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铭

摘 要： 《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不同时期的代表作，莎菲女士是中国传统年轻女性受“五四精神”启蒙后个性觉醒，不满于环境与传统意识的束缚，以个体逃离来对抗时代的代表型女性;贞贞在经历了身体与思想的痛苦挣扎后，坚定的选择了革命道路，这也是丁玲政治上“向左转”后创作出的典型人物。不论是在“个人主义”还是“革命思想”的叙述中，丁玲“自我”意识的书写始终未曾放弃，它内化成丁玲小说复杂多义的内蕴。在丁玲的创作中这两种思想的融合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对“自我”的叙事也是丁玲复杂多舛的个人命运和文学生涯的主要脉络。

关键词：自我;革命;丁玲;叙事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4-084-04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丁玲是一个命运曲折但又取得很大成就的作家。创作风格发生转变对于一个具有长期创作历史的作家可谓毫不为奇，丁玲的风格也有过几次变化，而且是相当明显的变化。其初期作品中大多是以具有近代教养、自我意识觉醒、对社会和时代有敏锐的感受性却又无法找出人生的明确目的和方向，而产生郁闷烦恼的年轻女性为主人公。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五四等一系列的历史变革，丁玲笔下的梦珂、莎菲这样的新女性，她们是站在新与旧、封建与传统、反动与启蒙的节点上，挣脱封建家庭的桎梏走向社会、在黑暗中追寻光明的青年男女中的代名词。到了30年代，丁玲走出五四的“启蒙期”，改变了写作的立场和观点，从对个人的书写转向了对工农大众的书写，《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水》等一系列的标志性作品预示着丁玲不论在艺术创作上还是在自我意识上都在“向左转”。本文试图对丁玲作品中自我意识的发展转变过程进行研究，试着从文学作品及创作风格的变化中窥见丁玲从五四第二代女作家转为左翼作家的历程，探究作家的内在思想驱动力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剖析“个性”、“自我”的莎菲女士是如何成长为热情勇敢的贞贞，作家又是如何从表现自我到表现大众，以及在“个人主义”和“革命思想”的交织叙述中，丁玲的自我转换是怎样影响其创作思想的。

莎菲：于黑暗中追寻光明

《莎菲女士的日记》注重对主人公莎菲自己内心矛盾与斗争进行描写，相比一般题材关于人物性格冲突的写法，日记体更直接、更真实的展现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大大缩短了主人公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文本的叙述张力得到更好体现，这是小说用日记体代替直接叙述的重要原因。对于莎菲的叙述，小说没有陷入传统意义上五四青年受家庭压迫而觉醒出走的窠臼，在莎菲身上我们看不到旧礼教束缚的痕迹，也看不到她那种富有激烈的时代气息——誓要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重新估价”的斗争思想，相反，她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一个总是在背后支持她、关心她的父亲，一个无论何时都 “爱惜”她（甚至是“盲目”的爱）、并且真正懂她的姐姐。即便是这样温馨的乐园依然无法让莎菲留恋与怀念，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来到北京，想凭借自自身的努力与奋斗来寻找属于她的光明，而现实是残酷的，莎菲在经受了“生与死、灵与肉、理智与情感” 的自我分裂的痛苦， 并沉溺于一种“自我毁灭的感伤主义”的情调之中[1]。是不是莎菲逃离了传统家庭就从黑暗中走出来了？她靠近的“光明”难道不是一种无边无际的黯淡吗？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莎菲其实并没有找到比传统的生存空间更合理、更“光明”的出路，而是在无路可走的窘境中深深得感到绝望。

不可否认的是莎菲这一“时代女性”形象是具有進步意义的，莎菲曾有过两次自我意识的觉醒：第一次是对家庭的叛逆，她的勇敢使她得到了恋爱的自由;另一次是看清自己的内心后，她痛下决心与自己企慕已久的“美男子”凌吉士分手，做好了离京南下的准备。莎菲的爱情观不仅是停留于对封建传统的反叛，从她通过自身选择找到情感的归宿的这一艰难的过程，体现出她对自我情感和个人品质的严格要求，这是一种超前的现代社会性爱观，也是这是她比《伤逝》中的子君更胜一筹之处。莎菲分手后的打算是：“搭车南下， 在无人认识的地方， 浪费生命的余剩， 悄悄地活下来， 悄悄地死去。”也就是说， 莎菲的选择其实是对自我的终结。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2]，虽然莎菲南下与娜拉出走并无根源上的相似性，但这种无路可走的悲哀与苦闷却是不谋而合的，也可以说，莎菲最后虽然梦醒了，但其实却是无路可以走。

如果从作品的结构上去考察《莎菲女士的日记》，我们会发现，丁玲给莎菲设置的环境就是一个局促的小房间，莎菲基本上不参与其他社会活动，所以她是和社会脱节甚至是隔绝的，她大多时间都只是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度过。在这个闭塞的小世界中，生活着一位患了肺病的绝望又孤独的女子，这不正是处于闭塞社会环境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身份的象征吗？莎菲通过自己的挣扎与奋斗终于战胜了封建思想和世间的庸俗，但她还是没能走出那个闭塞的环境，黑暗一定会被光明接替，只是莎菲却踟蹰在破晓前的黎明，她无法向前也无力往前。

莎菲的苦闷仅仅从人生道路上去寻找是远远不够的，莎菲的悲剧在于， 当时代向前进时， 她仍然守着个性解放思想不放，并完全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她最终是陷入自我困境之中了。于是，她就成为了时代的落伍者： “原先看到的海阔天空， 现在变成了小小的天地; 原先的胸襟与抱负， 转眼烟消云散。于是， 她成天咀嚼着身边小小的悲欢， 误把这悲欢当作生命的全部意义。”[3]当她长期局限在自我世界中，生命一点点地消耗于狭隘的生活中，莎菲并不甘于此，她的苦闷与压抑在黑暗现实面前放大，孤傲怪僻的性格加深了她的苦闷，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莎菲在思想上开始摇摆，便产生了个人主义思想，由于莎菲独特的人生经历， 其思想上落后性与局限性的一面就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与发展， 从而形成了以“我”为中心考虑一切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个人主义在集体主义面前本就是那样渺小， 仅仅为了自我而去追求的个性解放又是何其脆弱， 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往往会碰得头破血流。个体的彷徨与孤独，是莎菲的苦闷的又一方面的根源。

冯雪峰曾指出：《莎菲女士的日记》对丁玲来说，既是她创作上的“危机”，也是她创作上的“转机”。丁玲如果以后继续沿着这篇小说的路子走下去，就将“越写越无力，再也无法写出第二篇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同样有力的东西来”[4];但是，如果作家能够从那个伤感、空虚、绝望的圈子和氛围中走出来，把“恋爱的热情”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结合，那她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同时也会很自然地跨到革命的路上去了。

贞贞：自我意识的“向左转”

《我在霞村的时候》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晚了十二年，这期间，中国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十二年，丁玲的人生可谓曲折离奇，丈夫胡也频遇害，她自己被国民党幽禁三年，后又在艰难中奔赴延安，跌宕起伏人生经历使她的思想成熟了不少，她的文学修养以及看待生活、描述生活的能力也提高了。《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篇颇受争议的作品，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贞贞的身份上，是“军妓”、“随营妓女”还是“慰安妇”[5]，关于贞贞的立场也是模糊不定的，身份和立场一直是政治敏感的话题，历史上丁玲命运的几次浮沉也与评判她小说的立场方向有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在叙述霞村的故事时，笔调本身就较为曲折和隐晦，对贞贞的态度也是模糊暧昧的。也正是在这些隐晦的、模糊的叙述中才展现给读者一个神秘的霞村，揭示出了隐藏在霞村中的革命力量，我们才得以窥见丁玲“向左转”的痕迹。

贞贞受害的经历在作者的叙述中是充满反抗意味的，贞贞不愿意接受父母为她安排的家道殷实的米铺老板，她一心喜欢家境贫穷但为人忠厚的磨坊伙计夏大宝，这是贞贞对父母、对包办婚姻、对传统礼俗的一种反抗。而夏大宝却因自卑无法勇敢捍卫他和贞贞的爱情，贞贞一气之下决定去天主教堂做修女，就在她跑到教堂的那一阵儿正遇了日本鬼子的扫荡，“就那一忽儿，落在火坑里了”[6]，这是贞贞对爱情、对现实的反抗。她不幸成为了日本军营的“慰安妇”，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想象贞贞经历了多少痛楚。期间她也回来过，那时她已经成了我方在日军中的情报员，她忍着疼痛走了三十多里地，只是为将消息立刻送回来。贞贞的身份是不能对同村人公开的，可当她得病后回来治病时却遭受了那么多的冷眼与非议，杂货店夫妇的难听的议论，无聊妇人的闲言碎语，父母垂头丧气的哭泣与劝说，阿桂同情的安慰与一声声叹息，甚至是夏大宝决定娶她的那股“执拗”，在那时都变成沉重一击使贞贞无法喘息，这一切说明了最大的痛苦其实是来自于霞村内部。贞贞是坚韧的，她性格中天生带着倔强，她不愿意接受家庭和周围人的劝说，她以自己的方式拒绝了夏大宝近似“收留”的追求，她决定去延安看病，并且想留在延安学习，在新的环境里或许还可以有一番新的气象。贞贞离开的决定就是她对自身处境的反抗，对周围狭小天地的反抗，对束缚着她的传统观念的反抗。

贞贞最后选择出走，在她看来，“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周围的环境无法拘束贞贞，甚至是自身的现实情况也不能改变贞贞勇敢的决定，这是在贞贞身上看见的“新的东西”。这种骨子里的“新”是她本身的性情在经历磨难后的生长与变形，磨难与歧视反而使她“新”的种子扎根更深，她的“新”总是表现出对现有环境的不满与逃离，因此她的反抗使她总是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

讨论贞贞形象的真实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会不自觉的将自身的生活经历融进笔下的人物塑造中，蓝棣之教授在分析作家与人物形象的创作时就谈到了丁玲与贞贞：

丁玲之所以能刻劃贞贞，是因为她有与贞贞同样被敌人掳去的经历，回来之后，又体验了相同的压抑，她……吁请世人抛弃世俗的偏见，给迷失者或不幸者重新做人的机会，同时她在刻化贞贞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前进的道路。[7]

贞贞与莎菲女士同样是丁玲笔下的人物，这两个年轻的女子同样是在难以实现自我与环境的协调中挣扎，莎菲女士是完全通过自身强烈的个人意志在孤独的斗争，而贞贞靠的是新的力量——对革命的信仰。最终我们看到，莎菲女士的个人主义使她选择了一条没有出路的路，但在霞村的后山中似乎有一股隐蔽的革命力量，让贞贞看到了希望，为贞贞安排了这样一个光明的去向。以莎菲为代表的充满个性与自我的女性形象是丁玲早期作品中重要的思想基因，而到了贞贞可以看得出丁玲试图去克服现代自我分裂的困境，这种分裂不再是“莎菲式的的理智与情感、理性与欲望之间的矛盾， 而是革命工作、阶级立场的信念与知识分子个体的趣味、情绪之间的矛盾。”[8]丁玲从30年代表现“革命”与“恋爱”主题的《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到 “向左转”标志性作品《水》，这一系列的创作是有着内在的延续和转换关系的。革命战胜了恋爱，对革命的向往使集体主义战胜个人主义，从知识分子个人的小天地扩展到广袤的现实世界，虽然霞村不是上海，贞贞也不是丁玲，从莎菲到贞贞，可以说是一个由表现自我到表现大众的过程，丁玲从对个人的书写到对大众、对革命的书写，也是她自我意识的主动“向左转”的表现，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位女性作家的独特禀赋在逐渐丧失，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艺术个性”在政治的规训下无法避免的黯淡下去。

丁玲： “个人主义” 与 “革命思想”的“隐”与“现”

如果说“莎菲女士”这样的形象可以看做是丁玲早期创作中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个性主义”的代表，莎菲的反叛与其结局是时代更迭中所有追求自我解放者的一个缩影，是他们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和状态，而这种形态是具有延续性的，直到30年代丁玲“向左转”后的作品中仍然有所体现，《韦护》正是描写了受“五四精神”启蒙的革命知识者个性的觉醒，在革命的浪潮下陷入了文艺与政治、个人与集体、革命与恋爱的矛盾之中，他们的“自我”与“革命”是交织在一起的。创作于延安时期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在医院中》，它们既都“受到革命集体主义的规约，又全隐现着革命的个人主义”[9]，丁玲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成长过程，这中间个人总是不满于环境与自我的束缚，从而选择行为上的逃离或者在经历痛苦的思想挣扎后坚定选择了革命道路，这些便是一个革命者在成长道路上所要经历的磨难与艰难选择。

丁玲的“向左转”不仅仅是作家个体思想受到中国革命的吸引而产生的行为选择，还可以从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发展的角度出发，革命思想与新的社会环境会激发作家产生更多灵感，为创作带来更多可能，丁玲试图为受困于己的莎菲们寻求一条突破自我的光明之路。“左转”的本意在于实现更大的创作突破，然而随着革命进程与政治干预，又迫使作家放弃对自我的坚持，当“革命”占据其作品思想的主要地位时，丁玲的“个人主义思想”并没有完全摒弃，因此形成了作家创作风格与思想上的复杂性。

从“自我”的莎菲到“革命”的贞贞，从坚持自我到追寻革命理想，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丁玲依循革命叙事模式，在理性的层面上构建起一个“革命”叙事的框架，表现出秉持一种坚定的信念去憧憬革命的光明前景;然而在潜意识里她却无法全部抛开 “个性主义”的立场，在“革命”叙事中不自觉的插入自我话语，不时流露出莎菲的影子，作者试图统一两种话语的书写，然而这两种话语本身来说是互相排斥或者说是难以包容的。所以我们看到文本中两种叙事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与裂痕，这是丁玲对自我的坚持而使作品有些许遗憾之处。

可见，像丁玲这样个性鲜明的作家，是不会固守于一定的畛域，也不会舍弃自己所长，更不会放弃“自我”。无论是在自由书写时期，还是进入左翼阵营后的丁玲，她从未停止对“自我”的书写，是梦珂、莎菲式的都市女性对内心的关注，还是如贞贞、陆萍一般向往光明前途，她选择了什么，便坚定的拥护它，她只有一种主义、一种思想，她用自己的笔描绘了不同时期不同状态下的自我。“向左转”后的丁玲，肩负着血与火的斗争使命，越来越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她不但躬身履行而且坚持认为作家应保持自身独立性：“每个人的创作都有他自己的道路，每个人的表现手法都不一样，个人有其自己的个性和风格，每个人的生活也都有他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方法。尽管立场是一样。如果你是那样生活的，我也仿照你那样生活，那是不可能的，也不必要。”[10]显然这种强调个性书写的倾向与革命叙述话语是不相协调的，但她仍然努力将两者进行结合。她既想用个性与自我的话语来标志自己的文学风格，又不愿意放弃对革命的叙述，她也坚信革命话语是可以深刻得反映时代生活的思想性的。也许就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沿袭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表达以一种稍显坚硬的姿态出现在了丁玲“向左轉”后的革命叙述中。

结语

丁玲是第一个从国统区到解放区的作家，她积极响应革命的号召，到延安之后不仅以手中的笔作为战斗武器，而且亲身参加革命工作，“向左转”后的丁玲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从“个性”、“自我”的莎菲女士成长为热情勇敢的贞贞，从表现自我到表现大众，从个人主义者蜕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者，这条自我放弃的“大众化”道路上充满了荆棘与艰辛。丁玲早期作品中惯有的个人意识与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与集体主义的时代洪流中自觉地融入并显现出一种“革命意识”的思想基因。但与此同时，“个人主义”思想仍然隐约存在于“向左转”后的作品中，若隐若现的传达出一丝个性反叛的痛苦与无奈，或多或少的流露出创作主体被压抑的困惑和潜在的担忧。不管是在“个人主义”还是“革命思想”的叙述中，丁玲的“自我”意识从未退出，这构成了丁玲创作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丁玲从“向左转”后就陷入了个人政治色彩暧昧不明的“困境”之中，对其作品的褒贬评价可以说与丁玲命运的浮沉牢牢得绑在了一起。

就如丁玲在50年代的一段自我独白中说到的：“过去走的那一条路是达到两个目标的：一个是革命，是社会主义;还有另一个，是个人主义，这个个人主义穿上革命衣裳，同时也穿上了颇不庸俗的英雄思想，时隐时现”。[11]在这个意义上，“向左转”后的丁玲还未完全从“自我”的个人主义中抽离，只能说是个人主义的思想有些松动和式微，革命主义思想开始登场，然而这种未完成的自我转换始终存在于丁玲的创作思想中，造成了此后丁玲个人命运的“悲剧”。

参考文献：

[1][美] 梅仪慈：《不断变化的文艺与生活的关系》， 收入《丁玲研究资料》， 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574页.

[2]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版.

[3]箭鸣：苦闷的莎菲与莎菲的苦闷，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4（5）.

[4]冯雪峰：《从〈梦珂〉到〈夜〉》， 原载《中国作家》1948 年第1卷第2期.

[5]详见董炳月：《贞贞是个“慰安妇”——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载《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5（2）.

[6]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7]蓝棣之：《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现代文学经典： 症候式分析》，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127页.

[8]贺桂梅：《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在思考》，《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5（4）.

[9]程凯：光明的指向——以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中心，《现代中文学刊》，2013（4）.

[10]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28页.

[11]丁玲：《<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