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方舟

摘 要： 郭沫若的诗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今对郭沫若诗歌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其中的泛神论思想与反抗意识，忽视了郭沫若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思索，而在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出现的许多意象往往都展现出作者对待生死的态度与进行的人生思考。本文从郭沫若对待生死的态度切入，分析其诗歌创作不同阶段下生死观的变化并反映其中所呈现的创造性意义。

关键词：郭沫若诗歌;生死问题;创造性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4-069-03

朱自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这样评价郭沫若：“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反抗精神。”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他的诗歌中除了泛神论与强烈的反抗精神外，对人生的根本问题也进行了清晰的阐释，而其中所体现出的生机勃发的创造性精神使郭沫若区别于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家，开创了一代诗风。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五四前期（1919前）、五四时期（1919-1921）与创造社成立以后（1921-1928）。不同阶段的诗歌体现出对生与死关系的不同思考和态度，并导致所体现的创造性精神的不同内涵。

一、 五四前期——悦死恶生观下的创造精神发展

郭沫若青年时曾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泰戈尔的思想源于印度古代奥义书和吠檀多哲学，《五十奥义书》第一篇《爱多列雅奥义书》提到：“太初，此世界唯独‘自我也。无有任何其他（闪）眼者（生物）。彼自思惟，我其创造世界夫，彼遂创造此诸世界，洪洋也，光明也，死亡也，诸水也。”即世间一切皆由“彼”所创，“彼”可创造万物。而郭沫若将这种“创造”引申到了文学创作上，认为正像神可以创造万物一样，诗人也“可以在身之周围随处创造乐园。”故而在之后的创作中郭沫若将印度哲学思想中的“创造”意义延伸至文学中的“自我创造精神”，例如在《金字塔》中，他对创造者与创造精神进行了歌颂：“创造哟！创造哟！努力创造哟！人们创造力的权威可与神祗比伍！不信请看我，看我这雄伟的巨制吧！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呀！”

在对待生与死的态度上郭沫若同样受到了许多名家影响。 “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少年郭沫若喜读《庄子》，被庄子视死生为一体的生命态度潜移默化影响。1915年，郭沫若初次接触到泰戈尔的《新月集》，他读泰戈尔的作品，仿佛得到了生命是泉水，涅槃的快乐。“欣喜若狂，真好像小孩子得着一本画报一样”。这一时期泰戈尔面对生死的平和心态（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对郭沫若早期泛神思想下的生命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适时，郭沫若已于日本高等学校学习医学。在经历了一段包办婚姻后的郭沫若毅然决然的选择只身前往异国求学，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对自身经历的感慨;在医学院冷眼看无数的生命来来去去以及朋友陈龙骥的病逝等因素叠加使他情绪极为消沉：“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想去当和尚，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作日课诵读……我时常问我自己：还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呢？”“这个世界”与“那个世界”——生与死之间的立场矛盾在他的作品中逐渐凸显出来，而郭沫若认为不管个体生命在生的瞬间是平淡或灿烂，都逃不过死亡，既然死亡是必然，那又何必在这世界苦苦挣扎？这种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在郭沫若的文学作品中也反应了出来：他于《死的诱惑》中写道：“我有一把小刀，倚在窗边向我笑……你快来亲我是嘴儿，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在《Venus》中他说：“……比成着两座坟墓，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稍晚的《死》中写道：“死！我要几时才能见你？你譬如是我的情郎……我心爱的死！我到底要几时才能见你？”他将死亡看作“小刀”、“情郎”，看成是擺脱一切烦恼的唯一希望，迫切希望“见到你”。这一时期的郭沫若显然持有强烈的悦死恶生思想。而他在《火葬场》中又写道：“我的灵魂呀，早已被你烧死了……你在这火葬场中，也吹出了一株——春草。”虽然求死但又不忍弃生，在郭沫若“悦死恶生”生命意识之下隐藏着对新生的渴望，五四时期的创造性精神也逐渐萌芽。

二、五四高潮——向死而生的创造性精神

“五四”时期社会矛盾加深，不满现状的先进分子逐渐觉醒，他们迫切需要改变现状，张扬自我，尊崇个性。文人学者们以自我内心表现为本位肯定自我价值。而五四狂飙激荡下的郭沫若，在追求毫无拘束的激情喷发、自我理想与精神自新的境遇下，从黑暗如磐的中国看到了新生的希望，在致宗白华的信中，他说：“我如今却除了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这一时期郭沫若诗歌中的死亡意识，首先表现在他认为死是生的创造前提。郭沫若欣赏的巴霍芬在《原宗教与古代的象征》中指出：“死是生的前提，只有在此关系中，即在不断的毁灭中，创造之力才会生机勃勃。从而，生成与消亡是相互关联着的。”即只有在生与死的永恒交替中，才有不断超升的生与死的永恒之流。此外，尼采对生与死的创造关系作过极端的推演，他说：“我告诉你们完成使命之死，这种死激励着活的人，这种死将成为活着的人的誓言。完成使命的人欣欣然，在满怀希望和立下誓言的人的簇拥下，去了结自己的死。”郭沫若十分欣赏尼采的高度自觉的死亡意识，在《棠隶之花》中，他借聂嫈之口唱出死亡圣歌：“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这一思想还大量体现在郭沫若的代表性巨著——《女神》中，《女神》将生命的毁灭与新生的涅槃情结渲染到极致：在《凤凰涅槃》中，从“啊啊！火光熊熊了。……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到“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火便是凰。凤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这里的死并不是最后的终结，而是重生的一个阶段，是重生的必要前提，凤凰只有先“集香木自焚”才能“复从死灰中更生”。即在死的时刻，生之大门才敞开它生命的全部现实性。所以郭沫若要高擎“破坏”之大旗，渴盼“毁灭”，崇拜“力”;《女神之再生》中面对被“武夫蛮伯之群”破坏的宇宙天体，众女神要“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宇宙天体被破坏后众女神才去创造新太阳。这种对新生的涅盘情结，破坏与创造的呐喊是那个时代长期压抑的声明冲动的对抗中爆发出来的一种放恣的情绪;《棠棣之花》中聂嫈明知弟弟聂政去后九死一生却依然说：“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二弟呀，去吧！”此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歌中体现出生与死不是对立状态，而是处于同一时间线上的先后关系。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此时的死不是终结，而是通往自由新生的途径。《湘累》中，他说：“我创造尊严的山岳，雄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驰聘风云的雷雨！”《浴海》中“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新社会的改造，全赖吾曹！”郭沫若在血浪的涨潮和心火的燃烧中，洗除了旧的皮囊，熔化了旧的宇宙，更新了自我，并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字里行间，也体现出他文学观念中独特的创造理念：“不断的破坏，不断的创造，不断努力哟！”因为摧毁一切，破坏一切是创造新事物的基础，不断的破坏是为了不断的创造，这种“破坏”后的向死而生的精神孕育了他在文学上的创造力，也正符合五四文学运动的主旨。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歌中充满了随处可见的张扬个性，尤其是在此期间的代表作《女神》这一诗集中，充分体现了郭沫若在“破坏”、“死亡”之上孕育的文学创造精神，“破坏”的彻底才能创造的充分。痛苦的死亡就是为了彻底的重生，只有旧的东西破坏的越干净，才越有利于新事物的生长。郭沫若在诗歌中的“破”与“立”使其创造性精神得以充分发挥。在郭沫若诗歌中，破坏、死亡是前提，创造才是目的。

在诗歌创作理论上，郭沫若也形成了创造性观念：“创造生命文学的人当破除一切的虚伪、顾及、稀图、因袭，当绝对地纯真、耿直、淡白、自主、一个伟大的婴儿。”在五四的大背景下，这种诗歌理论和文学实践完成了对传统旧体诗的创新，奠定了新体诗在五四时期甚至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

三、创造社成立——对生命的创造性呼吁

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发起的创造社于1921年成立，作为创立者以及主要成员的郭沫若，于创造社成立之后所作的诗歌作品主要表现出在“新生”、“生命意识”基础上对生命的思考及创造性精神的发展。“郭沫若所接触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大多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生命哲学有关系。”早期对郭沫若影响较大的印度著作《奥义书》曾被叔本华用来构建其哲学思想，伽毕尔、斯宾诺莎、康德等等都论述过西方现代生命哲学。郭沫若汲取了现代生命哲学内涵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里，他抓住了其生命哲学的核心理念“绵延”极端强调生命的绝对运动性的思想并对生命的内在能量进行认识和肯定，《女神》中的‘涅槃‘创造这些词语本身都都分享着‘绵延的意识。他又向内注入与柏格森生命哲学相当隔膜的进取乐观的精神取向，这也与他总结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相沟通。与生、生命相关的思想在诗歌中有突出的表现。在《创造者》中他写道：“……挥，挥，我的笔锋！我知道感兴到了，我要努力创造！……他在感官之外，他从他的自身，创造个光明的世界……请借与我草此《创造者》的赞歌，我要高赞这最初的婴儿，我要高赞这开辟洪荒的大我。”在《春之胎动》中：“……春在大自然的怀中胎动着在了……”郭沫若竭力追求个性解放、宣泄生命力、渴望自我展现、反抗现存秩序传统。这种强烈的挑战与反抗意识是现代生命哲学的倡导者们大多推崇并具有的，本身就是“生命意识”的一种表现，而这种生命与创造的联系其实早在1920年2月23日在《时事新报》之《学灯》的《生命底文学》一文就有提及：“一切物质皆有生命。无机物也有生命。一切生命都是用Energy底交流。”“Energy底发散在物如声、光、电热、在人如感情、冲动、思想、意识。感情、冲动、思想、意识底纯真的表现便是狭义的生命底文学。”这样的观点类似于现代生命哲学的创始者叔本华和尼采。

五四后期郭沫若经历过一段苦闷时期，面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诗人感到失望和痛苦，他痛恨黑暗的现实，向往光明的未来。而五四时期那种勇猛的反抗精神和烈火般的热情已经消退，有的只是“潮退后的一些微波，或甚至是死寂”（郭沫若语）。《星空》中他不再赞扬“光芒万丈的太阳”，而是仰望幽光闪烁的“星空”; 《苦味之杯》中他写道：“呱呱坠地的新生儿的悲声！为甚要离开你温暖的慈母之怀……晨风在窗外呻吟，我们日日朝朝新尝着诞生的苦闷。”这两首诗中，虽然郭沫若表现出了较浓重的失望和悲愁情绪，但在心底依然抒发了要求奋飞、新生和自由的愿望：“唉，我仰望着星光祷告……祷告那自由时代再来”;《新芽》中也描写道：“……你是今年春天的纪念碑呀！生的跃进呦！春的沉醉呦……”

五四前后郭沫若诗歌中的生死观念在不停的变化，从五四前期的悦死恶生，到五四时期的向死而生，再到五四以后对生命的渴望和赞颂，这直接影响并导致了诗歌中创造性精神内涵的转变，即从五四前的初露头角，到以体现创造性精神为目的进行创作，再到以生命与新生来反映对创造性精神的呼吁。这一系列变化体现出诗人不同阶段思想、观念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无论是题材选择还是表现形式上，郭沫若的诗歌所表现的开阔与自由都是空前的，这些诗歌以充沛的浪漫激情丰富了中国诗歌浪漫主义的阵营，也在当时的中国形成了诗歌的新气象，从此以后，中国的新诗创作出现了不断的高潮。

四、结语

郭沫若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其诗歌作品中充满着对人生意义的思索。从对生与死二元对立的矛盾心理逐渐发展为在死亡中寻求新生的生死统一的观念显示出其生死观念的不断发展变化。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女神》中对生与死的探索精神更为强烈，突出表现为对一切束缚的彻底摧毁以及摧毁之上创造性的新生。就是在这种死而后生的基础之上郭沫若孕育出了其诗歌创作上独特的创造性精神——破而后立，并由此体现了郭沫若对于生命哲学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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