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晴儿 王 芳［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达洛维太太》是英国作家伍尔夫一部成熟的现代主义作品。小说通过女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五十二岁时的一天的意识流，在这一天中，她带着隐秘的自杀渴望，反复回忆十八岁时的那个夏天。在那个夏天，她选择了嫁给相识不久的达洛维，放弃了感情更深，心心相通的彼得，她的爱正像登普斯特太太口中“那些失去的玫瑰”，由于金钱、地位被弃置，因为规则、选择已痛失，徒留无尽苦痛与孤寂。与这一悲剧事件相关的，还有她和萨莉的感情，以及和她形成对照的赛普蒂莫斯的精神困境，这些情节线索互相交织，构成了小说的痛失所爱主题。

一、痛失所爱：个体生命进程的节点

“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通的一天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其侧重点就和以往有所不同：重要的瞬间不在于此，而在于彼”。在现实世界，克拉丽莎一天中最中心的活动是晚上的宴会，而在她横跨三十四年的内心空间里，最重要的显然是18世纪90年代伯尔顿的那个夏天。这个夏天带着家乡的树丛与薄雾，反复出现在克拉丽莎、彼得、萨莉，甚至是理查德的回忆当中。故事以萨莉来到伯尔顿小住为起点，克拉丽莎与彼得在小花园喷泉边分手为结局。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内，克拉丽莎越发熟悉了彼得，两人相知相通，拥有热恋般的回忆；克拉丽莎又深深爱上了萨莉——当她们在一起时，生活的一切都成了衬托萨莉的背景，萨莉的一吻让整个世界天翻地覆，其他人都消失，只留下克拉丽莎与她“如果现在就死去，现在就是最幸福”的爱意。然而彼得的敌意，他的嫉妒之心，令克拉丽莎难以忍受的“什么都得公开”的要求，对克拉丽莎和萨莉的“友谊”构成了威胁，成为他和克拉丽莎“不得不决裂”的原因之一。此时理查德·达洛维出现了，克拉丽莎痛下决心，放弃了彼得，选择了这个理性、能干的男子。

这无疑是克拉丽莎的选择，“她完全清楚自己的意愿”。正如彼得所认识到的，克拉丽莎是一个世俗的女人，且热衷于追求上流社会的地位。她爱彼得，却一早看出了他的鲁莽与不现实，于是在他确实成为“从达洛维夫妇的意义上来讲”的失败者前，就转过身走远；她被萨莉的大胆所吸引，却站在“高贵的仆人”休的一边，相信休绝对不会亲吻萨莉。由于在对萨莉的爱情中感受到了“有什么东西注定要把她们分开”的危机，加之理查德身份地位的诱惑，最终克拉丽莎的怯弱与精明让她选择了逃避爱情、妥协于权力，走过“痛失所爱”这一生命的节点。

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夏天以内的故事，通过意识流的叙述手段，我们得以用跨越时间的眼光更全面地看待主人公的回忆，了解她的变化。事实上，克拉丽莎的生命在那个夏天被分为了两段。在那个夏天之前，她是一个感受强烈的少女，一会儿绝望，一会儿又兴高采烈。彻夜跳舞、公车漫游、长时间的争辩，生活常常使她激动得全身发抖。而在此后，克拉丽莎接受了无趣的婚姻，逐渐成为完美的女主人，一面料理家庭、举办宴会，一面独守阁楼、满怀痛苦。

正如彼得所说，这是克拉丽莎的“灵魂之死”。年轻的克拉丽莎轻易舍弃的，不仅仅是爱情，还有自我，甚至整个生命。“可她的生命有什么成果呢？”（达，53）五十二岁的克拉丽莎问自己。“她明白自己缺少什么。不是美貌，也不是智慧。而是一种从中心向四周渗透的东西，一种温暖的东西”（达，38）。无人相爱，也放弃思想，“谈些毫无意义的事，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达，99）；克拉丽莎的选择让她陷入了精神贫困，成了没有个性的“任何人”。

“由于她是‘感伤’的，她也许注定要回忆起过去”（达，45）。正是在现实利剑穿心般的哀伤与痛苦之中，克拉丽莎反复回望留在伯尔顿的那个过去，反复怀想：如果她能再活一次该多好！

二、何以痛失：社会历史的无情安排

放弃所爱固然是出于克拉丽莎的选择，然而人是社会的动物，一切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事件都绝非纯粹的孤立的偶然。在这一选择背后，不可忽视的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推动。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帕里一家从来没有很富裕过”（达，76），老帕里满腹牢骚、优柔寡断，讨厌克拉丽莎少女时期所有的朋友，尤其是反叛的彼得和萨莉；而小姐克拉丽莎则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靠丹尼尔斯小姐传授的那点支离破碎的知识度过这半生”（达，8）。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教育背景之下，克拉丽莎难免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养成在那个年代那样教养的女性共有的怯弱、无情、傲慢与拘谨的性格，也会渴望物质与地位，在谈话中装模作样地脸红。

除了家庭环境，大环境也同样对女性的个性发展做出了各种限制。在《达洛维太太》中，女性有两种功能，既是男人的拯救者，也是男人的装饰物。彼得为了摆脱往日的痛苦、折磨和不同寻常的激情而和黛西结婚，黛西却要为此承担社会的压力，放弃孩子，甚至接受某一天成为寡妇的命运；赛普蒂莫斯知道自己失去了感觉，选择利用利西娅来试图找回和平与安全，利西娅却得为此忍受离家的哀愁和他带来的一切不幸……她们没有拯救男人，却让自己陷入了不幸。如萨莉所说，诸如休、理查德这般完美的绅士永远在鼓励克拉丽莎，劝皈她，窒息她的灵魂，迫使她一步步成为“完美的女主人”，直到她的思想、话语全被理查德所覆盖，晚会也是为了他而举行。

克拉丽莎熟知社会的规则，她“一直知道会有什么东西来干扰她瞬间的幸福，使她痛苦”，那就是婚姻。萨莉和克拉丽莎常说婚姻是灾难，其他所有人也对她们之间的恋爱漠然视之，因为在历史、文化与权力的建构之下，异性恋的婚姻制度是社会的规范，也是隔离女人与女人的永久的高墙。如今的英国同性伴侣婚姻法已然生效，而比起宽容，对同性恋的迫害有着悠久得多的历史。在伯尔顿时期前后，1885年，英国刑法修正案定义同性间的性行为、严重猥亵等为犯罪；1895年，奥斯卡·王尔德两年监禁的审判刚刚落下，同性恋进一步成为危险和堕落的象征；1896年，英国议会通过《风化案庭审记录发布条令》，禁止公布与同性恋相关的庭审记录，以避免效仿。“你会结婚的，因为你很漂亮”，登普斯特太太的话是姑娘们的共识，成为太太、成为母亲则是她们共同的归宿。

即使在选择放弃所爱，选择对社会权力就范，选择成为理查德·达洛维太太后，克拉丽莎也没能躲过社会的控制与审判。她依然迷恋女性，时常屈服于妇人的魅力，却只能力图掩饰它、控制自己，直到“逼近的退却了，坚硬的变软了。这一瞬间消失了”（达，39），她再度为溜上楼来的理查德露出笑意。肉体已然被克制，社会却并不准备放过她的灵魂。在小说结尾的宴会中，克拉丽莎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见到萨莉的全身燃烧般的喜悦之中，这时，威尔金斯却“用一种最高权威的声音说话，似乎所有在场的人必须受到训诫，而女主人则必须停止放纵，改邪归正”（达，218）。

三、痛失以后：对战后英国的社会批判

在父权制的声音之下，失去所爱成了克拉丽莎唯一可能的选择。但是这并非克拉丽莎的个人命运，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幸存的一代人的整体命运，他们无一例外都陷入了相互隔离的现状中。

小说中最后自杀的退役军人塞普蒂莫斯是和克拉丽莎形成平行对照的人物，在他身上，同样有一个失去所爱的主题，和克拉丽莎类似，他也有一个同性爱人，却娶了一位异性妻子。“前线最平常的同性恋友谊建立在军官和他的弟兄们中间”。正像许多被卷入战争的年轻男子一般，赛普蒂莫斯“变得很有男子气……引起了一名叫埃文斯的军官的注意，实际上是得到了他的钟爱”（达，109）。然而埃文斯战死，他却幸存下来，一遍遍在幻想中重见埃文斯，成了孤独的负罪人。同性恋情、娶了妻子却不爱她，都是赛普蒂莫斯罪感的来源。将爱情存在、树木活着作为真理，将世间没有罪恶、没有死亡作为诉求，他得到的启示实际就是战争带给他的启示——尊重生命与接受普天之下的爱。但没有人愿意倾听他的启示，他惊惧且痛苦，霍姆斯和布拉德肖却为人性判处了他死刑。战争之后，沉重而持久的精神创伤不减，赛普蒂莫斯仍是牺牲品。从他身上，伍尔夫对战争本身的批判得到补充。

与赛普蒂莫斯不同，在痛失所爱之后，克拉丽莎生活在一个世俗眼光下十分幸福的三口之家。丈夫事业顺利，女儿庄重漂亮，她却感到了与赛普蒂莫斯同样恐惧与孤独，甚至想到自杀。得益于直接进入人物内心的意识流创作方法，我们能够在克拉丽莎的内心独白中看到她现实生活背后的真相——以所谓“独立性”掩盖的和丈夫缺乏沟通，互不了解的真相，对女儿缺少关爱和交流使女儿更倾向于与基尔曼女士相处的真相。她的家庭疏离非常，而社会对此的态度也同样冷酷，没有人意识到她的痛苦，她试图作出的与人联结的愿望全部落空。“别忘了晚会！”她的大喊实际是她与彼得、伊丽莎白联合的需要；“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她与每个人的招呼则是她进行交流的尝试。但没有结果，缺乏真诚的话语无疾而终，整整一天当中，甚至连曾经最好的朋友彼得和萨莉都未能同她展开精神上的关怀与沟通。

这不是一个单独的例子，克拉丽莎的生活是战后伦敦人生活的典型，没有参战的人同样受到战争的波及，相同的孤独与疏离感也出现在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身上。基尔曼女士的哥哥被杀害，她因为不愿承认德国人都是坏人而被学校免职，最后独自投身宗教的安慰，试图抓紧伊丽莎白也未能成功；利西娅从意大利被带到英国，看到伦敦的人都“半死不活”，“那么少言寡语”，“那么严肃”，她一个人的苦难无人倾诉；晚会中没有人和埃莉·亨德森说话，其他客人们也都“无目的地转来转去”，聊着毫无意义也并不真正感兴趣的话题，或者干脆沉默。“他们毕竟缺乏这种语言赋予人们的交流感情的能力”（达，226），所有的人都一样，克拉丽莎的宴会实际上是“孤独的人们寻求的一个庇护所”。

人们为何都处于孤单与迷茫之中？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最近所经历的事情在他们所有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的心中孕育了一汪泪水”（达，9—10）。福克斯克罗夫特太太、贝克斯伯拉勋爵夫人的儿子战死、克拉丽莎的老威廉叔叔在战争中卧床自尽……这是一个有过武器、士兵和飞机的伦敦，这是一个充满尸首、花圈和纪念碑的伦敦。“世界已经扬起了鞭子，会落到谁的头上呢？”（达，16）不安全感使人与人之间更为生疏和孤立。

传统价值观被动摇，人心惶惶之下，克拉丽莎不断回忆曾经的伯尔顿，美化家园，赋予还乡情结在特殊年代的特殊意义，用对过去的“美景、友谊、健康、爱恋”情形的怀想构成了对现实的批判。而作为女主人公“替身”的赛普蒂莫斯，以死亡作为与人交流的努力，用自杀作为找回尊严的反抗。他的自杀也使克拉丽莎再次意识到失去的自我，人文关怀得以体现，对整个社会现实的批判也因此从个体身上被完整地传达。

四、结语

“每个人都有朋友死于大战。每个人结婚时都要放弃些什么东西”（达，83）。正像小说中的这句话所说的，痛失所爱是克拉丽莎的个体悲剧，而这场悲剧无疑揭示出了英国社会的各类问题，也串联起了对父权社会无情压迫的批评和对战争带给普通民众严重伤害的控诉。通过这一悲剧，作家伍尔夫呼唤战后对人们心灵的救赎和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向我们传递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和自由、平等的反抗精神，其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继续探究。

①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太太》，谷启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所引均出自这个版本，为使行文简洁，后文所引细节与文本只随文注出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②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页。

③ 〔法〕弗洛朗斯·塔玛涅：《欧洲同性恋史》，周莽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9页。

④ 关于塞普蒂莫斯与埃文斯的同性恋情分析，可参考大卫·布雷肖《〈达洛维夫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刘雪岚译，https：//www.britishlibrary.cn/zh-cn/articles/mrsdalloway-first-world-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