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茶碗·尘封的日记

哈帕斯·艾赛因

有两件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一件是从我记事时起，我家奶奶有一个青花瓷茶碗，大家都喜欢用这个碗喝茶。当时这个茶碗，方圆数里地只有我们家才有，其他人家看不到。当时我们家其他样式的茶碗也很多，甚至还有制作很精致的几个木碗，但大家还是喜欢用这个青花瓷茶碗喝茶，这个青花瓷茶碗更是奶奶的最爱。有一天，这个茶碗突然被我们几个不小心摔成两半，奶奶非常生气，但她并没有发火，而是小心翼翼地把摔成了两半的茶碗用一块干净布包了起来。没过多久，她从外面找来一个补碗匠，硬是把那个青花瓷茶碗重新修补好。然后，她摸着我们的头，对我们说：“孩子们，好时代到了，解放了，没有战乱了，我们不会再东躲西藏了。我太喜欢这个青花瓷茶碗了。我非常喜欢用这个茶碗喝茶。”那时，我们住在一个用土块砌的老房子里。没过多久，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她每天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读书。在去学校的路上，她总是说：“哎，好时代来到了，我们不再颠沛流离了，好好学习，我的孩子们！”我到后来才感觉到，奶奶所珍惜的并不是那个青花瓷茶碗，而是和平的年代啊！青花瓷茶碗，对她来讲，是解放的象征，是平静美好生活的象征。每当我想到这些，我也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更加珍惜奶奶的谆谆教诲，以她为榜样，珍惜我的每一天，认真完成党和国家交给自己的每一项任务，以报答党和国家对自己的养育之恩。

另一件是，我爸爸生于1932年，解放后历任乡人大代表、县人大代表、乡政府委员等职，组织普选等工作，还要种地、放牧等。1955年起，爸爸担任新疆阜康县五区（牧区）信用社会计，一直干到退休。爸爸喜欢看报纸，喜欢听广播。有一天，爸爸买来一张大地图挂在堂屋的墙上，并告诉我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每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什么，或从广播里听到什么，他都要走到地圖前面比画着什么，然后向我们解释什么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或指着地图上的某一点，向我们解释一些事情。那个地图的上面，写着《中国地图》，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从小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小热爱我们的祖国。爸爸读过的报纸有时要记笔记，要写日记，爸爸读过的报纸我们接着读。

我最近看到了我当年（1971年）的日记本上的一篇日记，日记第一页毛主席语录，日记的第二页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上，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的压倒性结果，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从1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联合国总部大厦上空迎风飘扬。奉命执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任务的是两名美国黑人青年，一个二十四岁，名叫瓦特·伯德，另一个二十八岁，名叫廓尔乐·博端。”日记的第三页，写了一些祖国大好河山方面的常识。当时我正好十八岁，竟然能写这样的日记，现在想起来，这都是爸爸影响的结果。当时一个落后的牧区青年，能这样读报写日记，实属不易。我感谢爸爸从小让我读报，我感谢爸爸从小让我爱国，感谢爸爸从小让我写爱国日记，我以我有这样的爸爸感到自豪。

每当我坐在飞机上、坐在火车里，每当我工作上取得一点成绩，每当我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或奖励，我都会想到我奶奶和爸爸的所作所为，是他们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更加热爱我的祖国。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为激发和发扬大家的爱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有关部门组织了“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活动，我十分高兴，立刻想到了我的奶奶和爸爸，我也买了一张中国地图，挂到家里的墙上，时时浏览和欣赏。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获有大学学历，先后担任人民教师、新闻出版工作者等职，直至退休。

我热爱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是我的骄傲。

[哈帕斯·艾赛因，男，哈萨克族，新疆阜康人。曾任《学习与科普》（《博格达》文学杂志）杂志社社长、主编，编审。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新疆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昌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成员;中央民族出版社哈文编辑部《青春之歌》系列丛书编委会成员。昌吉州第六批拔尖人才。民间文艺作品《中国民族民俗文物辞典》部分词条荣获昌吉州首届文艺“奋飞奖”。

那个曾经的“孤岛”

毛玉山

记得那是1978年的春天，我是坐着连队拉农具的马车来到西沙窝的。当时我是新湖农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分配到这里当文教兼统计。

我所说的西沙窝就是玛纳斯新湖农场三分场九连，那是新湖农场深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最偏远的一个连队。因它位于场部以西的十几公里处，四周沙漠环绕，根据它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当地人都叫它西沙窝。

这是一个新建连队，当时仅有五十多名职工。为了扩大这个连队，分场领导把近两年的初中应届毕业生都分配到这里，最多时人数达到一百多人，但在此后的两年间又全跑光了。这里经过一番热闹喧嚣之后，又恢复了它往日的平静。

是的，这里没有路，没有电，没有水（用的是涝坝水），没有信息（全场唯一没通有线电话的连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环境恶劣，有哪个年轻人愿意待在这里？即便是种地，哪里还没有地种？也不能待在这里种啊！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西沙窝的，而且一待就是十五年。

马车是从下午五点多从场部出发的，越往西走人烟越稀少，开始还能看见一些农田、羊群什么的，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一色的戈壁、黄沙。这和坐火车从口里到新疆的感觉一样，顺着河西走廊一路向西，一路的戈壁荒漠没有尽头，越走心越凉。

这条唯一通往场部所谓的路，其实是没有经过任何人工修饰自然形成的土路，那路只能在重重叠叠的沙包间绕行，只要能走得通，走得过去，那就是路。有几截还常年被沙子阻断，原本十来公里的路，绕来绕去都有二十多公里。而且这路还经常变化，一场沙尘暴过后，原来能走的路就走不通了，只能沿着沙梁寻找新的薄弱点，这就变成了每次都没有固定的路。如果是沙尘暴连刮三天，原来的路就彻底被掩埋了，西沙窝也就彻底与外界隔绝了，到了这个时候，必须要用推土机将那几段被风沙阻断的路推开才能勉强通行。

那天到西沙窝已是晚上九点多了，这时天已黑尽，天上繁星点点，月亮还没有出来，四周一片昏暗，整个沙漠就像是一片海洋，从西沙窝村庄透出的几束微弱灯光，给人的感觉就是茫茫大海中的一个孤岛。而且在西沙窝待的时间越久，这种感觉就愈加强烈。

一旦到了冬季，几场大雪过后，一眼望去，村庄的四周尽是皑皑白雪，无边无际，苍苍茫茫，除了村庄那些干打垒土墙外，再也找不到一点杂色。那半米多厚的积雪，让所有的车辆都难以通行，原来通往西沙窝的两条车辙也尽被掩埋，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整个冬天，西沙窝就成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而春天的西沙窝就是真正的孤岛。居民点建在一片空旷的高地上，大地回春，冰雪消融，厚厚的积雪变成了千万条潺潺小溪，全部流向村庄的四周，逐渐形成了一个圆形湖泊，村庄成了湖心岛。原来的路尽被淹没，外面的车进不来，里面的车出不去，尽管在村头用推土机推了一条高于地面的土路，但经不住水的浸泡，特别是带有碱性的僵土，那路就成了上硬下软的泥浆，最后就变成了搅拌均匀的泥汤。开始还能凑合过得去，但每次都很费力，就像过鬼门关似的。在那样的季节里，经常可以看到陷在泥浆里的马车和拖拉机，这时候的西沙窝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岛。

而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心理感受：这里地处偏僻，路途遥远，信息闭塞，外面的人很少来，这里的人也很少出去，就像一潭死水一样与世隔绝。那时候我在想，在过去的几千年，甚至上万年里，这里都是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至少现在有了人，有了生机，有了活力，即便这样的变化也是史无前例的。而在今后的几十年、上百年里可能都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了，因为在这样没有任何资源的荒漠中，实在是没有任何投资价值。事实似乎就像我预想的那样，直到1993年我离开的时候，这里都没有再发生一点变化。

然而我想错了，它的巨大变化都是在我走后发生的。

2018年7月，我从乌鲁木齐专程去了一趟西沙窩，这是我四十年前来到这里，然后时隔整整二十五年后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的，令我惊奇的是，这里再也找不到原来的影子了，它原有的一切全都被现代元素所替代。

原来的那条土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平坦、舒展的柏油马路，这条像黑丝带一样的油路从新湖总场、三场，穿过西沙窝，一直通到新湖二场;路两边是满眼的绿色，原来那些一眼望不见尽头，连绵起伏的沙包和沙梁上，又重新长满了红柳、胡杨和梭梭柴，听说那都是人工种植的。

到了西沙窝一看变化更大，这里已经通上了高压电，新打了自流井，各家各户也都通上了自来水，原来的那些干打垒土房子变成了一排排一砖到顶的新房，特别是原来围着村庄四周都是连绵起伏的沙包、沙梁，现在都变成了一马平川的条田。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把那些沙子都摊到了光板滩上，把那些寸草不生又僵又硬的土地全都变成了良田，这里已经成为具有万亩良田的新型现代化农业生产基地。不仅如此，那些具有投资眼光的企业，把那些更深处的沙漠都变成了旅游资源：夏季的沙漠是人们欣赏沙漠风光的好去处;冬季的沙漠当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的时候，它又成为人们恣意玩耍、嬉戏的滑雪场。曾给人们带来无尽灾害和烦恼的沙漠，随着逐步减少而变成了稀缺资源，这个过去从不被人提及的西沙窝已经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旅游胜地。

那个偏远的西沙窝不再遥远，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都在这里呈现，而那些每年春夏三天两头就刮一场的沙尘暴也几乎绝迹，因没了那些沙尘暴，那些每年挖几次的渠道也都安然无恙了。是的，这里再没有原来记忆里的东西了，甚至连个痕迹都没留下。眼前的情景，无论你发挥怎样的想象力，都无法和原来的那个西沙窝联系起来，那个曾经孤岛一样的西沙窝已经成为历史，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经过和连队领导的详细交谈，我才知道了其中的缘由。西沙窝之所以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都来自于国家的一个个扶持项目：“农村公路建设”让西沙窝有了一条宽阔舒展的柏油马路，把路修到了家门口;“新农村建设”又让西沙窝人住进了宽敞、明亮一砖到顶的新房，并且上下水配套设施齐全，让西沙窝一步进入了现代化生活方式;还有“退耕还林”项目、“农业环境保护”项目、“农田治理及开发”项目等等，报上去的是一个个项目，拨下来的却是一批批资金，正是靠着国家的一个个惠民政策和大量资金，让西沙窝在不经意的几年间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看着西沙窝在历史长河中瞬间所发生的沧桑巨变，当时我就在想，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就连这个千年不变的西沙窝都变成了这样，就连云、贵、川“千山鸟飞绝”的大山深处都修通了高速公路，还有什么是不能发生的？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我们距离所为之奋斗的“中国梦” 还会远吗！

[毛玉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新疆作家协会理事，新疆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作品散见全国多种报刊。

东戈壁 “金”戈壁

马 乾

“金戈壁社区要拆迁了……”人们陶醉在喜悦中，也沉浸在追忆里。

这个叫金戈壁的地方是我的家乡，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远近闻名的“东戈壁”——在乌鲁木齐县芦草沟公社繁荣农业村的东边。成分不好的人被“发配”到这里，新来的“盲流”被安置在这里。他们住地窝子、吃苞谷面、喝涝坝水，在肆虐的风沙里拓荒种蔬菜。父亲说，那时的他们最怕的就是漫天蔽日的“沙尘暴”。一场沙尘暴过后，他们要用手小心翼翼地刨沙，抢救可怜的菜苗;从涝坝到菜地约两公里的水渠要恢复原貌，一个生产队的十几号人得修整好几天……他们是一群战天斗地的拓荒人。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东戈壁，吹醒了这里沉睡地下千百年的黑金——一座现代化的石油新城在东戈壁的沙滩里开拔兴建。一帮“泥腿子”看到了希望——借着几百号石油工人的生活消费，做起了小生意。

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骑个自行车，到十里八乡的米泉县东工村、古牧地公社去收购些葵花籽、鸡鸭鹅蛋……回家后母亲把葵花籽炒熟，再煮熟鸡鸭鹅蛋。每天天不亮，父亲就到了石油工人的营地里去叫卖。“叮铃铃”的铃铛声，就是父亲做完小本生意回家的凯旋曲。我总会跟在车后，扶着自行车的后座架，“爸爸回来了，快给我好吃的……”跟着跑个十几米。有时候，也有三三两两的石油叔叔和阿姨来家里买瓜子。“黑胡子瓜子”就是这些石油工人们贴给诚信经营的父亲响当当的“注册商标”。

1982年，我已经5岁了。渐渐有了钱的父亲，带着乡亲们到这座石油新城最近的马路旁盖起了新房。一根根剥得光溜溜的大腿粗的房檩子整齐地排列在高高的屋顶上，上边再覆盖一层新崭崭的苇席，整个屋子都亮堂堂的。房里房外的墙都用白石灰刷了，比地窝子敞亮、舒畅多了。院墙是干打垒。妈妈用铁锹往墙上铲土，爸爸在墙头用力地砸着夯锤，我在一旁叽叽喳喳个不停。爸妈额头亮晶晶的汗水滴在泥土里，散发出沁脾的芳香。“拉拉，叫你爸妈吃饭来……”外婆悠长的呼唤声穿透晚霞的余辉，把劳作的父母和放学归来的姐姐哥哥们攒聚到饭桌前，一顿温馨的晚餐洋溢着辛劳后的甘甜。这时候，我们家已开始每顿饭都能吃上白面、大米饭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1992年父亲经历了一次生死劫。因背着打农药的喷雾器漏水，掺了敌敌畏的农药顺着父亲的脊背慢慢往裤腿里灌。倔强的父亲坚持把药打完，再走三里地回家才洗去流渍。但这时农药已经在皮肤上浸泡了四五个小时，很快父亲病倒了。最后，父亲是在村里赤脚医生的建议下终于去公社的卫生院住院了。这一住就是四十多天，在几次病危通知书下达后，终于奇迹出现了。大家都说，好人有好报。而医生说，是他们争取到了一批最好的进口药，用在了父亲身上，才捡回一条命。

2003年，东戈壁这个四十多年的农业村整体转业——大片闲置土地被征收，各种厂矿企业拔地而起。结构性转业的农民既到工厂里打工，当起了工人，拿起了工资;还家家户户得了征迁款，盖起了小洋楼。由于用工缺口，外来务工人口也急剧增加，小洋楼成了城中村外来人口租住集中地，我们又多了一笔房租的收入。这也成了一部分老年人的“退休金”，他们的晚年生活无忧了。

2005年，东戈壁村也在村改居的历史进程中摇身一变，成了“金戈壁社区”。60岁以上的父老乡亲们，都开始领取一份名正言顺的财政“退休金”。我的父母也在其列，他们时常感叹说，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是党的政策好呀！我们一定要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2019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棚户区改造，金戈壁社区的大片自建房又要拆迁了。我静静地坐在小院里，望着眼前的房子、那棵比我小几岁的大柳树，还有已经拆卸下来的土锅炉……这些烙记着父母身影和青春的小院，凝结着我们几代人的记忆和光阴。坐在院中，静静地感受那份过往，品咂新时代的暖阳。一阵清风吹来，竟惹得我一串泪珠滑落。陡然，一股巨大的幸福感包裹心头……

[马乾，男，回族，文学硕士，副编审，回族文学杂志社编辑，新疆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西部散文选刊》《回族文学》《参花》等刊物。

从短缺到宽裕

杨天河

大约在1974年的夏季，公社的供销社调来了一车新鲜葡萄。人们都听到了这个消息。当我父亲赶到时，供销社后院的花铁门那里已经挤得人山人海了。叫声喊声吵闹声不绝于耳，售货员在里面收钱，人们拥挤在铁门外边手里捏着钱向里伸，我父亲在攒动的人头中挤到高处，终于抢买到了新鲜葡萄。当时不仅是葡萄，所有的东西都缺。眼看开学了，却没有本子。供销社也没有。我和生产队的几个伙伴，走几里路，到邻近的老奇台公社去，也没有买到。快过年了，家里的醋也没有了，供销社也没有，本来邻居张家大奶在酿醋，可因为没有小麦和麸皮这些原料，也无法酿制了。我和几个小伙伴跑到几里外的老奇台公社二畦大队去买，仍没有买到。酱油也缺，供销社只有固体酱油，父母亲只好买上存着，冬天做饭时用勺子抠下一块当调料。当时的生产队吃粮是有限量的，我们全家六口人，一个月只能分一麻袋粮食，母亲会安排，全家人省吃俭用，也能维持住生计。我父亲当老师后，要到距九队八九公里远的二队学校教学，我母亲看着父亲走路辛苦，想买辆自行车，可供销社没有。我父亲只好用一袋面粉、一笼胡麻油，另再掏一百八十元钱，换了人家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解决了来去上班的困难。那时，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紧缺，买啥东西都要靠生产队发的各类小票，大人娃娃们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即使省出一点钱想买布，还要布票;想吃一点肉多一点荤腥，还得有肉票;买棉花做被子，得有棉花票，在一段时期，甚至石油也急缺了，我们点着煤油灯学习得晚了，母亲只好让我们早早吹灯睡觉。那是一个短缺的时代，是一个什么物品都短缺的时代。人们为了最基本的吃穿住行，争先恐后地生活在短缺的时代里。

到1978年后，春风开始吹绿我的家乡。不知不觉中，家家户户都养起了猪，羊只的数量也在增加，人们在自留地里种土豆，到秋天时照例收下来储存到地窖中，附近县里卖大白菜的车也在叫卖，冬天吃的主菜解决了。过年时也能杀一只羊、一口猪了，我父亲也不再为全家能吃上肉而不断跑到食品公司去打听是否有肉了。这年的冬天，生产队给大家伙儿分清油，我家分到了一大桶橙黄发亮、香味扑鼻的胡麻油，我们见到了这么多从未见过的清油。到1980年时，由于父母亲和哥哥的辛劳，我们家在生产队分钱了，过年时母亲特意为我们添置了新衣服，而且这时供销社的布似乎也多了起来。逐渐地，我们每年过年时都有新衣服穿了，穿补丁衣服的时候慢慢减少了。

到1984年时，家乡包产到户了。我外出上学暑假回来后，看到我家承包地里金黄的麦子泛起层层波浪，我随上父母亲和哥哥，在自家承包地里开镰割麦，远远望去，有的人家地里已经出现了“康拜因”。我们家终于有了余粮。这年我家还买了电视，尽管是黑白的，但晚上家里却很是热闹。不知不觉间，在紧缺年代离不开的粮票、肉票、布票已经悄然退出了我们的生活。

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论是城里，还是乡村，个体商店不知不觉多了起来。城里的沿街门面不断出现，农村公社附近、十字路口、生产队的农户家，到处都有了店面，卖油盐酱醋的多了，土产日杂的多了，日用百货的多了。衣服鞋袜、柴米油盐，穿的戴的、吃的用的，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在不经意中陡然增多了，家里想买什么东西，外面的商店和门面都有，商品已经很宽余、买东西已经很方便了。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随着改革步子的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得已经比较成熟了。各式各样的衣服琳琅满目，出现在人们所经过的商店、超市、商场和集贸市场，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充满了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们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所用的各类物品应有尽有。同我记忆中的短缺时代相比，像自行车这类商品，什么款式和价格的都有，我建立自己的小家后，共买过八辆自行车，虽然几乎都丢了，但这是另一个话题，却说明了商品的丰富。而且，同当年我父亲挣扎在供销社买葡萄和我小时候到处跑着买急缺东西相比，现在的新鲜葡萄一年四季都能買上;各类学习用具多得就更别提了;油盐酱醋多得很，还要买质量好的;农业的产出量不断增加，大量的现代化面粉生产线使面粉生产有了大量盈余;各类新鲜的肉食每天从农村、从屠宰场、从各个经过检疫的场所走向城市，人们在眼花缭乱的市场上挑挑选选，各取所需。我们想买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只要你兜里有钱。

眼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培育得很成熟了。我们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在售票员粗声野气的吆喝声中央求着去坐班车了，不用再在哪个食堂吃饭时看别人的脸色了，不用再在供销社买东西时遭人家的白眼了，物品丰富的市场使我们在购物时获得了自由和尊严。这是市场经济给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早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市场经济使我们不再缺油缺醋，不再缺衣缺粮，市场经济使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多了起来。我们现在想买怎样的衣服就能买上，想吃什么样的饭就能吃上，想出去到哪里旅游就能成行。市场经济使我们白面丰富得想吃杂粮、肉类多得想吃瘦肉、衣服多得想穿得随意，使我们不想坐车而想步行。社會主义市场经济给我们提供了从未有过的生活营养和商品的富足，还有快乐的心情和悠闲的生活。市场经济使我们一切都变得宽裕如意。

我们早已经从短缺时代过渡到了宽裕时光。

[杨天河，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人。供职于新疆昌吉州某部门。在《昌吉日报》《新疆日报》《亚洲中心时报》《回族文学》等发表作品。

吃与住的新变化

赵选平

我来自西北甘肃一个偏僻小山村的普通农民家，说是个村子其实只有四户人家，分散居住在半个山坡上，父辈们世世代代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生活，从来没有走出过这个小山村半步，小山村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世界。

刚记事时，让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每个月盼着爸爸早点儿去县城赶集，因为爸爸每次从县城赶集回来都会买一些洋糖之类的东西，可以让我花几天的时间来好好品尝这些洋糖的美味，那个年代洋糖对我们这些一年去不了几趟县城的农村孩子来说真可算是“奢侈品”。由于家里收入少，爸爸没有更多的钱去给我们买那些太贵的东西，就是买洋糖的这几个小钱还是当年爸爸从卖鸡蛋的微薄收入中抠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那可能是花去了一家人一个月用来买洋火的钱。

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爸爸赶集从县城回来带了一斤很有名气的岷县点心，一包共十块。在那个年代岷县点心对我们那个落后小山村的人来说，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而且每个人只限吃一块，一块多余的都没有，平时由于生活窘迫大人们根本舍不得花钱买点心吃。幸运的是，这次我和姐姐每人分到了五块点心，眨巴眼功夫我就把自己手中的五块点心给吃完了，说是像风卷残云，囫囵吞下去，实在是太过夸张，但确实没怎么咀嚼就直接咽下去了。于是看着姐姐细嚼慢咽的那副样子，我开始有些后悔了，为什么不慢点吃呢？这时我口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一脸讨好地看着姐姐手里剩下的三块点心，希望再能得到一块点心。可惜点心实在太少了，又是“稀罕之物”，心疼我的姐姐一脸无奈地分了一块点心给我，但我三口并做两口很快又吃完了，后来只好又哭又闹地跟爸爸耍赖，还躺在地上滚来滚去不起来，“妄想”再得到一块，但是这次姐姐却铁了心再也没有给我一块，那种记忆中的味道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新时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饭桌上的菜色变得越来越来丰富了，顿顿有几个下饭菜且荤素搭配得当，不再像以前每顿饭只是开水煮土豆块和手擀面片的单一“烩面”了……如今东西南北中的各种蔬菜、水果，可以直接从互联网上购买，既新鲜保质又价格实惠，而且可以送货上门。不仅是大江南北的各种特色吃食，甚至连过去听都没听说过的各色反季节吃食，今天也随着农业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开始出现在普通农民家的饭桌上，那种想吃却求之不得的经历是一去不复返了。

小时候，我们一家六口人住在山坡中央两间用土块盖成的窑洞里;西面山嘴上是大叔家，大叔在我们这个小村子里算是个半拉子木匠，院子里经常堆放着许多叫不上名字却好玩的“宝贝”;东面山坳里是三叔家，三叔家的院子地势低洼，每年一到下雨天就要用土来修简易“拦水坝”;坡下面的舅爷家祖孙三代八口人挤在三间下雨不避雨、刮风不挡风的小破瓦房里;我爷爷是一位只会看个头疼感冒的“乡村赤脚医生”，时不时会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来串门子。

就是这么个小村子每天都在上演着各种极具中国农村风味的乡间故事，西面山嘴上住的大叔经常会用一些剩余木料给我们做些“四不像”却好玩的东西，引得我们这帮小孩经常去他家寻宝;东面山坳里住的三叔家，经常听见三叔三婶为了做饭，闹得是不可开交，今天没有米了，明天没有盐和醋了，后天没有油和面了，有时候声音大得半个村的人都能听见，吓得我们这帮小孩子个个都不敢去他们家玩;坡下面住的舅爷舅奶人特别好，我们这帮小孩子经常去他们家听舅爷讲大灰狼的故事;我家呢？来拜访的几乎都是病怏怏的 “朋友”，这时爷爷就不让我们进窑洞去玩了，偶尔从门缝里偷看一两眼，只见爷爷不是用一只手按着“朋友”的额头就是用两只手夹着“朋友”的一只手在诊断“病情”，一脸全神贯注的样子，当时觉得爷爷真的很和蔼可亲。可是就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硬是把我们这帮小孩给着实乐坏了，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四处狂玩。但是大人们的脸时常显得就不那么开心了，因为每家不仅人多地少，而且住房又狭窄简陋，显得拥挤不堪且杂乱无序，所以生活对他们来说永远是苦大于乐。

新时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近几年随着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我们这个小村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宽阔的水泥马路修到了村子里，四户人家像四颗璀璨的明珠一样镶嵌在公路的边上，住上了由政府出资建设并配有独立洗澡间和水冲式厕所的宽敞明亮的抗震安居房，家家安上了太阳能热水器，通上了自来水，连上了互联网，装上了村村通广播电视，人手一部手机。相对于以前，现在大家虽说一家挨着一家住在了一起，但见面时大家依然问这问那，故事依旧很精彩，更重要的是现在全村老老少少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自信的微笑。现在，我们这些当年不知大人苦乐、肆意玩乐的小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了，大部分人通过升学或务工的方式走出了这个小山村，来到了繁华的城市，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都住上了崭新的楼房，在城市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过上了与城市人一样休闲却富有诗意的新生活。

留在我记忆最深处的就是这样一段段镌刻着时代印记的平常百姓事……

[赵选平，39岁，研究生学历，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宣传办干部。

何以为家，有国才有家

徐万奎

现在是凌晨一点钟，刚刚看完电影《何以为家》、仍然沉浸在万分感慨中的我，回到家便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想诉说我内心的澎湃。或者是电影拍摄太过用心，或许是电影情节的引人入胜，又或许是电影改编自真实故事，更或许是我也曾如主人公一样经历过贫穷和困苦，在观看结束的这一刻，我从来没有如此急切地想表达我对祖国母亲的感谢，谢谢她给我一个安稳、幸福的家。

《何以为家》讲述的是十二岁黎巴嫩男孩扎因的悲惨生活。作为难民，由于他的父母非常贫穷，因此，扎因是一个没有资格获得护照的黑户，无法去学校上学，甚至在紧急情况下也无法在医院获得救助。十二岁的扎因，在一个摇摇欲坠的混凝土高层建筑中长大，作为家里的长子，为了养活自己和妹妹，他被迫工作，为当地的杂货商送货，拖着比自己个子还高的轮车到处奔波，搬运沉重的货物，每天蓬头垢面游走在大街小巷，生活过得一团糟。影片中拥挤不堪的蜗居、肮脏混乱的街道、如同僵尸般的路人，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情节，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对主人公扎因的生活感到无比同情，甚至为他的故事抑制不住流泪，在影片最后得知本片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且是由故事主人公本人出演的时候，我更是唏嘘不已。当我走出影院，再次回到灯火通明的现实之后，我真的是第一次感到原来自己的生活是这样美好，我为能生在中国而感到庆幸，我为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因为我知道，小扎因的悲惨生活根源在于他的国家动荡不安和贫穷落后。

我出生于1986年，我的父亲是一位农村民办教师，母亲是一位朴实无华的庄稼人，家里有三个兄弟姐妹。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这些年来，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带给我家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时候，由于父亲工资较低，而且还经常拖欠，家里过得非常困难，住的一直是土坯房。父母为了供养我们兄妹三人上学，每天奔走在街坊邻居之间到处借钱。在上高中之前，我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没有穿过一双胶底鞋，平时穿的都是表哥他们的旧衣服。记得上初中时，语文老师讲到一篇关于贫穷的课文，问同学们还有没有穿带补丁的衣服，当时就只有我举起了手，向同学们展示了我胳膊肘上一块方方正正的补丁。也还记得新到高中时，由于我穿的是布鞋，在走过刚刚拖过的地板时总会留下泥脚印，引来同学的反感。因此，我每次也只好踮着脚尖跳回自己的座位，甚至是在看到同学拖地时就不进教室。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月末回家，因为我那时是每月回家一次，返校时就要把当月的生活费带上，而我和我姐都在上高中，都需要生活费，之前能借的也都借了，家里实在拿不出，没办法，爸妈只好找来邻居的拖拉机，决定把麦场上的麦秆垛拉到镇上去卖，目的就是为了能多卖几十块钱。

苦难的日子并没有压垮我们一家，因为我们知道好日子总会到来。等我上高二时，也就是2003年的时候，我哥大专毕业开始工作挣钱，我父亲也由原来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工资提高很多，而且按时发放。2004年，我和我姐双双考上大学之后，也都申请了助学贷款，让我父母有了喘气的机会。2008年，在我读研时又拿到了“公费生”名额，每月还有四百元的生活补助，这样家里又省了很多学费，再次减轻了家里的负担。2011年，我研究生毕业，顺利通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招录，有幸进入国家统计局昌吉调查队，成为一名公务员，开始了我的统计职业生涯。同年，我父亲退休，随后，根据国家的好政策，退休工资也一涨再涨，到现在已将近六千元。

而今，我家兄妹三人都已工作，在各自的城市成家立业，购买了房子。老家的土坯房也早已弃之不用，取而代之的是宽敞明亮的钢筋混凝土房，父母还安装了空调、暖气，做了装修，一点都不遜于楼房。这样美好的生活，在我小时候是一点都想不到的，而这些变化，也不过只用了短短二十几年的工夫。此刻，我深知，这些变化都源于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是她给我们带来了安稳的日子，让我们能够一心一意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让我们能幼有所育、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而不会像影片中的小扎西一样，流离失所，无所依靠。

今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七十年来，正是由于祖国母亲的不断繁荣发展，才会让我们能无忧无虑地过着幸福的日子。在这里，我要由衷地感谢祖国母亲，是您给了我美好的今天，更要感谢我们的党，因为，是您的正确领导才让祖国母亲越来越繁荣昌盛。

何以为家，有国才有家。

只要中国共产党在，祖国就会在。只要祖国在，我们家就会在，我们就会一直幸福生活下去。

我没有壮丽的诗篇来歌颂我的祖国，我也没有华丽的辞藻来歌颂我们的党，就让我用这普通的文字来描写我家这些年的变化，来表达我对祖国母亲的赞美吧！

我的祖国，祝您七十岁生日快乐！

[徐万奎，1986年出生，2008年从山东考入新疆大学，2011年研究生毕业，就职于国家统计局昌吉调查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