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玲

摘 要：汉代陶器是中国汉代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存世数量巨大，品种繁多，制作精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韩城良好的自然和人文基础，为韩城制陶技艺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在汉代“盐铁官营”时期，韩城制陶与冶铁技艺齐头并进，大量极具代表性的陶器精品被制作和保留下来，成为研究韩城文化的重要资料。

关键词：韩城;汉代;陶器;“夏亭”戳记

陕西韩城位于黄河西岸的秦晋交接之地，漫长而跌宕的历史为这块古老的黄土地积淀了丰厚的文化遗存。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扩建的过程中，大规模基建活动使大量的汉墓被发现，大批精美的陶器重见天日。韩城出土的汉代陶器数量众多、类型齐全、烧制精良，极具艺术魅力。

这些陶器按照功能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日用陶。这是四类汉陶里数量最多的一类，主要有罐、盆、杯、壶、钟、豆、盘、耳杯、钵、勺、碗、瓶、博山炉等，这类器具大都是泥质灰陶，色质均匀，坚实耐用。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灰陶罐，大小不一，形制相似，多为圆形，小侈口，束颈，圆肩，腹内收，小平底。也有茧形，俗称“茧形壶”或“鸭蛋罐”。陶罐多为素面，或在肩、颈部装饰一至两道弦纹，部分器物表面有彩绘、朱书或带有“夏亭”戳记。

第二类为建筑用陶。这类陶器主要以出自今芝川镇东南的汉扶荔宫遗址的砖、瓦当、陶下水道等器物为代表。1957年在扶荔宫遗址出土了一块文字方砖（图1），长32.5厘米，宽32厘米，厚4厘米，灰陶质，砖面等分为十二个方格，方格内阳刻“夏阳扶荔宫令壁与天地无极”12个篆字，砖面字迹清晰，一经出土便引来了各地学者的关注。《三辅黄图》《长安志》《关中记》等古文献都有记载扶荔宫，但均未指明其具体位置，这方文字砖则证明了扶荔宫就在冯翊夏阳县，即今韩城[1]。同时出土的还有其他文字砖及各类瓦当，如“夏阳宫”文字砖、回纹空心砖、“与天无极”瓦当、“宫”字瓦当、“船室”瓦当等。

第三类为明器用陶，即用于陪葬的器具。这是韩城汉陶中又一个大的群体。此类陶器多为红陶胎，烧制的温度较低，硬度较小，不实用，但装饰讲究，很有艺术特色。韩城文化传承良好，礼制完备，所以明器种类较多，品级也较高。主要包括房舍模型、炊具、牲畜等，器形大则更加雄奇，小则更加精巧，尤其到东汉时，工艺上釉陶也有了精进，器物更加华丽。1982年在韩城姚庄坡底西侧晨钟砖瓦厂东汉墓出土的绿釉陶孔雀灯（图2），通高达到150厘米，最大径75厘米，主体部分由锥形底座及其上两层圆形灯盏组成，中心部位以一柱形灯柱支撑，柱顶立一展翅孔雀。灯盏四周插置四只鹿形灯芯，灯座堆塑山峦、树木、手执乐器的人物形象等，且通体施绿釉，釉色均匀，光泽柔润，其造型之大、装饰之精美、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明器用陶更为常见的是象征财富的陶庄园望楼、陶仓、陶井、陶炊具以及各式陶圈和家畜等。1985年韩城新城太史大街與人民路十字东北原财税局基建工地出土一件绿釉陶庄园望楼（图3），通高155厘米，横宽43厘米。陶楼坐落于四方形院中心。院墙四角均有角楼，正面开歇山顶坊式大门。楼底层正面开门，顶用二挑斗拱支撑二层四周的回廊。二层顶用二挑斗拱支撑第三层四周的回廊。三、四层四面开门设窗，最上层四面皆窗。楼四周墙壁和回廊栏杆饰几何纹饰。这件陶楼楼架结构精确、比例恰当，给人美观大方和坚固之感，反映了墓主人生前较高的身份和地位，为研究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的庄园生活提供了资料。这一类陶器的时代特征明显，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东汉往往大批量集中生产，并成组出现。因此，这些陶器不但证明韩城制陶工艺已相当纯熟，也同时反映出当地文化、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

第四类为陶范，即用于铁器铸造的模范，多属西汉时期。这类陶器通常被人们所忽视。在芝川镇西北曾发现一个面积较大的冶铁遗址和一大批陶范（图4）。这些陶范多为铁质农具模范，如铲范、锄范、凿范、镰范、镢范等。这些陶范泥料精细，陶质十分细腻、坚硬，表面光滑平整。据史料记载，汉代实行“盐铁官营”，西汉时，全国共设立49处铁官，韩城就是其中一处，这些陶范就是最佳佐证。在这个冶铁遗址附近还有制陶作坊遗址[2]。

以上四类陶器构成了韩城汉陶的主体。韩城汉陶数量多，这与韩城的人文、地理环境密切相关。韩城地处关中东北部，东临黄河，西接梁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川、滩、原地貌多样，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因此，早在五万年前或者更早，韩城先民就已经在此繁衍生息。良好的自然环境提供了丰裕的林木和矿产资源，也为历代制陶等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和能源，使陶器的产量及质量有了保证。同时，韩城良好的人文基础也为韩城制陶业的扩大及工艺的革新提供了文化底蕴和技术支持。

汉代政府也有主管制陶的机构和官员，《汉书·地理志》载“汝南郡安城设有陶官”，《齐鲁封泥集存》也有“安城陶尉”封泥，在韩城亦出土有带“夏亭”印戳的陶器（图5）。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十一年（327）改少梁为夏阳，从此，除新莽时期短暂更名为冀亭外，“夏阳”一名一直沿用至隋。秦汉陶文的组合规律是“某亭”“某市”，通常是指某地之亭、市，故“夏亭”之“夏”指的就应是当时的韩城名——夏阳[3]。汉代在国都和商业中心设市井官署，管理市场的行政和贸易活动，这种官署设于“市楼”，又名“旗亭”，简称“市”“亭”，故“夏亭”则指的是夏阳的市井官署。而带有“某市”“某亭”戳记的陶器则通常被认为是市府官制。因此，这些带有“夏阳”戳记的陶器证明汉代韩城已有了稳定的市府手工业[4]。

从目前韩城汉陶及制陶遗址出土情况来看，大都集中在芝川（古夏阳）及今韩城新城一带，新城多出汉墓，而芝川则多出制陶和冶铁作坊遗址、宫殿城址，如此看来，在汉代，人们是在芝川一带集中冶铁铸造、制作陶器等，然后销往周边。这种模式建立在数百年来人们在芝川一带活动的基础之上，相对稳定，即使在西汉末年，县治北移也没有很快瓦解。

历史已成过往，汉陶虽不能言，但其蕴含的文化却经久不衰。“溥彼韩城”值得用心去欣赏和探究。

参考文献

[1]韩城市文物旅游局.韩城市文物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2]王玉清，陈值.陕西韓城芝川汉扶荔宫遗址的发现[J].考古，1961（3）.

[3]俞伟超.汉代的“亭”“市”陶文[J].文物，1963（2）.

[4]陈丽华.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及其对漆器辨伪的重要意义[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