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玉松

八记：人名

我想谈谈云水人的名字。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取了些五花八门的名字。

跟云水厂一起出生的，叫建厂、云建。从侯马红卫厂过来的，叫卫红、继红。从其他各地来的，叫援南、援靖。有时代烙印的，叫爱国、卫东的。还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小名，狗剩、狗全、柱子、石头，以及一些地域性称呼，像老云南、小四川、老东北这一类，还有一种就是工厂特有的，王老刨、赵大车、老磨等这些工种性名字。前几类是大名，户口簿上写着的，上学用的。小名、地域性、工种性这类称谓，是平时大家叫的。这类名字对他们自己大名来说，具有毁灭性、推翻性，叫得多了，户口簿上的大名就慢慢被人淡忘，甚至被自己淡忘，偶有人叫大名，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叫谁。

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外号。车间同事之间打趣嬉笑时互取的诨名，诨名往往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特点。

厂区烧锅炉的那个胖子，姓甚名谁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却清楚地记得，她的外诨名叫六百公分。提起她的时候，厂里的人总会加两个字，横量。人胖已经让人印象深刻，偏偏这位六百公分还喜欢跳舞，喜欢跳舞也没什么，人家还非得请长得子弟帅气的人跳。

周末的舞厅，多是年轻人。六百公分一进去，男青工就会惶惶不安，想方设法往女伴身后藏。她可好，好像根本没发现别人是在躲她。站在门口四处望。曲终，大灯亮起来，跳累的姑娘小伙刚落坐，六百公分一双胖手两边一拨，直冲厂里最帅的小伙杨骏而来。杨骏一惊，起身想往外逃。忽然前面出现一堵墙，六百公分一动不动看着他。杨骏转身往座位上一坐，脸别朝窗外，装着没有看见。六百公分也不说话，一把提起他的领子就往舞场拎。大灯灭了，霓虹灯闪烁不定。六百公分的手就像液压机，一只紧紧按住杨骏的肩，另一只捉住他不甘的手，一步一步转了起来。舞场里的人哈哈大笑，一边跳，一边往他们身边靠，装作不小心的样子，用屁股撞杨骏。杨骏像一只纸船，在飘忽的舞厅不停颠簸。

这样的结果是，杨骏从此再也不去舞厅。经过那一曲舞，跳舞成了他的一场噩梦。不知道让他从噩梦中惊醒的，是一堵无法撼动的墙？还是一把怎么也扒不开的铁钳？

在工厂，容易让人记住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技术了得，各种技能大赛常常拿奖，让人不得不记住。还有一种就是相貌特殊，在厂里空前绝后的。小王属于后者。

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在我们单身楼旁边的车站。厂里把新一批大中专生接过来。我们趴在楼上的走道上看热闹。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背着双肩包跟着一群大中专生从车上跳下来。我们想，谁家弟弟跟着来。

当时，我们所有的行李就一个用行军带打成的背包、一个木箱。行李全都堆在车尾，下车后再绕到车尾拿自己的行李。小王也不跟人挤，站在一旁等别人拿完后在慢慢走过去。他把行李包背上，箱子抬下车，就去关后尾箱盖。他跳起来，够不着，转身把背包放下，再跳，还是够不着。那些一起来的大中专学生们正聚在一起自我介绍，谁也没有注意后尾箱的事。他跳了三次，还是够不着。最后，还是师傅发现，才过来把后尾箱盖好。

我们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也是新分来的。我们捂着嘴不敢笑出声来，隔壁小桂，实在忍不住，跑回宿舍放声大笑。那一晚，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新来的大学生到底有多高。有人说，不到一米六。又有人说，顶多一米五。小桂说，我看他跳起来那样，一米五都没有，估计能有个一米四就算不错了。到底有多高，我们没有继续猜，我们这些人，在厂里干的都是以丝为单位的活，一合计，给他取了个诨名，根号二。根号二等于多少？1.414215926……怎么个四舍五入，也入不到 1.42。也不知道他这个子是怎么长的？

取这个诨名的人嘛，不用再问。自然是我。好歹我也是学过数学的人，我取的诨名得到大家一致好评。根号二，免去了小王身高才一米四的尴尬，保住了一个男人的尊严，又显出取诨名的人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和文化水平。

不过，诨名是不能当面叫的，仅仅代表了一个人的面貌、特征，却无法代表一个人的能力本事。这个根号二文凭不低，哈尔滨船舶学院的高材生，要不是身高，估计怎么也会分到 705研究所或者 750海军试验场。因为给他取过诨名，我几乎不跟他交往。他倒好，食堂打饭遇到，总是含笑点头，算打招呼。我呢，每次见到他我都会想起他那三跳，总会忍不住想笑，憋住嘴却憋不住眼睛，我猜我的眼睛是含着笑的。这样一来，倒也没有顯得十分无理。

三年以后，我调走了。我以为我一辈子都不会跟他有什么交集，也一辈子不会再见面。谁知道，人与人的缘分就这么神奇，女儿四岁的时候，我带着她去看师傅。居然在师傅家遇到他。原来，他居然娶了师傅的大女儿，就是在火车上出生的那个师姐。

这个根号二的诨名师妹是知道的。想来她也不会告诉姐夫吧？那么，根号二同志应该不会知道这个诨名是我取的。这样一想，我就镇定下来，大大方方跟他打招呼。幸好，晚饭后他们有事先走了。再后来，我知道他们的儿子上了清华大学，目前正准备考研。我为师姐嫁给他的不屈也被他们这个优秀的孩子抹平了。婚姻告诉我，身高容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品性德行。我想起师傅对我说，同样是一块钢板，做成鱼雷就能击沉军舰，做成烟机就只能生产卷烟了。材料一样，就看怎么用。我师姐用根号二这块材料，生产出一流的高材生，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说起诨名，还有一个，就是我隔壁的小桂。小桂有一双林忆莲那样的细眼睛，弯弯的，永远噙着笑。

有一次我想焊个架子，拿回宿舍，装上薄板做碗柜。怕被保卫科的人抓到，就跟小桂商量。小桂说，没事，我跟他说。他当然不同意，作为搞保卫的人，这点起码的觉悟还是有的。小桂因为答应过我，觉得没了面子。小桂一生气，骂男朋友，说，你看看你们这些厂子弟，哪家没有私活。凭什么我们单身做一两样必需品，你们就这样那样的规定。你们分明是欺负我们外招的。

她一赌气，不再理男朋友。

男朋友一下班就来宿舍找她，她连门都不开。给她买来的水果也被丢在门外。一天晚上，月亮很好，男朋友想约她散步，又不敢直说，就在窗下喊，小桂，小桂。小桂吼起来，喊什么喊？再在我门口晃，我报警了。

男朋友好声好气地说，小桂，今天晚上月亮好。小桂懒懒的传出一句，月亮好，好睡觉。男朋友没有办法，只好回家睡觉。

后来，男朋友不得不妥协，只是建议我不要把架子焊好，那样目标太大。我把铁皮压成角钢，钻上孔，拿回宿舍组装。出厂门的时候，用个布袋把包好的角钢拎着，上面盖着我的工作服。果然顺利出门。

那以后，小桂的男朋友是厂子弟，他那帮从小混在一起的朋友一见到他就叫，天不亮。这个天不亮其实指的是小桂，又不敢直说，反倒让他男朋友受用了。天不亮的意思不单是指小桂的月亮好，好睡觉，也是指小桂那双弯弯的小月牙眼，他们说，一副永远睁不开眼睛的样子。

天不亮就这么叫出名来，小桂也不恼。她说管他呢，反正没有叫我。哼，他那帮狐朋酒友。

小桂结婚的时候，我当伴娘。我已经当过好多次伴娘了。请我当伴娘的人每次都逗我，说，伴娘当多了，嫁不掉。我就说，嫁不掉就算，我东家吃一碗西家吃一顿，我就不信活不下去。

小桂结婚那晚，那洞房闹得：高山流水、点七星灯、同舟共渡等等，让小桂用云南话读结婚证。也不知道那帮厂子弟怎么想出来的招数？还让小桂她男朋友背着小桂，在二福利区转了一圈，一边走一边敲着盆子，喊，天不亮讨媳妇了。其他人就笑，问，讨谁？答，小桂。又问，小桂是谁？答，天不亮。小桂那晚一点也不生气，笑呵呵地，配合得很好。闹到最后，又让他们把月亮好、好睡觉的过程重新编演一边。

二十多年过去了，六百公分已经离开人世。根号二估计已经没有人记得。天不亮嘛，应该传下来了，说不定现在还有人喊。毕竟，这是唯一被当事人认可的诨名。

九记：离开

当时，我觉得我对云水厂没有太多的感情。这里，没有家、没有爱情，有的只是繁重的工作和一天天磨光的热情，以及看不到未来的茫然与忍耐。

按理说，离开，我应该感到高兴。可是，连我自己都想不到，拿到调令那天，我还是哭了。是对未来的不确定？还是对云水、对师傅同事的不舍？我没有想得那么多。哭了一阵，我把无法带走、也不能留下的东西全部拿到车站旁的空地上烧。工作服、皮鞋、信件以及一些山上摘的干花、河边采的芦苇。我像是要用这把火对云水，对这个我最早工作的地方，作一个告别。

那夜，天很黑，无星无月，就连平时彻夜不停的歌声都没有。单身楼的女工们似乎约好一般，不在宿舍。我记不得那晚是不是有电影？我只是觉得那夜的云水非常安静，安静得只有风过树梢的声音。我的泪又来了，我抹了一下眼睛。男朋友有些奇怪，我说，烟眯了眼。一阵风吹过，那些黑色灰烬到处乱飞，我的青春好像也燃光烧尽。

其实，不管哪一种离开，本身就是一种伤感。它是来到的必然和结果，也是另一种离开的开始和启程。往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离开，我变得平静和淡然，那晚的眼泪、那夜的火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它应该是我青春的脱茧和蜕变。任何蜕变都会疼痛。

整个车间的人都知道我要走，没有任何人挽留。直到走，我都没有弄清每天在我工具箱里放水果的人是谁？师傅仍然一声不响干活，我依然每天早上换好工作服，给他倒上一杯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开始对他有了一种依赖和信任。而他，似乎也完成了对我这个徒弟的教、授。不管怎样，我找了个大学生，在他心里，总算还是满意吧。

同事們对我客气起来，留不住的终究只是过客，客人当然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开玩笑、逗趣。要走的人，共事的时间再长，也只是一阵风，飘过却不会留下痕迹。

班长说，你别干活了。想想要什么，自己做点，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我不知道以后会用到什么东西。衣架总会用到吧？我做了一大堆不锈钢衣架，做了锅铲、勺子、撮箕。师傅想了想，说，墙角那个小方桌，不锈钢桌面的 ，你想办法带走。师傅是第二代云水人，又是技术能手，经历过部队、工厂的严格管理，非常自律。他说过，之前做鱼雷，每天上下班，都有海军代表守着，即便是一根用剩的银焊条头，也不能带走。我知道，这个一直放在车间的小桌子，是他留给我的念想。

我是奔着爱情走的。厂里那帮青工对我的选择表示不屑。他们说，个矮、显老、长相一般。我说，个矮省布料，人老会疼人，长相嘛，这样更让人放心。我跟当时所有的女孩一样，为了爱，只为爱。我甚至没有过多了解过他的家庭，我只知道，他家是农村的。

办调动手续的时候，劳资科的工作人员说，每个外招生，毕业分配的时候，厂里给过学校三千五百块钱的培训费。要调走就得退出这笔钱。我找到银行的工作人员，要回我的存折，销户取钱。只有九百，我交不出这笔钱。男友和我一年分工，也拿不出钱来。我找到厂办，左说右说，可以按照顾夫妻关系调动来交，一千块。把钱交上去，盖上章。我忽然觉得，从此，云水跟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心里顿时涌起一阵悲哀。离开熟悉的地方，重新开始，是一种新的冒险。我把感情、生活、前途一并押上，就不止是冒险，简直是孤注一掷。

分到云水，我没法选择。离开云水，却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知道，我的选择是对是错？更不知道未来又是什么？有时候想想，人生就是一种赌博？女人常常把赌注放在另一个人身上，一头栽进去，赢了是命，输了也是命。

人具备了动物所没有的头脑思维，却生出了太多的痛苦烦恼。每一次抉择都患得患失，每一次离开都畏手畏脚。当时，我就是带着这样矛盾的心态离开。

走的时候，国家对工业企业战略布局进行调整，决定将云水厂和其他船舶系统的几个厂一起整体搬到昆明，厂里正在做搬迁规划。我的离开，就像是厂区里那些梧桐树上的叶子，掉那么一片两片，根本影响不到它的存在。

我和男友把我的全部家当搬上一辆农用车。除了从学校就一直跟着我的被子床褥，还有我新做的衣架、撮箕，师傅给我的方桌。我把被子床褥打成豆腐块，抱着小木箱上了车。男朋友说，师傅，开车。车慢慢开动，我忽然打开车门跳下车，说，请等一下。

我跑回宿舍，宿舍里的床、写字桌依然安静立在那里，这些都是我毕业的时候，厂里配在房间的。这些是厂里的财产，不能带走，留给后来的人。

我打开抽屉，两只手不停乱刨。终于，我找到了，那是一枚厂徽。一艘船的样子，上面没有字，CSSC的字母下面有四个阿拉伯数字，5012，这是云水厂的代号。云水厂也叫 5012厂，或者 353信箱。为了保密，信件、包裹，都不写厂名，用代码和邮箱，丝毫不影响信件的安全到达。

那晚，我没有告别。就连师傅、师妹我都没有说一声，就这样趁着黑夜悄悄离开。我无法忍受离别，更不愿在师傅面前落泪，不然，他会担心。

我走之前，户口已经落到昆明，我却把户口落到一个曲靖最小的县——马龙。这让好多人感到疑惑。

搬迁的消息一个接一个。相对年轻人的欣喜，老师傅们却有一丝担忧。休息的时候，老龙师说，我开的这些荒地啊，可怎么办？生活区、厂区都有，一年到头，几乎不用买菜。到了昆明，买根小葱都得花钱，也不知道日子怎么过？相比他，师傅更洒脱一些，他说，有啥啊？那些年从侯马过来，不也从头开始。总不会让你饿着。龙师还是担心，他说师傅，你不一样，你家三闺女，又不用你买房。我俩儿子，可怎么办啊？姜师年轻，女儿才三四岁。他开导龙师，说，在云水吧，你急儿子不好找对象。上昆明吧，又着急买不起房。你怎么不想想，到了昆明，女孩子一堆一伙，你儿子不愁没对象了。老龙师抓抓头，嘿嘿一笑，说，那倒是真的。

搬迁的消息让老一代云水人开始惶恐。未来，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们拖家带口，长途跋涉，告别北方。带着希望，带着对祖国富强繁荣的梦想，在时代感召下，听从安排，来到这穷山僻壤。建起了一栋栋厂房平房，安上了一台台机器设备，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云水。慢慢的，他们开始爱上山沟里的生活，爱上云水的山山水水，扎根的心思刚安定下来。又要搬迁，他们感到不安。师爷说，老了，不想折腾。在这些退了休的第一代云水人心里，一辈子守着云水，种种菜，爬爬山，安静地老去，也不失为一种幸福。

师傅他们是真正把青春献给云水的一代。二十多岁来到云水，乡音不改，饮食依旧，却也习惯了云水四季花开、绿树丛荫的日子。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把云水建成一个花园式的工厂，商店、学校、医院、银行、俱乐部、澡堂、招待所一应俱全、应有尽有。这就是他们亲手打造的世外桃源。他们不想搬。他们对云水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怀，他们舍不下自己亲手建造的世界。

年轻人不一样，他们是最后一代云水人，在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碰撞中长大，见证了云水厂军改民后的艰难挣扎和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的喧嚣热闹、霓虹歌舞吸引着他们。他们在云水的星空下幻想着未来的种种可能。他们是搬迁最大的支持者和响应者，买房、下岗、优化组合，这些都没有多想。他们是云水的技术骨干、中坚力量，他们相信自己年轻、有技术，有使不完的力气。只要厂还在，一切都不是问题。云水厂这片天太小太窄，根本不够他们施展。

三年以后，云水厂全部搬迁结束，云水成了三代云水人嘴里的老厂。至于山西侯马的红卫厂，已经彻底被人忘记，不会再提。

搬迁场面我没有看到。离开云水，我忙于生活，忙于工作。忙着结婚，忙着生孩子，忙着读书挣文凭，忙着一次又一次离开。云水，在我的生命里渐行渐远。

五年前，我去肯尼亚旅行，在俗称“死亡之渡”的马拉河畔看了一场著名的“动物大迁徙”。成千上万的角马、斑马、瞪羚羊集聚在一起，浩浩荡荡渡过马拉河，向坦桑尼亞迁徙。

站在观光车上，看着茫茫草原上数以万计的角马、瞪羚羊一路狂奔，躲开藏匿的狮豹豺狼、小心提防河里的鳄鱼河马，往河岸冲去。那一刻，我忽然想到云水。

从山西到云水，从云水又到昆明，难道不是一种迁徙？难道不是在寻找另一种生存的开始？拖儿带女，家具行李，机器设备……一车一车，那样的场面，同样让人心酸和震撼。他们的再次离开，是对未来的追求和向往？还是对命运的顺从和无奈？我不知道。

而我，我的离开，跟他们的离开相比，只是一种简单的告别和重新开始。

十记：重回

回到云水，是一个深秋的午后。

格里，是离云水最近的一个村。云水厂搬走后，这里好像停止生长，基本保留了原来的风貌。老房还是原来那些老房。倒是老房旁的竹林越发清秀浓密，从屋后轻轻探出身子。瓦房上伸出几枝柿子树，霜降叶落，只留下几个鲜红的柿子。

过了河就是云水了。师傅会带我和师妹来这里钓鱼，我和师妹常常跑到河岸上扯芦花。我往河岸看去，河边杂草丛生，芦苇也在，白色的芦花有些凌乱，就像一个没有梳洗的女人，立着身子往远处望。

厂区后门开着，让我感到意外。印象里，这道门从来不开，除非有原材料采购，或者是厂里的产品外销。守门的是一个老人，对我们的到来有些不悦。我赶紧解释，说，我原来在这里上班。他嘟嘟囔囔，说，个个都说在这里上过班。

他还是把门拉开，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拦住任何一个想来的人，更无法阻挡一颗回望的心。

这条路是厂区的主路，路两旁种满了梧桐、杨树、柏树。云水厂搬走后，这些树没有人管，越长越高，越长越密，高高的树枝漫过厂房、直插蓝天，把厂区深深隐藏起来。

我把车停在六车间门口。我人生最美好的三年就在这个地方度过。同行的朋友都拿出手机争相拍照，惊叹这里曾经的繁华与现在的破败，一相情愿地设计云水的未来。他们说，应该把这里建成一个集文学艺术、影视音乐于一体的艺术村，建成云南的 798。或者建成医养、康体结合的养老中心，让老人颐养天年，免去独生孩子的后顾之忧。

我什么也没有说，独自一人走进车间。车间里什么也没有，只有我和师傅工作的地方，还有一塘深深的油渍。那是我们用机油擦拭保养钻床，钻孔加冷却液，年深日久留下的。

过去的一切就在这一刻浮现出来。人声鼎沸、机器轰鸣，铁锤叮当、焊花四溅。班长抓出手套，一边戴，一边大吼八叫分工。小黄，小黄，你赶紧去技术科，让他们把图纸送下来。老龙师，今天这个液压板必须焊好，明天找水泵来打压，漏气的地方重新补。阎师，你那里怎么样了？大家各自理理，加把劲把手里的活计干完……

一个朋友跟了进来，感叹说，么么，这么大的厂房，房顶那些钢架都还好好的。我赶紧指着告诉他，这里原来是砂轮机，这边是液压机，我的食指就是在液压机上压到的，你看，指甲都是歪的。喏，我的工具箱就放在那里，墙边。这里这里，就是我干活的地方。朋友“哦”了一声，走出门去。相比这空无一物的厂房，外面那些色彩绚丽、光影斑驳的秋景更吸引他们。

我回过头来，所有的场景都没有了。只剩下破旧空旷、人没声寂。过去和现在在短短的一刹那来回转换，繁荣如此不易，破败尤其简单。不用刻意破坏，只需将它放弃。岁月就是一场难以复原的破坏，它带走了我们的青春，也带走了云水的繁荣。岁月无声，一点一点消损着云水的一切，不动声色把云水从繁华变得苍凉，并慢慢变成消亡。据说，扯马碧水库的规划里，厂区成为淹没区。

阳光透过没有了玻璃的窗户斜射进来，细小的灰尘上下飞舞，一枝蔓藤爬上窗棂，毛茸茸的蔓头卷起一道弯，在破败沉寂的云水不停生长。

我们从车间后面走，围着山走了一圈。这是我们和八车间合用的组装车间，所有零件、产品出来以后，在这里组装、试验，试验合格后，再由一车间包装出厂。

从后门到办公楼那段是云水最美的地方。好多厂房已经损毁，只留下半堵红砖砌成的墙。梧桐从破损的窗户伸下枝叶，叶子由绿到黄，由黄变红，在秋风里轻轻摇动，把阳光剪成了一道道斑驳的光影。

凋零的落叶，堆满了整条路，路旁的排水沟早就被年复一年的落叶掩埋。踏着一地的落叶，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任由阳光悄悄的在我们中间穿梭。

从厂区出来，我开着车从单身楼走过，经过停车场、招待所、二福利区、商店，把车停在冰棒房前面，往俱乐部走。

俱乐部门口有一个大大的花台，从花台往上走，就是俱乐部。俱乐部不单指舞厅、电影院、展厅，也包括电影院左边的球场。这是云水厂最热闹的地方，云水人从这里了解和认识外面的世界。我们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文艺表演、卡拉 OK赛，举办篮球、排球赛。吃过晚饭，男职工来打球，女职工带着孩子坐在球场旁的石台阶上看，一边看一边织毛衣。不打球的，也会过来逛一圈，顺便到商店买点东西。

花台还在，花却没有了，几棵柏树挤在一起，就像在相互安慰。台阶上的水泥地板居然成了庄稼地，连同球场一起种满了苦荞。我们扒开长满蒿枝杂草的台阶，避开荆棘，踏着碎石，终于找到电影院的大门。门边一棵豆金粮掩住了半道门。

这是一栋废弃的建筑。整个建筑大体形状还在，两道进门，两个出口。通往球场的出口被苦荞掐断。窗户上的玻璃破损严重，四分五裂。电影院里全是顶棚上掉落的吊板，碎落一地。墙上长满青苔，地上不知名的绿植顶破水泥地板，到处破败不堪。

回到车边，摘掉身上的鬼针草。我们又往医院走。云水医院在八十年代家喻户晓，尤其眼科，先进的设备、精湛的医术，曾经成为全县人看眼病的首选。对了，还有学校，云水的教学质量也是一流。

折回厂区大门，顺着二福利区往上走。这是一条新修的路，村委会占据了云水厂最高点——学校。云水厂子弟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都有，很多县上的领导都把孩子送到云水上高中。整个学校就两栋教学楼，现在成了村委会的办公地点。这里是云水厂唯一有生机的地方，也是唯一通电通水的地方。云水厂搬走后，整个厂移交地方政府，为了方便管理，杜绝厂里的老人和周围农民占据房屋，除了学校，其他地方全部断电断水。

一进门就能看到村委会的各种制度和标语。同样，梧桐树栽满学校，只是这里的梧桐不像厂区，它们没有使劲往上长，反倒把枝丫倾向村委会，形成一个树盖，挡住了风雨骄阳。

足球场同样未能幸免，种满苞谷。苞谷已经掰走，只留下一棵棵苞谷棵，枯焦焦的固守在球场上。

所有的家属区全都破烂不堪，屋顶、窗户几乎没有。房前屋后，蒿枝茅草到处都是，好多地方几乎长到房檐，就好像要把这些破败不堪的废墟掩埋。我想去师傅家看看。我记得清楚，从两棵大树下走过，再爬上几层台阶。走近后却发现台阶已经没有了，我怎么找不到上去的路。

我还想去的是我曾经住过的宿舍。那是一栋青砖绿窗、水泥浇顶的小楼。楼梯扶手是钢筋焊的，可以卖钱。与钱沾边的东西消失的更早，扶手早就没有踪影。沿着从没有扶手的楼梯往上走，穿过过道，我住在背后第一间。房子依旧，我走后，续住的人肯定没有重新打理过。进门左边拉铁丝的钉子还在。和云水所有的房子一样，玻璃只剩下一小个尖头。幸好窗户架子还在，就连关窗的销子也在。倒是尽头的电视房已经被疯长的野草挡住了门。曾经为世界杯呐喊和疯狂的青春也被挡住，年华爬上皱纹。

车开往厂区上面的山顶，我停下车。我说，这里可以看到云水厂掩映在秋叶多彩的模样。阳光已经不再明亮灿烂，树林里的厂房时隐时现。没有人说话，我们静悄悄地站着，任由静悄悄的风和静悄悄的阳光在我们之间穿行，巨大的破败总会让人心生绝望。绝望是一种难言的伤痛，这种伤痛被不断生长的大树和不断倒塌的房屋纠缠挤压，让人一次又一次忍不住与回忆重逢。

回忆是一种不忍和不舍，那么这种不忍不舍难道不是一种爱吗？曾经果断远走，不就是受不了云水的孤单寂寥、迷茫怅然吗？多少年过去，云水的繁重无聊已经被我过滤，只剩下闲居山野的诗意和静谧了吗？那么，我爱云水吗？我爱过它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忘不掉云水厂那些人，忘不掉师傅、師妹，忘不掉我的车间、厂房，忘不掉山上的花花草草、菌子杨梅，还有我们合伙做饭，争吵时丢在草地上那白生生的洋葱。或者我爱的，只是那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年华？

站在云水的落叶里，我忽然发现，云水没变。有人无人，这块土地依然像大三线时期那样，默然宽厚，包容着一代又一代人。即使有一天，被挖掘、被淹没，云水也会永远留在云水人心里。

虽然我们都希望，它永远以从前的姿势站立，等待我们一次次膜拜、祭奠。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