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香

摘 要： 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一部对旧时代具有批判和讽刺意义的小说。作者试图从新时代的立场来观察旧时代小资产阶级毁灭的原因。小说在语言上，以一种正话反说的形式对王琦瑶式的生活和观念进行调侃与讽刺;在意象上，弄堂、流言、鸽子都被作者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弄堂是各色人生的象征，流言则是弄堂中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而鸽子是这弄堂变迁的观察者，它们看似亲切无害，却是掩埋事实的帮凶;在人物形象上，以王琦瑶、老克腊、程先生、萨沙、长脚等人为代表，他们的形象与自身的命运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构成了小说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部分。《长恨歌》中虽含有怀旧风格，但其对旧时代小资产阶级的批判与讽刺是毋庸置疑的。

关键词：讽刺;怀旧;语言;意象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4-077-03

《长恨歌》是王安忆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部作品，曾获得茅盾文学奖，影响深远。因这部作品出现的时间正处于中国“怀旧热”的时候，作品中又有大量旧上海的生活细节、事物样貌等描述，让这部作品充满了旧上海的色彩，曾一度被认为是怀旧热的代表作品。但是王安忆在一次访谈中说过：“《长恨歌》很应时地为怀旧提供了资料，但它其实是个现时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软弱的布尔乔亚覆灭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1]。”由此可见，王安忆的初衷是对旧上海时代小资产阶级的讽刺和对彼时“怀旧热”的批判与嘲讽，而在小说中，语言、意象、人物也处处体现着对旧上海的反讽与暗嘲，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是对追求小资产阶级那种浮华、伪精致生活的讽刺。王安忆虽然生活于上海，也曾受到过上海旧时代生活环境的熏陶和浸染，但是在这部作品中，她站在一个新的时代，试图从一种新的角度，一种靠近于无产阶级的角度，去审视旧时代的生活和习性。作品中虽情不自禁的流露出对旧上海生活、人情事物的细致刻画，但并不能掩盖住作者原本的意图。作品的语言、意象、人物处处都体现了讽刺意味，下面分别从这三个方面来逐一分析《长恨歌》中的讽刺艺术。

一、语言的讽刺性

《长恨歌》的语言，尤其是在描写王琦瑶少女时代的时候，语言大多是以戏谑的方式来表达或进行调侃，常常会使用正经的夸奖语气来表述一件不合情理的事情，或者用非常优美细腻的语言来刻画一些反面的事物或者人物形象。这些言语往往能够巧妙的引起读者的认同感，不会显得尖锐刻薄而引起读者厌烦，也不会因为言语太过温和而达不到讽刺的效果。

比如在刻画王琦瑶形象的那一章节，说“王琦瑶的父亲多半是有些惧内，被收服的很服帖，为王琦瑶树立女性尊严的榜样[2]。”言语里看似是对这些妻子们的夸赞，实则暗含对她们的讽刺。丈夫的惧内，成为妻子们向外展示自我能力和女性尊严的象征，甚至成为下一代的榜样。虽然成长于这样扭曲的价值观中，王琦瑶并没有成为像她母亲那样可以将丈夫拿捏在手中的妻子，反而形成了另一种同样扭曲的观念，她把男性当做生活的依靠和排遣寂寞情愫的渠道，没有建立起具有尊严和独立的个体，成為依赖男性生存的菟丝花。即便是后来从邬桥返回上海后独自生活的时候，她的表面上以为人打针为营生，实际上最大的仰仗和最后的依赖是金条，而金条是从出现在她感情生活中的第二个男性，李主任那里得来的。真正的女性尊严应该是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础之上的平等的权利、责任与价值，但显然，先辈们没有树立起一个好榜样，而后来的王琦瑶也没有实现那样的品质。

在王琦瑶的时代，只有紧跟时代潮流，成为摩登小姐，才不会被同伴所抛弃和嘲讽。当感伤成为此时的时尚潮流时，王琦瑶们需要紧紧跟随，她们“无一不是感伤主义的，也是潮流化的感伤主义，手法都是学着来的[3]”。感伤本应该是一种情感，由心而发，但是在这里却成为一种流行和手法，是可以追随和学习的。它是王琦瑶们追随时尚的一种手段，有了它才能成为摩登小姐，没有它便是时尚的落伍者。“这地方什么样的东西都有摹本，都有领路人[4]。”这样荒谬而可笑的模仿，只是为了紧跟时尚潮流，连情感都可以模仿，还有什么是不能模仿的呢？

作者在调侃幽默的言语之外，暗含了对那个时代所追寻的潮流的讽刺。女性本应该作为社会的独立个体，却失去了自我生存的能力，只能依赖于男性而生存，而在时尚潮流的冲击下，也因盲目从众迷失了自我。

二、 意象的讽刺性

作者在小说开篇细致的描写了弄堂和流言这两样事物。弄堂是上海特有的地域文化，在作者笔下是带有色彩和种类的活物，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每一种弄堂都代表着不同人的生活。弄堂是上海这个城市的缩影，作者将故事的发生地放置在弄堂之中，将整个城市都融入其中。弄堂纵横交错，复杂缠绕，看似亲切，坦诚，实则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弄堂表面的景象虽可尽收眼底，内里的东西却是神秘莫测的，而这神秘之中就蔓延着各色的流言。流言是弄堂里的特色，它虽然是粗俗的、鄙陋的，但是却无处不在。“它们是上海弄堂的思想，昼里夜里都在传播[5]。”弄堂里人与人之间的交谈，是流言传播的捷径。弄堂和流言混为一体，弄堂就是流言的实体。弄堂和流言这两样东西可以说是影响了王琦瑶的一生。王琦瑶在弄堂里长大，出走回归后，又住入弄堂里，她的一生在弄堂中度过，她应是最了解这弄堂文化的艺术。弄堂文化分明无处不在，其内里却是自私的，弄堂只负责流言的传播，却不负责传播的结果。流言真真假假，没有人会在意它到底是真是假，在意的只是传播瞬间的神秘与快感，享受之后便随它而去，至于流言会去往哪里，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不是传播者所关心的事情。而流言的传播者之间，看似亲密无间，实则冷漠无情，流言是他们维持亲密的纽带，脆弱易断，稍有涉及自身利益，便可立即断开，以确保自身安危，给旁人分不出半点关注。这样的弄堂文化是自私自利毫无人情冷暖可言的，如此一来，小说末尾长脚轻而易举就能产生杀死王琦瑶的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

鸽子是弄堂里最具有自由的东西，它可以自由的飞翔，不受弄堂的拘束，“几乎是这城里唯一的自然之子了[6]。”它们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作为自由的个体，它们本该是最具有批判性质的生灵，但在小说里对鸽子的描写，其实是对人类的反讥[7]。鸽子作为完美的第三视角，它们将这弄堂里的一切都尽收眼底。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鸽子不会说话，它们是沉默的观看者，弄堂里发生的一切都只是默默发生，然后又默默消亡，并不会因为这样的第三视角而产生变化。一方面鸽子是弄堂各色事件的见证者，另一方面它也是掩藏各种真相的帮凶。

藏污纳垢的弄堂、真真假假的流言、沉默不语的鸽子为王琦瑶之死做足了铺垫。弄堂容纳了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物，在这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流言为真相附上一层面具，是真是假没人能够辨析;鸽子是冷漠无情的见证者，永远不会为真相开口说话，因此被长脚怒杀的王琦瑶很有可能在这种种事物的掩藏下，让人不得而知。

三、人物命运的讽刺性

人物是小说的灵魂，在《长恨歌》中，刻画的多数人物外在形象与其最终的命运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恰恰构成了小说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一部分。

首先是长相可人，又具有小女儿情调的王琦瑶。小家碧玉，平易近人，不过分耀眼，恰恰是最能得到众人怜惜的目光，但“上海小姐”的头衔和皇冠，众人的吹捧与怜惜，眩花了王琦瑶的眼睛让她迷失在虚荣之中。王琦瑶一直都想要脱离弄堂的平民生活进入上流社会，甚至在女儿“薇薇的时代”，她即使没能成为所谓的上流社会人，也随着时代的变迁成为来自旧时代的传奇人物，造成一种站在时代潮流前端的假象。但直到她被杀死也没有成功摆脱弄堂的枷锁。王琦瑶身上最大的讽刺是，她最终死在了小混混长脚的手里，起因是李主任交给王琦瑶的那个雕花木盒，本来是用来保障她生活的东西，最后却成为杀死她的导火索，而她一直用来挽留年华的假象成为她死亡的催命符。在王琦瑶生病时，长脚是唯一去照顾她的人，但这份照顾显然掺杂着利益的诱惑，他真正的目的是得到王琦瑶手里的金条，没有得到金条还要被王琦瑶威胁时，他毫不犹豫选择了杀死王琦瑶。他在围拢王琦瑶的颈脖之后，王琦瑶干枯的皮肤、发根灰白发梢油黑的头发、绵软的脖子让长脚在杀死王琦瑶时产生了快感，加大了手劲，甚至在杀死她之后还意犹未尽。这可怕的结局正是王琦瑶日常留给旁人精致优雅的印象与她真实的样子所带来的反差造成的。王琦瑶一生拥有的最不想舍弃的东西最终却成为杀死她的催化剂。作为“传奇”人物的王琦瑶，原本应该有一个优雅精致的晚年或者一个轰烈的的退场，却死于一次意外之中，没有保留她一生所维持的体面，也没能够再一次引起众人的关注，甚至被草草的结束了生命。

然后是老克腊，他是陪王琦瑶重回历史的人，但时光已逝，历史不可重返，他注定只是一个过客。王琦瑶与老克腊的“忘年恋”并不是真正的存有爱情。王琦瑶想要抓住时间，证明自己年华依旧，而年轻的老克腊是一个具有怀旧情结的人，他迷恋旧上海的小资情调，迷戀它的风物人情，两个人互有所需，于是走到了一起。老克腊对旧上海的好奇与迷恋转移到了王琦瑶的身上，这个从旧上海遗留下来的“上海小姐”存留了他所追求的东西。但这样的王琦瑶生活在他的幻想中是最合适的，当他们距离拉近，幻想被打破时，剩下的就只有现实了。年华逝去的“上海小姐”需要染发水来掩盖她早已生出的白发，并且皮肤松弛褶皱，像覆盖在骨头上的枯皮，身上还散发着隔宿的腐气，这些都是老克腊所不曾想到的，而这些偏偏就掩藏在他所迷恋的事物之下，这让他意志消沉，甚至喘不过气来。老克腊对旧上海的情调有多迷恋，此时的打击就有多大，最终选择了抛弃王琦瑶而离去。老克腊对旧上海情调叶公好龙式的喜爱，正是作者所批判的。老旧上海的时代已经过去，此时的怀念只是时代巨变时的感伤，或者是年轻人的一场复古游戏，不可能成为新时代真正所追求的东西。这也恰恰证明了王安忆写这部小说并不是为了迎合怀旧浪潮，而是站在怀旧的对面批判它。

除此以外还有程先生、萨沙、长脚等人，他们的人生和命运也存在巨大的反差。程先生体面而优雅，是旧时代的新贵，却最终在文革的大浪潮中被迫跳楼而死，死相可谓惨烈，他是小说中出现的几个主要人物中唯一没有挺过文革的人。萨沙在女人之中游荡从而获取生活依赖，他软弱而无能，却贪图富裕的生活。但是萨沙的父亲是一名无产阶级工作者，而母亲来自于当时共产主义代表国家苏联，作为后代，他不但没能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反倒是游荡在女人之中，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长脚将自己伪装成富豪的后代，整日吹嘘自己祖上的阔绰，对朋友出手大方，从不把金钱当回事，暗地里为了躲债不敢回家，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甚至最后为了得到王琦瑶的金条铤而走险，下手杀死了王琦瑶。

四、小结

王安忆用大量的笔墨来描写旧上海的细节与王琦瑶精致而优雅的生活，最后却选择让一个小混混来结束这一切。这个小混混的邋遢与王琦瑶的精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有的营造出来的体面最终都被轻而易举的打破。王琦瑶的精致与体面是建立在物质之上的，浮于表层，不堪一击。

由于旧上海文化和生活对作者的影响，作品中含有大量对旧上海环境及文化的细致描写，这种文化的根深蒂固是一时磨灭不掉的，“怀旧乃是作品不可避免的呈现出的一种风格特征，它本身并不是为了去写一个怀旧的东西[8]”，“作者在小说充满历史感的基础上，对上海怀旧热做出了巨大的反讽[9]”。王琦瑶所象征的旧时代的小资产阶级是软弱无力的，没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只能依靠外界因素生存，当外界因素不能继续为它提供保障时，反而很有可能成为毁灭它的凶手。因此作者在小说中写旧时代精致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为了宣扬这种生活，而是通过主人公王琦瑶的死来批判旧时代这种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观念的软弱性和落后性。同时，作者也没有忽略遗留在新时代中的“怀旧情结”，那些所谓的复古潮流，在作者看来只是一场年轻人的时代游戏。新时代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发展迅速，人的思想观念却依然滞后。时代的迅速变迁，带来生活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不适，致使人们开始怀念旧时代的“舒适”，但这些怀念会在时代的进程中和人的逐渐适应中慢慢消退。作为年轻人，以《长恨歌》中的老克腊为代表，他们所喜爱的只是旧上海浮于表面的精致与奢华，在他们看来这才是生活高雅的体现，他们对旧上海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一种“伪精致”。联系当今社会，也存在这样追求“伪精致”的现象，过分的追求仪式感，追求物质上的奢华和存在于他人眼里的“精致”人生，在看书时发一条朋友圈表现岁月静好我爱读书，却没有真正看完过一本书;在吃饭时注重摆盘的精细与漂亮，却忽略了食物内在的营养，把物质和外在的光鲜当做生活的精致与高雅，完全忽略了生活该有的内涵和意义。除此以外，复古潮流也颇为流行，最有代表性的是在年轻人中兴起的“汉服热”。由于汉服样式的独特和美丽，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目光，但是大部分人的关注只停留在衣服的华丽和精美上面，对汉服背后存在的文化却一无所知。古代汉服的制式是有规定和要求的，它体现着中国古代的文化，真正能通过汉服去了解古代文化的人少之又少。这样的“伪精致”和“汉服热”现象，都需要我们认真的去反思它们能给社会带来什么。

参考文献：

[1]《<长恨歌>，不是怀旧》：王安忆、王雪瑛，上海《新民晚报》，2000年10月8日。

[2] 《长恨歌》：王安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9页。

[3] 《长恨歌》：王安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20页。

[4] 《长恨歌》：王安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20页。

[5] 《长恨歌》：王安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8页。

[6] 《长恨歌》：王安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6页。

[7] 《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环境描写对女主人公命运的暗示》：吴鸿雁，《凯里学院学报》，2013年4月，第31卷第2期。

[8] 《故事、生活、心灵世界：众声喧哗遮蔽的真实——谈王安忆<长恨歌>之主旨》：支运波，《文学选刊》，2010年1月。

[9] 《怀旧传奇与左翼叙事：<长恨歌>》：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