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雷

摘 要：中国古代铁器的普及推广是一次划时代的材料革命。冶铁和铁器制造在战国时期还是一种尖端技术，这种技术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最新材料和最新技术的不普及，使当时的人们对它产生一种新奇感和神秘感。战国中晚期的制铁技术已经能使铁兵器优于铜兵器，但是被视为尖端技术的铁制品是非常珍贵的，实际上还没有普及。铜虽然和黄金一起用作货币材料，但在未有什么更优良、更广泛的材料取代它之前，还未能完全从生产和军事装备中分离出来，发挥专一的货币职能。秦代铸铁技术已经熟练化，具备了使铁器广泛推广的技术条件，到了西汉才基本上最后完成了这次材料革命。

关键词：铁器;普及推广;冶铁业;材料革命

铁器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飞跃。中国走的是世界各文明古国共同的道路，冶铁业的发展和铁器的普遍推广，带来了封建社会的繁荣。一些学者倾向于把我国铁器广泛推广使用，并在生产中代替铜、木、石器而占主导地位的时间划在战国中晚期。冷静思考和科学分析就会发现其间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本文就这次材料革命在我国的完成时间谈谈个人的认识。

1 先秦的神秘认识

一些文献资料提供的脉络和考古发掘证明，最迟在春秋晚期，我国人民已对铁有了认识，并掌握了原始的冶铁术。但是，这种认识是朦胧的。最初块炼术得到的铁杂质多、硬度低，作为工具材料显不出更大的优势，因而也就对冶铁业的发展没有多大刺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战国早期。至今出土的属于战国中期以前的铁器寥寥可数，而且多是以块炼铁作为原料的。湖北铜绿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冶铜遗址，那里不仅铜矿富集，且山的表层就有很好的铁矿。但是，在遗址里到处可以看到当时作为废石被挑出来扔掉的铁矿石。这就意味着两种情况：要么人们当时对铁矿石还很陌生;要么就是当时炼铁难度太大，人们没有炼铁的兴趣。

战国中晚期的铁器在今辽宁、内蒙、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四川等十几个省区的多处墓葬、遗址中都有发现。该时期冶铁技术也有了改进，出现了铸铁和展性铸铁。但是和我们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土相比较，出现铁器的地点和出土铁器的数量仍然少得可怜。当时的冶铁术不具备使铁器广泛推广的条件。对各地出土的战国中晚期铁器综合分析，发现有以下特点：①大多地点铁器和石、骨、蚌、铜器并存;②手工业工具多于农业用具;③农业用具以小件器物为主。很难得出铁工具在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中已普遍使用并取代了木、石、铜器的结论。

不要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文献对先秦时期有关铁的记述绝少。这不能责怪古代史学家的粗心，实在是因为当时人们和铁的关系太不密切了，即使偶尔见诸史书的那么罕见的几条，也大都凸出渲染铁器的神秘威力，如以下几例：

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如金石;宛钜铁釶，惨如蜂虿。（《荀子·议兵》）

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鴪，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也。几至将所而后死。（《吕氏春秋·开春论·贵卒》）

昭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史记·魏公子列传》）

这些古代文献重点强调铁装备的精良和铁兵器的杀伤力，这不是铁器已经普及之后的现象。它只能说明冶铁和铁器制造在战国还是一种尖端技术，这种技术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最新材料和最新技术的不普及，使当时的人们对它产生一种新奇感和神秘感。

2 兵器的联想

考古发掘证明，直到战国中晚期铁兵器还没有普遍装备军队用以战争。铁兵器大都是零星出现，在铜、铁并存的遗址或墓葬中，铁兵器的比例极其微小。常德德山清理了44座战国墓，出土兵器14件，其中铜兵器13件，仅有1件铁镞[1];长沙周围先后清理战国楚墓209座，出土兵器182件，其中铜兵器173件，铁兵器只有9件。苏秦游说韩宣王时称韩“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史记·苏秦列传》）。郑韩古城发掘的韩国兵器窖藏中也全是铜兵器[2]。

先秦时期兵器原料主要是铜，不是铁，史籍有载：

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荀子·强国》）

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燕之角，荆之干，妢胡之笴，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考工记》）

文献证明，金锡是铸造兵器的主要材料，各地发现的冶铁、铸铁遗址告诉我们，冶铁作坊不生产或者很少生产铁兵器。河南辉县魏国冶铁遗址、齐临淄故城冶铁遗址是迄今发现的较大的遗址，都没有发现铁兵器及铸造铁兵器的迹象。

自从人类有了战争之后，军事装备就是统治者最关心的，从来都是把最先进的技术和优质材料用于战争。人们对铁的认识和利用是从陨铁开始的。1972年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铁刃铜钺和流入美国的相传是1931年出自河南浚县的商代铁刃铜钺、铁援铜戈，都是用陨铁制成的。这几件最早使用铁铸造的实物都是兵器。兼并战争频繁不断的战国时期，各国对军事的重视程度是不难想象的。鼓励耕战是当时各国改革的主要内容。农耕客观上繁荣了社会经济，而主观目的无一不是为战争服务的。耕和战这两个重心平分秋色，主观上偏重哪一方都会是愚蠢的，新兴材料的应用也必然在两个部分同步发展。河北易县燕下都M44出土的铁器全是兵器[3]，这也反映了首先把新材料应用于军事装备的倾向。把各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铁农具和铁兵器的数量汇集比较，就会发现所出铁兵器并不少于铁农具。如前引文献所述，史籍对铁的记载多是兵器，并因此发现了铁的使用价值。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遗址，已发现的战国时期遗址中的冶铁作坊应和同时期的冶铜作坊从数量、规模上相比较，冶铁作坊大大少于冶铜作坊，可见冶铁业发展的状况。二是墓葬，死者总希望把生前最喜爱的东西带进坟墓，最好的工具作为陪葬品就不难理解了，而常用的大量的劣質工具则在生产中消耗了。

战国时期兵器制造多是官工经营的，为统治者直接掌握。官营手工业规模大，技术质量要求严格，高级技工多，其技术改进也必然快。对燕下都M44出土的铁兵器进行鉴定，证实已经使用了渗碳制钢技术[4]。毫无疑问，钢剑要比铜剑坚硬锋利，也就是说战国中晚期的制铁技术已经能使铁兵器优于铜兵器。但是，被视为尖端技术的铁制品是非常珍贵的，实际上还没有普及。尽管社会生产和战争大量需要铁，可是很遗憾，先进技术的不普及使铁的产量增长和铁器在各个领域的推广受到极大限制，只能“望铁生叹”。

3 货币的启示

战国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较快发展刺激了商业的活跃，使货币流通量大增。战国中晚期，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占据很重要的位置，金属货币是各国主要的货币形式。货币种类繁多，除发现有楚国的金币之外，均是铜币。史料和文献都证实，各国虽政权分裂，但各自都有相当规模的货币体制，分散发行，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铜作为货币材料是当时的贵金属，不但用铜铸成的钱币具有一般等价物的职能，而且铜块也可以作为价值尺度、贮藏手段，甚至充当流通支付手段。《管子·山权数》记载：“请立币，国铜以二年之粟顾之，立黔落。力重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管子·轻重》）战国时，金、百金、千金的记载更是屡见于史书，如吕不韦“家累千金”，又以“五百金赠子楚”“五百金买奇物玩好，献华阳夫人”（《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谓“金”，即铜，秦汉以前呼铜为金。《考工记》谓铸铜为“攻金之工”，《荀子·强国》说好的铜器要“金锡美”。而对金，则称“黄金”，如：“乃饰车百乘，黄金千溢。”（《史记·苏秦列传》）“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汉书·食货志》）

中国早期以量计值的货币单位和围绕着钱币轻重而进行的管理、改革、争论，表示着金铜本位货币的存在，而在这种货币制度已初步确立的战国中晚期，代表着财富的铜却被大量用来铸造兵器和其他用具，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礼器和战争在统治者眼中固然重于货币，那么为什么不用坚韧锋利的铁来代替铜作为兵器的材料呢？解释唯有一个，缺铁。铁的产量低微，铁比铜少，还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只能解决一些少量急需。铁材料的奇缺加上铸铁技术的不普及，使它还不能代替铜成为兵器和其他生产工具的原料。铜尽管和黄金一起用作货币材料，是拥有财富的象征，但在未有什么更优良、更广泛的材料取代它之前，还未能完全从生产和军事装备中分离出来，发挥专一的货币职能。

4 秦汉之际才是铁器普及的时期

秦始皇席卷天下，并吞八荒，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也给冶铁业带来了福音。其一，兼并战争结束，社会活动的重点从战争转移到社会生产上来。比较专一的社会生产对工具材料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其二，统治集团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生产，冶铁业的发展得到中央重视，设立了冶铁业的专门管理机构。《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秦始皇就曾任命司马昌为铁官，《云梦秦简》中还有秦设“左采铁”“右采铁”的记载。其三，统一的政权使天下铁矿资源悉归秦有，原来分散在各国的技工，特别是掌握着尖端技术的人才，能在统一的政令下从事铁业生产。其四，社会对铁的大量需求也刺激了冶铁制铁技术的快速普及和革新。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社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考古收获补充了秦史短缺的不足，近年来仅秦始皇陵附近就陆续出土了大量的铁器，这些铁器多是手工业工具和农具，特别是铁犁铧之类大型农具数量的增多，说明了铁器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秦咸阳宫附近也发现了50多件铁器，还发现了秦代的冶铁作坊遗址[5]，推测可能是中央官办的冶铁、铸铁作坊中心。通过金相学考察，已知秦代已采用了比较成熟的铸铁柔化处理和锻制工艺，铸铁技术已经熟练化，具备了使铁器广泛推广的技术条件。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铁钵、铁灯、马鞍等，标志着铁器在秦代已进入生活领域。

西汉董仲舒上书武帝指斥秦弊，说：“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漢书·食货志》）这既说明了战国冶铁业的落后，又衬托了秦代冶铁业惊人的发展速度。但是，其推广的程度还是不够的。秦初收缴天下兵器，铸金人十二，即见当时使用的兵器还是铜制。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成千上万件铜兵器，而铁兵器则凤毛麟角。这大约是战争结束，将新生产的先进的工具材料主要用于生产而不再装备军队的缘故。这种现象也反映了铁比之社会需求还不充足。由此可以看出，秦代冶铁业有了高速发展，铁器的使用逐渐普及，但铁的产量还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铁器未能在各个领域完全普及。

冶铁业发展的惊人速度和铁产量的不足、铁器未完全普及并不矛盾，因为秦从统一到灭亡只经历了短短的十五年。铁在社会生产、军事、生活诸方面完全取代铜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并且已经功成在即了，然而这个任务只有留给后世。

到了西汉才基本上最后完成了这次材料革命。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都证实，铁器使用已在各个领域居于主导地位，铁的冶炼和铸造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出现了可锻铸铁、锻铁和金相组织良好的高碳钢、中碳钢等创造发明。冶铁业作为社会生产中重要的专门行业，已经成了政府的专利。《汉书·地理志》记载设有铁官的就有四十六处。有了足量的铁代替，铜作为专门的货币材料已完全分离出来，除了诸如铜镜之类的暂时还没有更合适的材料替换的用具、宫廷生活用具、一些显示财富的用具等高档品或特殊用品，铜已不用于社会直接生产、军事和生活领域。由此可以看出，铁器全面的普及时间应该在西汉时期。

5 结论

铁器在中国的大推广和普遍使用，铁作为新的工具材料在社会生产、军事装备和社会生活中完全占主导地位应是秦汉之际。春秋时代以前是先声，战国时代是起步，秦代迅速发展，西汉最后完成。这就是这次材料革命的历程。

参考文献

[1]文道义.期湖南常德德山战国墓葬[J].考古，1959（12）.

[2]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铜兵器[J].文物，1972（10）.

[3]刘世枢.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葬发掘报告[J].考古，1975（4）.

[4]北京钢铁学院压力加工专业.易县燕下都44号墓葬铁器金相考察初步报告[J].考古，1975（4）.

[5]刘庆柱，陈国英.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J].文物，197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