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春 王佳联

（贵州财经大学 工商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一、引言

旅游业发展与反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一直备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游扶贫作为反贫困的有效举措，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在国际社会先后提出“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旅游”（PPT） 与“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 （ST-EP） 的概念之后，学术界对旅游扶贫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进一步推进旅游扶贫，将其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并把民族地区作为我国新时代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我国民族地区处于深度贫困地带，但旅游资源丰富，民族文化浓郁，生态环境优越。因此，旅游扶贫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造血式扶贫，旅游扶贫不仅能够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区域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还能增加贫困人口发展机会、提升地区内源发展能力。随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步步推进，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根据布拉德福定律，大部分关键文献往往集中发表于少数核心期刊。为全面体现研究的学术水平与理论价值，本文将数据采集范围限定在中国知网（CNKI） 收录的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我们以“民族”和“旅游扶贫”为主题，检索1998年至2018年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经过筛选，剔除期刊目录、征稿通知、会议报告、书评、年会综述等无效文章后，最终得到有效论文160篇。数据下载日期为2019年2月28日。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Excel和CiteSpace两种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其中，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是一款应用十分广泛、国际先进的科学文献分析工具。该软件基于JAVA 平台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多元、分时、动态的复杂网络分析，并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现该研究领域的热点与趋势以及其时间演变规律。本文的研究过程为：首先，从CNKI中导出相关参考文献以获取样本数据；其次，借助Excel和CiteSpace对样本数据进行文献数量、载文期刊、研究主题等方面的文献计量分析；最后，归纳总结分析结果，明确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的概况和热点。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文献数量分析

发文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研究领域在各个时期的受关注状况，其变化情况有助于预见该领域的发展趋势。图1显示了不同时期论文发表数量及趋势。首先，从整体态势来看，1998-2018年间文献数量在部分时期出现略微波动，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表明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正在蓬勃发展。其次，从阶段性发展来看，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8-2003年） 属于萌芽期，每年文献发表量均低于4篇，并且部分年份没有核心论文发表，说明该研究领域尚未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充分关注，只有少数学者对其开展基础性研究。第二阶段（2004-2014年） 属于初步探索期，发文数量在部分年份有所波动，但整体趋于稳定。由于该阶段研究者从各自专业背景出发，仅在小范围内探讨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相关问题，难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数量也比较少。第三阶段（2015-2018年） 属于快速发展期，论文数量急剧增长，从2015年的16篇迅速发展到2018年的31 篇，这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自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湘西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2014年8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首次完整提出“旅游精准扶贫”理念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旅游局颁布了一系列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政策文件。为了配合国家的发展战略并且服务实践，学术界对该研究领域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质量较高的文章日益增多。

图1：1998-2018年文献数量年度分布情况

（二） 载文期刊分析

对学术论文的期刊分布进行分析能够了解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群，为学者选择文献发表平台、搜集相关资料提供指导。考虑到排名并列情况，本研究选取发文量大于3篇的期刊进行分析，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本文选取的160篇文献共分布于68种期刊，载文3篇以上的期刊共发文71篇，占总发文量的44.38%。其中，《贵州民族研究》以20篇的载文量位居榜首，其发文量显著高于其他期刊，说明该期刊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核心期刊，即该领域发文和交流的主要阵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以9篇的发文量紧随其后，《生态经济》和《资源开发与市场》分别载文7篇，《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共载文6篇，其余期刊的发文量均在6篇以下。从载文期刊的所在地来看，大部分期刊位于贵州、四川、云南等中西部地区，但也有部分期刊位于东部地区，如北京等地，说明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关注。总体而言，排名前10位的期刊主要集中在民族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领域，这表明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不仅是民族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也是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

表1 发文前10位刊物及其刊文数量

（三）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研究者对文献主旨的高度凝练，能够最直接地表述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一篇论文的核心与精髓。关键词共现是指两个或多个关键词在同一篇论文中同时出现，描述了各个关键词之间的关联与结合。对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可以有效反映研究领域的主题，从而得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绘制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2所示。每个节点表示一个关键词，节点大小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成正比，连线体现了具有关联性节点之间的共现关系，其粗细表示共现的强度，连线越粗说明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强度越强。从整体上看，图中散落的节点较少，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表明近年来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研究焦点较为集中。由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与该词的研究热度呈正相关关系，科学计量中通常依据关键词的频次来确定一个学科领域关注的热点。在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基础上，表2列出了出现频次排名前20的关键词。基于表中的高频关键词信息和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热点分为以下五个方面，以梳理该领域的知识体系与发展脉络。

图2：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1.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成效研究

现阶段学者对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成效的研究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旅游扶贫取得的成效。研究表明，旅游扶贫在微观方面能够拓宽居民就业渠道，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速贫困群众脱贫致富[1-2]；在宏观方面能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善民族地区投资环境，促进横向经济联合与区际合作[3]，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4]。同时，旅游扶贫还有利于保护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4]。二是旅游扶贫成效的评价。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应如何以及怎样来评价是研究者探讨的新问题[5]。针对这一问题，学者采取了不同方法展开研究，主要包括问卷调查法[6-7]、访谈法[6-7]、德尔菲法[8]、改进熵权法[5]、TOPSIS模型[5]、双重差分模型[9]、向量自回归模型[10]和层次分析法[8,11-12]等。此外，学者进行研究的视角也有所不同，如黄梅芳等从长期和短期两个维度对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的旅游扶贫绩效进行评价[8]。王志章等则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效益四个层面评价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旅游扶贫绩效[11]。而罗盛锋等以客观绩效、感知绩效和潜力绩效作为一级指标构建生态旅游景区扶贫绩效评价体系[5]。三是旅游扶贫效率的评价。对旅游扶贫效率进行评价，并提出优化旅游扶贫效率的策略对提高民族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的效率与质量具有重要意义[13]。因此，大多数学者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运用DEA-Malmquist 指数[13-16]、两阶段DEA[16]或三阶段DEA[17-18]等模型对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进行了测算。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应根据各区域的效率形态分布类型采取针对性的旅游扶贫措施，从而实现旅游的精准扶贫[13-16,18-19]。

表2 高频关键词列表

2.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机制研究

如何通过创新旅游扶贫机制，构建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关于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1） 旅游扶贫社区参与机制。该机制基于旅游扶贫过程中社区参与程度低、比例小、参与方式单一和“飞地效应”显著等问题而构建[20]，强调旅游可持续发展与贫困人口自身发展相互协调[21]，具体可分为赋权、旅游经营和利益分配、精准帮扶等机制[20-21]。 （2） 旅游扶贫受益机制。该机制目的在于帮助贫困人口从旅游扶贫中受益，具体内容有：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重要作用、加强基础教育投入以及与旅游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重视非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参与及作用等[22]。（3） 旅游扶贫保障机制。该机制的内容包括强化政府主导、加大政策支持、创新投融资机制和区域协作机制、明确旅游部门职责等[23]。（4） 旅游扶贫链接机制。辛纪元等提出了一系列完善该机制的对策，包括突出扶贫部门在旅游扶贫战略中的地位、完善以“扶贫部门、民宗部门与旅游部门”为核心的旅游扶贫联动制度、破解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担保制度瓶颈等[24]。

3.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问题与对策研究

近20年来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成效斐然，但在推进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旅游扶贫的认识不到位，忽视贫困人口利益[25]；贫困人口的识别标准模糊，贫困户管理缺乏动态性[26]；贫困人口参与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25,27]；旅游发展资金缺口较大[28-29]，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28-29]；旅游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旅游产业发展方式粗放[25]；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旅游从业人员素质不高[28-29]；区域旅游分工不够合理[30]，没有与周边旅游资源构成合理的空间布局[31]；旅游扶贫的负面效应显现，比如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历史遗产受到损害，传统文化面临消失等[10,29,32]。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者结合各民族地区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比如：认真领悟旅游扶贫的内涵[26]，完善利益分配机制[25]；利用大数据优势瞄准贫困人口[25]，建立贫困户动态管理机制[26]；通过社区增权、教育培训等措施提升贫困人口的参与能力[27]；积极争取外部资金的注入并参与资本市场[29]，着重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25]；加大旅游商品开发力度[33]，创新旅游产业发展方式[25]；加强对旅游复合型人才的培养[29]，加快对现有从业人员的岗位培训[28]；打造以增长极为核心的产业集群[30]，增进外部区域合作与部门联动[31]；开展生态旅游项目[34]，构建民族文化资源产权信息化服务体系[29]，建立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支持系统[35]等。

4.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模式研究

根据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实践的实际情况，研究者提出了多种旅游扶贫模式，可归结为三大类型：（1） 按旅游扶贫主体分类，学者提出的扶贫模式有：以政府、企业、居民、公益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旅游者为核心的多主体参与模式[36]；旅游者驱动模式与社会型旅游企业带动模式构建的负责任旅游扶贫开发模式[37]；以贫困人口为主体，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协同的内源性旅游扶贫模式[38]。（2） 按旅游扶贫资源类型分类，肖建红等提出以核心景区为基础的传统旅游、以生态景观及农作物景观为基础的摄影利基旅游和以回乡、地域、丝路和红色文化等文化资源为基础的文化利基旅游三种扶贫模式[39]；徐宁等指出了包括生态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旅游与边境贸易旅游的边境旅游扶贫模式[40]；李赛男等提出以民族风情为特色的景区带动型旅游、自然资源旅游观光和休闲旅游、观光度假型和特色农业旅游、特色农业旅游和乡村体验等扶贫模式[41]。（3） 按旅游扶贫发展条件分类，包含资源环境带动、旅游市场带动、旅游交通带动、旅游景区带动、旅游城镇带动、旅游乡村带动和旅游商品带动等扶贫模式[42]。

5.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路径研究

旅游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众多学者对旅游扶贫路径进行了探索，其观点不一，但基本上是在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扶贫路径的总结，具体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其进行梳理。在宏观方面，李如跃等基于包容性视角，指出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需要兼顾民族旅游资源保护、平等化民众的旅游参与、合理化民众的利益分配以及实现全面协调增长[43]。吕君丽选取民族村寨作为研究案例地进行定性研究，从树立持续的旅游发展意识、加强政府对村寨旅游的规划指导、建立相关主体利益平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民族地区村寨旅游扶贫工作的路径[44]。在微观方面，王耀斌等以家庭为基本识别单位，对甘南藏族自治州扎尕那村的旅游扶贫对象进行了识别研究，认为要根据扶贫对象的实际情况，进行多维贫困测度的精准识别和区分，从而提高旅游扶贫的精准度和有效度[45]。王超通过运用扎根理论对贵州肇兴侗寨的旅游产业帮扶工作进行分析，构建了基于精准帮扶的社会治理路径，具体包括政府政策落实在于完善操作流程、脱贫意识教育放在帮扶核心位置、旅游产业帮扶需要合理发展布局、民族协商体制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创意标示系统提醒游客文明旅行等内容[46]。

四、研究述评与展望

本文对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研究进行了文献梳理，主要从发文数量、来源期刊、研究主题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归纳。国内学者对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总体而言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现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主要研究内容及未来需要探究的方向总结如下：

第一，在旅游扶贫成效研究方面，具体研究主要涉及旅游扶贫取得的成效、成效的评价和效率评价三个方面。从旅游扶贫取得的成效来看，宏观层面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成效，微观层面则包括贫困人口受益等。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研究深度上，微观层面的旅游扶贫成效研究相对欠缺。研究者尚未对各成效的产生机理进行深层次探究，研究重点以特定成效或具体区域的研究为主，难以反映出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综合成效，系统、全面的旅游扶贫成效研究成果仍然匮乏。从旅游扶贫成效的评价来看，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主要包括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混合分析等方法，仍缺乏体系化、数量化、规范化的定量研究。从旅游扶贫效率的评价来看，关于这方面的定量研究也甚少，尚未形成明确、可量化的旅游扶贫效率评价标准以及有针对性的评价机制和体系。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加强微观层面的研究，进一步探究旅游扶贫对贫困人口和其他相关者的影响。同时，应增加对旅游扶贫成效产生机理的研究，创新旅游扶贫成效和效率的评价方法，如将大数据分析与传统分析方法相结合等。除此之外，还可以提高对旅游扶贫政策的关注度，探寻科学的旅游扶贫政策绩效和效率评估方法。

第二，在旅游扶贫机制研究方面，学术界主要围绕两条研究思路构建旅游扶贫机制，一是针对旅游扶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机制，二是深入探讨构建何种机制能够促进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具体包括社区参与机制、受益机制、保障机制和链接机制等。其中，社区参与机制和受益机制是相对于贫困人口而言的，核心是满足贫困人口的旅游发展需求，使贫困人口从旅游发展中真正获得利益。保障机制和链接机制则更倾向于整个贫困地区，强调推动民族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进程，实现地区旅游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我国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机制研究涉及区域较窄，主要集中在贵州、四川等西南省份。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加强对我国西北、东北和中南等地的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此外，可以对比分析不同发展阶段、文化类型的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机制，建立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结构—过程—机制理论体系。

第三，在问题与对策研究方面，研究者总结的旅游扶贫问题主要体现在旅游扶贫认识、贫困人口识别、贫困居民参与、旅游扶贫资金、旅游产品、旅游人才、旅游区域结构、旅游扶贫负面影响等方面。许多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仅停留在提出问题、给予原因解释的层面，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如何阻碍旅游扶贫的实施、达到何种程度等问题尚未进行深入剖析，并且大多数学者提出的问题要远多于他们提出的对策及解决方案。因此，今后应增加探讨旅游扶贫问题及其原因之间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与深层次分析，同时旅游扶贫对策研究也有待扩展。此外，诸如旅游扶贫发展问题与发展成果共享问题、不同阶段旅游扶贫问题和特征的比较等研究都值得学者进一步探讨，从而真正起到对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问题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第四，在旅游扶贫模式研究方面，针对不同的旅游扶贫参与主体、资源类型和发展条件，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扶贫模式。其中，根据资源类型划分发展模式的方法，在整体发展模式选择中占比最大，此方法更适用于旅游资源特征鲜明的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实践。旅游扶贫不同参与主体模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旅游扶贫的公益性及非营利性特征，地处偏远、生态脆弱、旅游投资环境薄弱以及人口素质偏低的区域更倾向于选择以政府为主体的发展模式，而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主要集中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区域。按发展条件对开发模式进行分类时考虑的因素包括市场条件、实施环境和基础设施等，相比于其他开发模式，这种模式在理论和实例方面的研究都稍显不足。后续研究中，为拓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旅游扶贫模式的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旅游扶贫模式的实际应用中，应更紧密结合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选择相应的模式或进行多种模式的组合，进一步推动旅游扶贫实践的发展，使旅游扶贫工作真正造福于贫困人口。

第五，在旅游扶贫路径研究方面，学者基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分别提出了许多可行性路径。其中，从省区、县域、地区等宏观层面探讨旅游扶贫路径的研究较多，涉及乡村、景区等微观层面的路径研究相对较少。大部分研究者以具体案例入手，但未对案例进行深入研究，仅局限于对案例的一般性描述与分析。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严重不足。未来应增加微观方面的研究，并着眼于定量、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加强深入的案例探究，如从管理方式、产业结构、产业链等方面探索提升旅游扶贫质量的路径和方式等，以期更好地指导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