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张耀杰

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以及他所欣赏的学生罗家伦，与同为北大教授的前辈文化人辜鸿铭之间，一度处于激烈碰撞的敌对状态。辜鸿铭离开北大英文门一级教授的职位，也主要是出于罗家伦与胡适的先后提议。但是，离开北大的辜鸿铭，与胡适之间依然保持着相互尊重、彬彬有礼的“君子”之交；学生辈的罗家伦事后对于辜鸿铭也有持平之论。到了2008 年6 月8 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文化怪杰辜鸿铭》一书的作者黄兴涛，在《光明日报》发表《罗家伦“上书”辜鸿铭“下课”——一份新见北大档案的介绍与解读》一文，却把辜鸿铭的所谓“下课”，认定为罗家伦与胡适的“暗施‘狠手’”。

辜鸿铭离开北大的确切记录

1920 年8 月24 日，钱玄同在致周作人信中写道：“查来信有谈及古轰鸣（译音）下半年的‘笾豆 簋问题’（按，此即‘饭碗问题’也。因饭碗二字太欠古雅，故改为此名）的事。查该古轰鸣在成均已经革职了。这倒也是一件快心的事。不料□□□□诸公，又因为是ㄉ’ㄠㄎㄊㄜ建议革他的，又不免略有烦言。你想这种烦言，不是‘吃饱饭，没事干’而发生的吗？”

这里的“古轰鸣（译音）”，指的是当时的北大英文门一级教授辜鸿铭。“ㄉ’ㄠㄎㄊㄜ”，是用注音字母对于英文docter 的拼写，指的是英文门教授会主任胡适。这是迄今为止能够见到的关于辜鸿铭离开北大的具体原因及具体时间的最为确切的记录。“□□□□诸公”，指的是负责为教育界讨要欠薪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马叙伦、书记沈士远等人。

钱玄同尽管认为胡适建议革除辜鸿铭的教授职位，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但是，在落款时间为西历庚申中秋节后一日即1920 年8 月16 日写给周作人的前一封书信中，他还是对辜鸿铭的人格给出了部分肯定：

“该Koo hoong meeng”我以为尚有人格。比了满州皇帝回任而满口民治主义者，毕竟还洁白一点。——我又要发牢骚了。我觉得中国人顽固还不要紧，野蛮还不要紧；惟顽固而带维新之面具，野蛮而打文明之腔调，则真不可救药矣。

与钱玄同的上述书信相印证，《胡适书信集》中录有以“英文教授会主任胡适”落款的《致北京大学各有关部门公函》，其中写道：

敬启者，近年预科学生之英文成绩殊不能满人意。上午本系教授会及本校修正预科课程委员会对于此事情皆有所讨论。兹将讨论之结果，拟定本年预科英文教授办法如下……

这份公函写于1920 年前后。由此可知，在教授治校的蔡元培时代，拟定英文本科及预科的教学办法并且遴选合适的教员，是英文教授会主任胡适的职责所在。但是，到了2008 年6 月8 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文化怪杰辜鸿铭》一书的作者黄兴涛，在《光明日报》发表《罗家伦“上书”辜鸿铭“下课”——一份新见北大档案的介绍与解读》一文当中，却把辜鸿铭的所谓“下课”，认定为罗家伦与胡适的“暗施‘狠手’”。

罗家伦笔下的辜鸿铭

黄兴涛在文章中所说的新见北大档案，指的是北大档案馆收藏的一份案卷号为BD1919031 的学生来信，抬头为“教务长英文主任先生”，信中写道：

先生就职以来，对于功课极力整顿，学生是狠（很）佩服的。今学生对于英文门英诗一项功课，有点意见，请先生采纳。学生是英文门二年级的学生，上辜鸿铭先生的课已经一年了。今将一年内辜先生教授的成绩，为先生述之……

接下来，是罗家伦为辜鸿铭罗列的四项“成绩”：

（一）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他说：“西洋有律师同警察，所以贫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中国历来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师管束内里的动机，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国平安，非实行‘君师主义’不可。”每次上课都有这番话，为人人所听得的。其余鄙俚骂人的话，更不消说了。请问这是本校所要教学生的吗？这是英诗吗？

（二）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课本钞本具在，可以覆按。因为时间被他骂人骂掉了。这是本校节省学生光阴的办法吗？

（三）西洋诗在近代大放异彩，我们学英国文学的人，自然想知道一点，我们有时问他，他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这是本校想我们有健全英文知识的初心吗？

（四）他上课教的时候，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而且说不出来。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请问这是教英诗的正道吗？

作为这四个方面的总结，罗家伦在信中表示说：“有以上种种成绩，不但有误学生的时光，并且有误学生的精力。我们起初想他改良，说过两次，无赖（奈）他‘老气横秋’，不但不听，而且慢（谩）骂。所以不能不请先生代我们作主，设法调动，方不负我们有这英诗的本旨。校长优容辜先生的缘故，无非因为他所教的是英诗，教得好，而且与政治无涉，那（哪）知道内幕中这个情形。不但贻误学生，设若有一个参观的人听得了，岂不更贻大学羞吗？学生也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为本校分谤，但是如青年的时光精力何呢？质直的话，请先生原谅！”

据黄兴涛介绍，罗家伦此信写在十四张“国立北京大学用笺”上，其中5 月3 日所写十张，8 月8日补充四张，落款是“学生罗家伦谨上五月三日此信并可请校长一看”。罗家伦将这封信呈交校方的时间，是五四运动过去三个月之后的1919 年8 月8 日，他所添加补充的是如下内容：

这封信是五月三日上午写好的，次日就有五四运动发生，所以不曾送上。到今日学校基础已定，乃捡书呈阅。还有两件事要附带说明：（一）本年学校将不便更动教授，但英文门三年级的英诗功课，只有二点钟，可否将辜先生这两点钟减去，让他便宜点儿。这两点钟我和我的同班，渴望主任先生担任。（二）听说杜威先生下半年在本校教“哲学”同“教育原理”两课。这两课都是对于英文门狠（很）有关系的东西，可否请先生将他改成英文门的选科，让我们多得一点世界大哲学家的教训，那我们更感激不尽了。

在信末，罗家伦要求将此信也交给代替校长蔡元培到校视事的蒋梦麟一阅。因为信中涉及英文和哲学两系的课程安排，教务长马寅初当天把此信转给哲学系主任陈大齐（字百年），让他与英文门主任胡适商量解决办法。马寅初在批语中写道：

百年兄：接罗君家伦来函，对于英文与哲学两门功课有所主张，兹特奉上，希与适之兄一商为荷。此请刻安。

黄兴涛的过度诠释

作为一名学生领袖，罗家伦用真实姓名向校方提出教学方面的书面建议，原本是正大光明的一件事情。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经常刊登此类的师生建议。但是，此事到了黄兴涛眼里，在“至于陈大齐和胡适具体商量的处理意见如何，限于资料，暂无法得知”的情况之下，却被认定为是罗家伦、胡适刻意隐瞒的暗箱阴谋：

同胡适一样，晚年的罗家伦也丝毫没有提到他早年曾“上书”北大校方、向辜鸿铭暗施“狠手”之事。要不是档案还在，我们今天恐怕也永远无缘了解此事的真相了。

按照黄兴涛的解释，罗家伦写作此信的动机，首先是激于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大义”；其次还有他与辜鸿铭之间的个人恩怨：

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就曾生动地记述辜鸿铭和罗家伦之间互相“讨厌”的故事。据他说，辜鸿铭这位“名教授”因反感罗家伦这位“名学生”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有一回，辜鸿铭听了他的回答很不满意，便当堂加以训斥。因为话说得很重，罗家伦有些难堪，就站起来辩解。结果招致辜鸿铭大怒，拍着桌子说：“罗家伦！不准你再说话！如果再说，你就是WPT！”罗家伦被吓得愣住了，只好忍气吞声，不再言语。下课后，他心中不快，尤其窝心的是挨了骂，还不知道所骂的WPT 三个英文字母究作何解。他就此请教自己尊重的老师胡适，也未能得到答案。于是有一天，趁辜鸿铭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凑上前去问道：“上回老师不准我说话，骂我WPT。这WPT 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请老师告诉我：这是哪句话的缩写？出在哪部书上？”辜鸿铭一抡眼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WPT，就是王、八、蛋！”此言一出，哄堂大笑。罗家伦恨得牙痒，却无可如何。张友鸾最后还强调：“北大学生，没有一个不知道罗家伦就是WPT 的。”

黄兴涛接下来补充说：“笔者研究辜鸿铭多年，知其的确有喜骂‘王八蛋’之嗜。若如是，就不难理解何以罗家伦要单独‘上书’校方，且对自己的老师用语会如此刻薄激烈了。”

在黄兴涛看来，除了“激于‘大义’与‘私愤’的双重冲动”之外，罗家伦“上书”校方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两名教授之间的同行“竞争”：

在北大英文门内，胡适与辜鸿铭不仅是思想上的对头，也是教学上的竞争对手。他们都教英语文学，特别是英诗。起初，胡适仅教一年级的英诗，每周只有1 课时；辜鸿铭则教二、三年级的英诗，每周都是3 课时。罗家伦正是胡、辜共同的学生。但罗显然更喜欢胡适的英文课。1918 年，他还在胡适的指导和修改下，与胡适联名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易卜生戏剧《娜拉》。1919 年5 月，杜威来华讲学，胡适亲自做翻译，罗家伦则是胡适指定的笔录人之一。他上述补充的有关杜威课程为选修课的建议，就是因此而来。……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更加关心罗家伦此信上交北大校方之后辜鸿铭的有关处境问题。从北大英文门的有关课程档案来看，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辜鸿铭二、三年级的英诗课仍得以保留。不过同时我们也看到，胡适的“近代英美诗选”课此时却被正式列入本学年两个年级的选修课程当中，这无疑满足了罗家伦信中的部分要求。而1920年下半年至1921 年上半年，辜鸿铭的英诗课便不复存在。所有英国文学的“诗歌”部分，都改由胡适来上，课为3 学分，规定三个年级的学生均可以任选。不仅如此，胡适还专门为杜威的太太开设了“英国史”“欧洲古代文艺史”“欧洲文学史（近世）”等三门课程。目前，辜鸿铭究竟何时最终离开北京大学英文门，由于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还难以确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自1920 年下半年之后，北大英文门的课程表上，就已经不再有辜鸿铭的名字了。

罗家伦1918 年与胡适联名发表轰动一时的易卜生戏剧《娜拉》，1919 年5 月杜威来华讲学时又是胡适指定的笔录人之一，充分证明他在北大学生中的成绩优异。“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所说的罗家伦“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显然是一种歪曲事实的道听途说或事后扯谎。至于黄兴涛所谓胡适与罗家伦的“暗施‘狠手’”，可以借用刘半农1934 年3 月8 日的日记予以回答：

上午续编中小字典。下午到北大上课。去冬为研究所事，逵羽来谈，曾言及适之为人阴险，余与适之相交在十五年以上，知其人倔强自用则有之，指为阴险，当是逵羽挑拨之言。曾以语孟真，孟真告之孟邻。今日孟邻面诘逵羽，不应如是胡说。逵羽大窘，来向余责问。余笑慰之。

孟真就是胡适的学生、罗家伦的北大同学，时任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所长兼北大教授傅斯年。孟邻即北大校长蒋梦麟。逵羽是当时的北大教务主任樊际昌。正是在刘半农的劝说下，樊际昌消除了对于胡适的误会，他后半生一直作为得力助手追随蒋梦麟，到台湾后曾任农复会秘书长兼总务处长。

罗家伦的持平之论

1921 年10 月13 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夜间王彦祖先生邀吃饭，同席的有Demiéville and Monestier 及辜鸿铭先生。许久不见这位老怪物了。今夜他谈的话最多；他最喜欢说笑话，也有很滑稽可喜的。今记数事如下……”

这里的王彦祖，是胡适的一位老同学，1919 年前后与胡适、辜鸿铭同为北大教授。Demiéville，即法国汉学家戴弥尔。Monestier，即法文《政闻报》的主笔莫内捷。当晚在场的除了人称“辜疯子”的辜鸿铭之外，还有人称“徐癫子”的徐墀等人。

1928 年5 月1 日，胡适在日记中附加了一则剪报：“东方三十北京电：辜鸿铭患肺炎，本日下午三时半在北京私宅病故，享年七十二岁。”

与此同时，胡适还写下了对于辜鸿铭的盖棺定论：“辜汤生先生死了。此老对我虽表示反对，然相见时却总是很客气的。他尽管嬉笑怒骂，也还不失为一个‘君子’人。他的著作里最崇拜‘君子’一（两）个字，死后我这样评论他，似乎不失为平允。”

到了1935 年，胡适还专门依据1921 年10 月13日的日记写了一篇《记辜鸿铭》，其中谈道：“辜鸿铭向来是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有一次为了我在《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文，他竟对我说，要在法庭控告我。然而在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后来他并没有实行他的恐吓。大半年后，有一次他见着我，我说：‘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他正色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的不好！’”

假如辜鸿铭的离开北大确实如罗兴涛所说，是罗家伦及胡适“暗施‘狠手’”的结果，在事发后不久的1921 年10 月13 日的日记中，“暗施‘狠手’”的胡适完全没有必要在私密性质的日记里面，替辜鸿铭说公道话：“他虽然顽固，可不远胜徐世昌吗？”假如“不仅是思想上的对头，也是教学上的竞争对手”的胡适与辜鸿铭之间，只有“暗施‘狠手’”之类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胡适更不需要在1928 年5月1 日的私密日记中，称赞刚刚去世的辜鸿铭是“对我虽表示反对，然相见时却总是很客气”的“君子”；到了1935 年还要为辜鸿铭专门写一篇纪念的文章。

1919 年3 月，蔡元培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中，强调北京大学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此同时，他还专门为辜鸿铭一类人划定了一个政教分离的职业底线：

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罗家伦所描绘的辜鸿铭的课堂教学，恰恰突破了这样的职业底线。假如辜鸿铭在课堂教学中除了宣传君主复辟之外，还要像张友鸾所说的那样毒骂自己所不喜欢的学生是王八蛋，这样的大学教授无论拥有多么渊博的知识，都是不合格和不称职的。黄兴涛在“辜鸿铭究竟何时最终离开北京大学英文门”都不能够确定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把辜鸿铭的“下课”与罗家伦的“上书”绑在一起，分明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或者说是疑罪从有的有罪推定。

现在看来，罗家伦正大光明的意见书在决定辜鸿铭的去留问题上，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根本原因显然是辜鸿铭的咎由自取。更何况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中，还为辜鸿铭离开北大提供过另一种解释：辜氏既放浪形骸又十分守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学生男女同校上课的事。有一年，他主讲北大英文课时，忽见座位中有女生，有人告以是新招女生。下课后，他找到蔡元培，说“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对辜鸿铭的授课质量给出过尖锐批评的罗家伦，在事过境迁的《回忆辜鸿铭先生》一文中，对于自己当年的过激态度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偏和修正。关于此事，黄兴涛在他的文章里面介绍说：“他赞辜鸿铭是一个‘无疑义的’‘有天才的文学家’，认为其‘英文写作的特长，就是作深刻的讽刺’，有时‘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他还强调：‘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等等。可见，历经几十年的文化人生和学术磨砺，他对辜鸿铭的认识评价已经相当平静、理性和客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