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程宇

摘 要： 嵇康的“尚奇任侠”既与他的个性气质有关，又与他所秉承的越文化之熏陶、所染受的思想文化和所处的时代氛围的影响密不可分。而嵇康在临行前从容奏出一曲《广陵散》的事迹更是广为人知，并自此以临终奏琴的形象，将他的名字与《广陵散》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广陵散》作为嵇康一生性格最紧密和真实的体现，以其侠风义胆，慷慨高昂的曲调，完成了与嵇康之间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人曲绝唱。本文旨在从嵇康身上侠之性格与名曲《广陵散》中所蕴含的故事背景及曲调中的侠之内涵入手，分析嵇康其人与《广陵散》中的“侠”之向度的具体表现与联系。

关键词：任侠;嵇康;广陵散;魏晋风度;琴曲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4-096-03

嵇康是魏晋时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文章以长于论辩，处世以傲世而不羁。但正是他的不羁豪放，使得他最终因“吕安事件”牵连而遭司马昭杀害。正是在此时，嵇康行刑前的一曲《广陵散》绝唱使得他身上所蕴含的侠之大义被无限放大，使其充满了更加浓郁的传奇色彩。同时也让《广陵散》内涵中关于对侠客、复仇的无比向往的情感被世人所深知，亦让其激扬、高昂的曲调声传天下。嵇康之哲学思想、文学成就以及人格风范、悲剧之因，截至目前，所见论著极多。而有关嵇康之“尚奇任侠”的主题，鲜有人论及。而据《三国志》中附载嵇康曰：“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可知嵇康实有“尚奇任侠”的性格特征，并且由于这一明显的侠客特征，为嵇康不平凡的一生乃至其死亡及终前绝唱打上了与众不同且鲜明万分的烙印，而《广陵散》在嵇康的生命中则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象征符号，带着与嵇康无比相似的侠之思想，一同流传百世。

一、任侠之骨，嵇康其人

嵇康（224—263），字叔夜，谯郡铚人，是魏晋时期的名士，“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幼年聪颖，博览群书，广习诸艺。身长七尺八寸，容止出众。后娶魏武帝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拜郎中，调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史载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尚奇任侠。景元三年因吕安事件牵连而被杀，罪名是“负才，乱群，惑众”。嵇康的无端被诛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人也对嵇康的死因做了很多论述，其中以鲁迅的说法最具代表性。鲁迅认为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司马氏集团篡国的企图相违背，所以不得不死。但仅仅单靠这一结论还不能完全说明嵇康被诛的深层原因。史书中记载，魏元帝景元年间，吕巽醉幸其弟吕安之妻，吕安欲状告其兄，嵇康劝其作罢，吕巽反诬其弟不孝。司马氏以孝治天下，因此吕安被囚。嵇康与吕安友善，见此情形出手相救，为吕安辩解，钟会趁机向司马昭进谗，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又说嵇康曾欲助毋丘俭谋反，劝司马昭“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嵇康遂被杀。常识看来，嵇康为吕安辩护，罪还不应至死，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名士多有放达之举，杀嵇康也并不能起到淳正风俗的作用，探讨嵇康被杀的深层原因，定离不开对他性格特点的分析，而其性格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任侠”品质，受这一性格的影响，嵇康身上处处透露出的侠客精神，而这是导致嵇康最终与曲同亡和迅速陨落的重要原因。

此处必须得提一下嵇康身上的这种“任侠”品质的由来。根据《墨子·经上》的记载：“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即损己以利人。《墨经·经说》：“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史记·游侠列传》中对“侠”的解释是“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任”与“侠”合二为一，就是急人所急，甚至不惜損己以利人。将任、侠并举的记载并不少见，《史记集解》引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颜师古为《汉书·季布传》中的“为任侠有名”作注曰：“任谓任使其气力。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这一解释，为“任侠”增添了新的含义，就是不仅急人所急，而且以自己的能力和权威去辅助他人，将这一行为从理论层面付诸实践。在我看来，“任侠”的含义，就是一种不避生死，毫不利己专为他人，意气行侠，仗义直言的的侠客性格。这一词从诞生之初，就与侠肝义胆，侠肠侠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凡具有此性格之人，都是以意气相闻。“任侠之士不同于设计世界图景的政治家，他所追求的是公正平等适性自然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某一种政治制度。在一个人类被自己创造的种种规矩限定了束缚了因而难得自由想象自由活动的文明世界里，能有几个高傲怪诞不把一切规矩放在眼里的‘任侠使气之士，实在昭示着人类对于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嵇康正是这样一位“越名教而任自然”、“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竹林名士。此处可以通过柳下锻铁这一事件看出嵇康身上的不羁侠客之举。柳下锻铁一直被认为是魏晋名士风度的表现，这亦是从嵇康而起。嵇康性爱服食，讲究饰容止，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在当时是有名的美男子。而他为了锻铁，愿在夏日柳下，坦胸露背，挥锤不辍，只为锻铁淬剑，毕显其侠客之心及携剑行走天下之志，嵇康作为文人，热衷于锻剑，是他具有侠客精神的直接体现，锻剑这一行为已经体现了他的侠客精神由观念向实践层面的过渡，反抗精神已初现端倪。

刘若愚在《中国之侠》中列举了侠客的八种性格特征，分别是：助人为乐、公正、自由、忠于知己、勇敢、诚实足以信赖、爱惜名誉、慷慨轻财。而嵇康则作为魏晋时期的游侠代表则正好体现了其中的各项特征，因此也作为侠客的代表被后世反复提起。嵇康的任侠情怀不仅仅体现在他的各种行为举止上，更在他的交往结友上有所展现。仔细观察嵇康的交友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嵇康择友，能称得上至交的人并不多，不过三五人而已，以吕安、向秀等为代表。其交友具有选择性，不在声名贯耳，不在富贵显达，而在不羁卓尔，而在简傲独行。正因为至交很少，所以身处乱世，嵇康十分重视朋友情谊，特别是对知己的渴求，他的作品中经常提及“知己”等字眼，一方面表达了行走乱世，个体生命的孤独，另一方面则是期望能够找到精神伴侣，以期共游。对于统治者的征辟，嵇康虽避而不就，但吕安被诬陷入狱后，他立即挺身而出，一方面为自己轻信了吕巽之言而自责，另一方面积极为吕安辩解，不曾料想因此罹难。能秉持正义，挺身而出，能为朋友放弃生死，十分接近古代侠客为朋友两肋插刀、不避生死的形象。嵇康一介文人，不能拔剑向诬陷吕安的人示威，却是用另一种方式为朋友申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结合下文来看，他的这一行为称得上是具有侠客之风的猛士，虽就死地而一往无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要成为侠之大者，要借助时代潮流，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方成大业，况且嵇康作为文人，并没有实际的力量去反对司马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直是士人安身立命、生存选择的标准，嵇康能够为朋友挺身而出，虽是“侠之小者”，却也足以令人敬佩。嵇康为朋友仗义直言，不避生死，完全符合侠客的所作所为。

二、名曲流芳，终成绝唱

嵇康虽侠肝义胆，但毕竟是一文人，舞琴弄墨才是当时之本职，他虽有万丈侠情，但却无处释放，只能整日顾日影而思，正此时机缘巧合下出现的《广陵散》，则为嵇康的任侠情怀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契合方向和释放堤口。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一首曲调较为激昂的古琴曲。根据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中提到，《广陵散》大致产生于东汉后期。据说，《广陵散》这一旷世名曲，因聂政刺韩相而缘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绝世。因而古曲《广陵散》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聂政和嵇康的两个典故。据《史记》中记载，聂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勇士。当时韩国大臣严仲子与韩相韩侠累产生了仇隙。严仲子花重金试图收买聂政去刺杀侠累。聂政原本为一市井“屠狗辈”，因要赡养老母，故拒绝了严仲子的厚礼。后来聂政的母亲离世，聂政在安葬母亲之后，对严仲子说自己本来是市井之徒，而严仲子作为“诸侯之卿相”，不远千里，驱车前来以重金邀请。此番礼遇，聂政自然要回报，因此他“将为知己者用”，誓死报答严仲子。严仲子说自己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他一直想请刺客去刺杀侠累。但侠累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盛多，周围防卫森严，恐不易得手。聂政随即答应了严仲子的请求。聂政仗剑只身前往韩国邑都。到了邑都后韩相侠累正在府中。侠累虽然有大量侍卫层层保护，但聂政还是如探囊取物般刺杀了侠累。《史记》中只用了简略的语言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刺杀场面，“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不止，又连杀数十人。聂政最后把剑指向了自己，割面，剜眼，剖腹。聂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有人认出自己而连累严仲子。后聂政被暴尸于市，可无人认得他。韩国国君以百金悬赏提供线索的人。后来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刺客刺杀了韩相而被暴尸街头，就怀疑是自己的弟弟聂政所为，于是聂荣立即动身到韩国去探询究竟。聂荣到达聂政的暴尸之处后，认出了自己的弟弟，大哭。聂荣对围观者说：“这是我的弟弟聂政，他受了严仲子重托来刺杀侠累。为了避免株连我，竟然自破面相，我不能连累聂政的声名啊。”然后聂荣为了避免聂政成为无名刺客，便“以列其名”后哀恸而死”。聂政的行为在当时和后世均被看作是英雄义士的行径，因此有人谱曲，名曰“聂政刺韩王”，而这个“聂政刺韩王”的故事最后就成了《广陵散》的曲情和主要表现。现存《广陵散》曲谱中明确记载有有关于“刺韩”、“冲冠”、“发怒”、“报剑”等内容的分段小标题，均为了纪念和体现聂政这一知恩图报，诚信知义的侠客形象及侠义精神。

三、侠风激荡，人曲合一

作为魏晋时期最有影响力名士之一嵇康的出现，使得《广陵散》及聂政的故事再次升华，终成千古绝响。当时司马氏与曹魏争权，“性烈而才俊，知侠而不羁”的嵇康，站在曹魏一边，抱着从义而终，绝不妥协的态度，对司马氏始终拒之门外。嵇康钟情音乐，亦精通音乐。他说：“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又曰：“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而于音乐之中，嵇康最钟情的还是琴，他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如前所述，嵇康作曲、弹琴均是一把好手，他尤擅长弹《广陵散》。而嵇康在临死之前终把自己的侠者风度、侠义人生均融化到了琴曲《广陵散》。嵇康和《广陵散》有缘，生之有缘，死之亦有缘。《太平御览》中《灵异志》所言：“嵇中散神情高迈，任心游憩。尝行，西南出，去洛数十里，有亭名华阳，投宿，夜了无人，独在亭中。此亭由来杀人，宿者多凶。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诸弄，而闻室中称‘善声。中散抚琴而呼之曰：‘君何以不来？此人便答云：‘身是古人，幽没于此，数千年矣！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故来听耳。而就终残毁，不宜以接待君子。既弹，悉作众曲，亦不出常，唯《广陵散》绝伦。中散从受之，半夕悉得。与中散誓，不得教他人，又不得言其姓也。”这则材料富有传奇色彩，而且还附会鬼神之说，虽显得鄙俗，但从另一方面足以说明嵇康学《广陵散》的传说与其任侠之风有关。“华阳亭由来杀人，宿者多凶”，而嵇康孤身一人宿此亭，入夜就抚琴而弹，岂非招引附近各路“由来杀人者”入华阳亭？至半夜时分，又与幽闭千年之古人共谈音乐，足见其胆量与气度之非凡，也足见其豪迈不羁的任侠风范。

嵇康人生的绝响，亦是生命中最璀璨的时刻，便应莫过于他这最豪迈的“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所弹之曲便是《广陵散》，有的史书记载为《太平引》，曲终，嵇康云：“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临终奏《广陵散》，似乎是追忆聂政刺韩成功，而自己“有心杀贼”却不能成行，只能借琴曲表达自己的遗憾和不甘。《广陵散》蕴含着一种反抗精神。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愤慨与强烈的正义感，忆古思今，嵇康所怀抱的情志是与这首乐曲相通的，都具有不畏强暴、宁折不弯的精神。在临终之际，可以说这首《广陵散》寄托了他的理想和抱负。他作为“竹林七贤”的核心成员，当时文坛的一面旗帜，对司马昭的种种作为无能为力，追忆聂政当年在朝堂的身影，人群中取韩王首级，实在让人痛快。聂政刺韩王，终得功成名就，自己只能在临刑之时，奏一曲《广陵散》，以明未竟之志。“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面对统治者对文人的压迫，这种姿态印在了千古文人的心上，成为一尊精神塑像，代表了不畏强权、不畏压迫、铁肩担道义的文人精神，感动着后人。从曲调风格和故事情节来看，《广陵散》代表的是一种不畏强权，敢于反抗的精神。在魏晋易代之际，敢于坚守为人底线的名士，正是嵇康，他无辜被诛，正是强权对独立自由之精神的践踏和摧残。嵇康之死，以弹得炉火纯青的《广陵散》为自己竣烈不阿的人生悲剧作了最好的阐释，前路漫漫，琴谱相伴，悲壮慨慷，侠骨长留。

现代音乐史专家认为《广陵散》的旋律显得非常丰富多变，感情起伏也较大。从《广陵散》遗谱中也不难看出，它在表达“怨恨凄感”的地方，曲调幽怨悲凉，在表达“怫郁慷慨”的地方，又有雷霆风雨、戈矛纵横之气势，自《长虹》而下，速度越来越快，并运用“拔刺锁”的特殊技法，以强烈的节奏进行，造成戈矛杀伐的气势，突出表现了聂政的英勇斗争精神。所以嵇康酷爱这首琴曲，除它能综合各种技巧，可表现复杂情感之外，还能寓寄反抗复仇的思想主题。嵇康和《广陵散》犹如侠者和自己形影不离的宝剑。侠者是以剑犯禁，嵇康则是以琴为剑，把自己的“怫郁慷慨”寄托到一个著名侠士身上，同样体现了正直守信、伸张正义、视死如归的侠之操守和使气任性、轻死易发、刚肠疾恶的侠之性格。《广陵散》虽“声调绝伦”，但历来有人言及《广陵散》，无一不提到“最不平和”、“愤怒躁急”之语，有所谓“臣凌君之象”。想必嵇康当时在刑场上以此曲来抒臆积郁于胸中的不平，正是最合适不过。曾著有《声无哀乐论》的嵇康，一向主张音声来源于自然的本质，而与喜怒哀乐等主观情感无关。嵇康临刑时，神气不变。但曲为心声。不知嵇康面对大辟之刑时如何在“怫郁慷慨”处，表现出“雷霆风雨”和“戈矛纵横”的气势，从而以此曲作为对强权的最后反抗。他将自己与一曲《广陵散》合而为一，将胸中的侠义侠感全部倾诉和倾泻的出来，只有此曲为他知音，与他的任侠思想相互契合。千年后重听此曲，不能不念及聂政，不能不遥想嵇康。

四、结语

在生死的边缘，嵇康以一段激昂慷慨的琴音宣告着自己的不屈，用一曲《广陵散》诉说了绝唱之悲。嵇康一面借《广陵散》曲意曲调表达着对传统礼教的坚持，一面又以顾日影而弹的从容方式慨然赴死，向世人诠释着何为侠之大义，以己为例，书写着侠者风范。“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这两句诗出自唐代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襄阳歌》，其中“玉山倒”的典故，便是来自竹林七贤中最具有任侠情怀的嵇康。嵇康的来到，虽一生飘摇，却好似携着宝剑，背着古琴，握着琴谱，像散发弄扁舟的渔夫与山中砍柴的樵夫，从江面上、从山谷中，传来自由的、高亢的呼啸，为《广陵散》而呐喊;为自己而呐喊;为侠义而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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