[48]也提出外部制度环境的不同对企业的各种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等会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可见，环境制度是影响企业研发支出的重要因素，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方，经济环境比较开放，资源分配相对公平，当地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越少，越有利于激发公司员工的创造积极性。所以越正式的制度环境，企业的知识产权越受保护[28]；越自由的经济环境，企业竞争越激烈、越公平，企业也更愿意加快创新的脚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故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三：市场化水平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负相关，与科研人才、资金投入正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择

1.解释变量

政治关联(PC)。唐松等[49]等将政治关联定义为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的一种隐性的、非正式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企业高管(包括CEO、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或者大股东等与政府存在密切关系，曾经或现在任职于政府单位(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各级政府和政府机关)党代表、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即视为存在政治背景。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经济环境的特殊性，无论大股东、总经理还是董事都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很重要，所以此处选择企业实际控制人的背景作为研究的变量，并设置虚拟变量PC。当实际控制人现任或曾任职政府机构，具有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或在行业协会担任领导职务时，赋值为1，否则为0。

研发投入(INV)。考虑到行业、公司性质的不同，对于科技创新的投入成本采用企业研发投入额取对数来衡量。

科研队伍(PER)。取科技研究人员数量的对数来表示。

市场化水平(MAR)。采用王小鲁、樊纲等编著的各省份市场化总指数衡量企业所在地市场化水平。

2.因变量

创新绩效(RD)。创新绩效衡量普遍采用企业专利技术申请数量、公司的科研投入资金、新产品销量等方法。但考虑到我国目前企业的产权保护意识较差，并非所有的研究成果都会有专利保护，因此专利申请数具有不太准确性；而且创新属于高成本的投资，不同行业的企业对于创新的科研投入资金账务处理不相同，同时由于企业的规模大小不一、主营种类多样，研发资金不具有可比性，故参照张杰等[50]的方法，用企业的研发投资支出与营业总收入之比度量企业的科技创新。另外为了结论的稳健性讨论，选择使用专利申请数取对数以及营业收入取对数作为代理变量进一步检验。

3.控制变量

综合考虑行业、公司结构以及公司成长性等因素，本文选择以下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企业总资产取对数；两职兼任(PT)：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为一人担任，取值2，否则0；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总负债/总资产；总资产收益率(ROA)：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主营收入增长率(GRO)：本期主营业务增长额/上期主营业务收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1)：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公司总股数；税收优惠(TAX)：应交税费/营业收入；最后对数据进行行业控制(IND)及年度控制(Year)。

(二)数据来源与检验模型

1.数据来源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具有时效性，选择2012—2016年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并进行以下处理：①删除在该年度被ST、PT的公司；②去除保险、金融行业公司数据、去除残缺值以及不正常数据；③对连续变量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除去不正常值的影响，最终取得7773家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另外，政治关联数据通过高管政治背景和上市公司控制人手工赋值获取，而市场化程度的总指数来自于王小鲁、樊纲等编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其他相关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2.模型设计

模型(1)、(2)和(3)中RDij表示因变量创新绩效，Control表示相关的控制变量。其中，模型一用来检验假设一——政治资源对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模型二利用政治关联与科研投入以及科研人员等变量验证假设二——政治关联是否会使企业科研投入增多，从而对假设一中的创新绩效存在促进作用；模型三在模型二基础上加入了市场化指标以此验证假设三——政治关联与市场化水平有反向关系。

五、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1可见，上市民营企业的数量呈现递增趋势，且存在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数量占比超过30%。通过表2，可看出PC的均值达到了0.364，说明政治背景广泛存在。总体来说，企业的创新投入资金以及人员队伍建设均值达到15.435和5.454，说明企业对于自主创新投资及创新人才的重视，但是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比较大，反映了创新资源配置的差异性；另外反映企业创新绩效的RD均值为0.150，最大值也仅仅达到5.365，说明创新资源输出效率低下；市场化水平均值为8.446，但差异较大，说明市场化水平存在地区差异性；资产负债率LEV均值为0.339，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水平较高。最后对比政治关联企业与没有政治关联企业发现，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创新绩效RD均值仅仅为0.139，明显低于无政治背景的民营企业0.157，这一结果与原假设一相悖；而政治关联企业研发资金的均值(14.952)与科研人才资源投入的均值(5.403)都低于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假设二也受到了质疑。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8.382)明显低于无政治关联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8.483)，说明市场化水平越低，企业政治寻租越普遍。另外相比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8.382)，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8.483)，创新资金及人才投资均值也较高，企业创新绩效RD相对较好，与假设三一致。

表1 存在政治关联的上市民营企业数量变化趋势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避免研究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太大，造成分析结果不可靠，对数据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见表3)，最后发现各个变量数据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小于0.5，说明了两变量之间相关性相对较弱。表3显示政治关联PC与创新绩效RD的相关系数小于零，但不显著，说明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具有一定负作用，但影响不大；而政治关联PC与创新人才培养PER以及研发支出IVE的相关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与ROA显著为正，说明政治背景对企业整体的效益有促进作用，但对企业创新研发资源投入具有一定挤出效应；而MAR与PC的相关系数在1%水平上为负，PER和IVE在1%水平上为正，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政治关联水平越低，企业对于创新的资金、人才投入越多。

表3 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

但是考虑到Pearson分析仅仅用来解释两变量之间相互变化关系，故本文采用VIF(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数据之间是否有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结果见表4，发现VIF仅仅为1.23，远远低于10，说明各变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共线性问题。

(三)线性回归分析

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首先模型1中，在保持其他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可以看出政治关联(PC)与民营公司的创新绩效(RD)仍然负相关，并且在5%水平上显著，所以相对于没有政治背景的民营企业，有政治背景反而不利于公司的自主创新。和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有利于外部的资金筹集以及银行借款。但是“寻租成本”以及“维系成本”也很高，企业一味地追逐政治背景，期望获得1+1＞2的效果，最后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政府为了当地经济增长以及就业稳定，会要求相关的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从而增加其运营成本。为了维持这一层关系，企业需要迎合有关的政府创新项目，而这些项目对企业的业务发展是无关紧要的，因而不利于创新绩效的提高。而大多数民营企业在拥有政府这个靠山后，依靠稳定的市场订单以及政府扶持，产生的较小市场竞争压力会使企业变得不思进取，没有自主创新的激情，仅仅局限于当前的“市场蛋糕”，缺少创新的动力，最后也会反作用于创新绩效，故假设一被推翻。

表5 回归分析结果

其次，观察模型2发现，政治关联PC与税收优惠TAX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所以政治背景的存在可以使企业获得较多的税收优惠(TAX)，但是企业获得的税收优惠以及补贴并没有按照所假设的那样应用于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研发资金投入IVE以及科研人员PER与政治关联PC的回归系数明显为负，反观PC与ROA的回归系数发现在1%水平上为正，说明这些企业可能将所获得的税收优惠用在了企业原来的优势产业投资上，抑或是进行了多元化业务市场的开拓，所以造成企业对科研资源投入较少，证明了假设二不成立。

最后，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市场这一因素，回归发现市场化水平的高低与政治关联PC显著负相关，即，市场化程度越高，政治关系存在度越低，民营企业对于科技创新的资金、人才投入越多，越有利于公司创新绩效的发展。原因在于：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对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公司的法律保护程度较高，资源分配比较合理，信息比较畅通，因此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促使企业不断转型升级，不断创新。而从当前的国内大环境来说，国家加大了反腐力度，市场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东中部地区，政府官员会更加主动地响应中组部“18号文”，从企业纷纷卸任，从而促使这些地区的政治关联程度降低。党力等[51]以十八大反腐为背景研究反腐败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最后发现寻求政治关联与反腐倡廉两者互为替代，反腐增加了企业寻租的成本，尤其是对非国有企业来说，明显刺激了公司创新的积极性，加大了企业的科研资源投入，对企业创新有更加明显普遍的正向作用。故基于以上分析，假设三得以验证。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2—2016年度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相应的数据分析方法，从研发资金投入和科研人才队伍建设两方面来解释政治关联、公司创新绩效以及市场化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创新绩效，创新资金、人才投资及市场化水平皆负相关。可见，政治关联的存在并未对民营企业自主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市场化水平与企业寻租现象负相关，但是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却明显增加了民营企业对创新投资方面的重视。

因此，民营企业应该正视政治资源的存在，认识到政治关联的两面性，合理利用政治优势，不可一味追求政治关联，忽略自身可承担成本；同时应该健全企业内部资金监督审查制度，创新资金做到物尽其用，切勿盲目投资；最后管理者应该时刻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做出科学决策，摆脱“温水煮青蛙”效应，加大创新。另外，政府作为宏观调控中最有力的一只“手”，应该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环境，降低民营企业借贷门槛，减少民营企业发展束缚，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激发市场活力，简政放权，减少对企业干预，进一步规范政府官员企业任职、兼职行为，为企业营造健康、积极的经济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