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亚楠

《纽约时报》赞其“打破了日本对性侵话题的沉默”。四年时间里，她从一个性侵害事件的亲历者，成为此类事件的发声人

伊藤诗织的确拥有让人过目不忘的美。据她说幼时曾有过做童模的经历，只是后来没发展成为明星，而是去做了记者。她还有另一个为人所知的身份——“2015年日本知名人士山口敬之强奸女记者事件”的当事人。

两年前，根据她自身经历写成的纪实作品《黑箱：日本之恥》的日文版在日出版，她成了日本尽人皆知的“第一名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在书籍未从日文翻译成中文前，中国受众大多通过一部BBC拍摄的纪录片《日本之耻》了解到她的故事。纪录片于2018年6月上映，借着彼时全球范围内反性侵运动的风浪，她的发声成为日本反性侵运动的代表事件，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刑法对于“强奸罪”的严惩。《纽约时报》赞其“打破了日本对性侵话题的沉默”。四年时间里，她从一个性侵害事件的亲历者，成为此类事件的发声人。

四年间里，她通过忙碌工作进行着自我疗愈，她说她刚从埃塞俄比亚回国不久，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她正在拍摄非洲女性的割礼传统。在非洲，割礼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如果想做好一个女人，就需要把阴蒂割掉。她相信性别议题上，每个国家和地区虽有不同的问题，但本质是一样，社会对女性固有一套要求，而改变这些观念是件太难的事。

为了探索自身的可能，她初中毕业后便不顾父母反对，一人跑去英国的高中留学。与陌生世界的联结宽阔了她的心胸，使她在不断摸索、执行的道路上掌握了实现梦想的方法，最终得偿所愿，后成为一名在纽约修读新闻学的记者。她本可以一路昂扬，徜徉于前程，却被那场暴行打落谷底，她说，“那天，我被杀死了一次”。

那个男人以及“黑箱”

揣测伊藤诗织的人会将她的美貌视之为一种过错，认为比起拥有权力和地位的加害方，她才是那个更应该为此事担责的人。而同伊藤诗织几乎同时段在美国东海岸念过新闻系的刘宽对她的事情表示理解，“如果不是我更幸运一些，她所遭遇的一切都可能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当然能明白那种在异国他乡用非母语学习新闻的决心，也经历过作为外国人在美国获得一份新闻工作的限制。如果是我，我也一定会见那位德高望重且声称可以介绍实习的前辈，且依照我的性格我还会喝更多酒，而之后再依照我的软弱，我也许无法像她一样承受那么多”。

四年前的伊藤诗织，正是因为如此才答应与山口敬之见面。当时的山口敬之是日本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对伊藤诗织来说，他还是自己一直以来敬仰的新闻界前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她曾经无比信任的人将她迷奸了。伊藤诗织在酒店醒来时，强暴正在发生，无论她如何哭喊咒骂，都不能停止山口对自己的侵害，她同时可悲地意识到，由于日语中缺乏明确表达“拒绝”“不同意”的词汇，她的反复哀求反而加剧着对方的兴奋。

来到中国后，身边的朋友教会她“滚”这个脏字，她意识到日语也需要这样强有力的词汇，就像英语里的“fuck off”一样，否则“哪怕是语言，我都觉得我们是被限制了”。

性暴力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伊藤诗织才知道原来当一个这种犯罪事件里的幸存者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她先是经受了被强暴后几天内的混乱和冲击，恐惧和麻木交杂，令她无法思考。医生后来说那是一种“心理休克”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当她接到山口敬之一通随意的电话问询，仍以“失礼了，再会”这般口气作出回应。那时的她，甚至不愿承认自己是遭遇了强奸，对性暴力的认识还停留在“所谓强奸，是突然遭到陌生人的性暴力攻击”。

“假如连我自己都能做到行事如常，把经历悉数忘记，那么周遭的一切也会随之恢复如初吧？”伊藤诗织这样想，她给山口敬之发去邮件，没有提及那晚之事，只是询问他赴美签证及工作的安排。谁知，却不见对方回复。

她这才意识到，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所谓实习的机会，她只是被山口敬之视为可以随意处置的“玩意儿”。羞耻、懊恼、愤怒及痛苦将她围剿，她无力与之抗衡。5天的挣扎过后，在好友支持下，伊藤诗织终于下定决心报警。

然而警察的态度却让她感到“毛骨悚然”——“这种事太常见了，不好办呐”。“这类报警通常都处理得如此潦草吗？”伊藤诗织绝望地追问。负责此案的警员一再向她强调：事情发生在私密的室内，不会有第三方知情。检察官把这种情况称作“黑箱”。在密不透光的“黑箱”里收集证据，难度可想而知。

案发当晚，因为有种“想把自己身体脱下来丢掉的冲动”，伊藤诗织回到寓所冲了澡洗了身体，且将衣物扔进了洗衣机。再加上她并未立即报警，这使她错失收集证据的良机。

不过，关于存在性行为这一点，山口敬之倒也未予否认。此案最大的争议点在于，“是否为双方自愿”。在路边被陌生人突袭强奸的案件中，受害者很少会被问及是否为自愿。但倘若当事者彼此认识，假如嫌疑人声称，“是女方主动凑上来的，我们是两相情愿”，那么受害方实在是有口难辩。在日本，仅凭客观状况，就算有罪的事实非常明确，但只要嫌疑人不认罪，也很难判他有罪。

“失去意识的状态下，被拖进酒店房间的人，之后要如何向对方表示‘情愿呢？要是连这一点都必须受害人详细加以证明，那我觉得法律本身太过荒谬。”伊藤诗织气愤地说。而即便是受害人没有失去意识，根据斯德哥尔摩强奸救助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70%的强奸受害人在遭受性侵时，身体会无法动弹，无法表示拒绝，陷入一种解离状态，英文称“Tonic Immobility”（紧张性强直静止），即“假死”状态。可在日本，对强奸罪进行审判时，质询的不是受害人心中是否有拒绝之意，而是“这种拒绝之意有没有明确传达给嫌疑人”。这也是伊藤诗织认为，为什么“性侵害是引发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最高的犯罪”的最直接原因。

山口敬之显然已玩熟这套伎俩，他甚至在回复给伊藤诗织的邮件中，主动使用“准强奸”之类的专业词汇，告知伊藤诗织必不会有丝毫胜算。所谓“准强奸”，是只有药物或酒精等原因导致受害人丧失意识的情形下，才适用的罪名。日本的“准强奸罪”形同虚设，山口敬之深谙此道。

除此之外，山口敬之的“自信”还源于他背后有着强大政治力量的支撑。“对方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你今后恐怕没法在新闻界立足啦，以往付出努力换来的人生也泡汤了”，负责此案的警官曾劝伊藤诗织放弃报案，但她并未止步。而之后发生的事情，“真如电视剧一般”。

她决定不再沉默

2015年6月8日，警方根据搜集充分的证据证词申请了逮捕令，并获得了法院的签发许可。可是，就在计划逮捕山口敬之的当天，行动被叫停。伊藤诗织事后知晓，叫停行动的，是当时日本警视厅最高层刑事部长中村格。更让伊藤诗织难以置信的是，在逮捕行动被叫停的当天，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员和检察官全部被调离，她的案件交付给新的警官，并展开新一轮调查。一年后，警方宣布此案因证据不足不予起诉。

而这一年里，山口敬之则一路逍遥直上。2016年5月30日，他从TBS社离职，一个月后，他为安倍首相撰写的传记《总理》出版。他开始作为时事评论家频繁亮相于各种电视节目。在得知不被起诉的消息后，山口敬之在节目中与嘉宾共饮香槟，庆祝“重生”。知情人士透露，山口敬之和安倍晋三及其内阁有着密切的关系，首相夫人安倍昭惠还给他的Facebook点过赞。在《周刊新潮》后来的调查中，山口敬之也曾就伊藤诗织的事件咨询过安倍身边最亲近的幕僚之一、内阁情报官北村滋的意见。如此情势，让伊藤诗织陷入前所未有的无力感。但即便如此，她也不希望这段经历就这样过去。早在逮捕令未能执行的时候，她就有了向大众媒体曝光的念头，其中有两件事助推了她想要曝光的决心。

一是日本著名调查记者清水洁带给她的鼓舞，清水洁曾采访报道过“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足利事件”等大案，是一个对司法当局、受害者及媒体有着深刻洞察的新闻前辈，“对细小的声音侧耳倾听，对巨大的声音保持质疑”，清水洁的这句话成为伊藤诗织身为记者所应遵循的行动指南;二是参观玛丽·F.卡尔弗特摄影展带给她的震撼。玛丽长期追踪报道性暴力受害者及其家庭在性暴力发生之后的经历，其中女兵凯莉·古德温被上司强奸后自杀的事情深深触动着伊藤诗织，女兵在日记中画下手腕被刀片割破，伤口开裂，鲜血直流的景象。旁边写道，“要是真这么容易就好了”。伊藤诗织感觉自己就和她一样。她意识到，“强奸在任何国家、任何组织都可能发生。组织却包庇位高权重的犯罪者，使事实被歪曲。发生在凯莉身上的遭遇，绝非孤例”。

“比起死去的女孩，我还拥有可以表达的口，还有站在这张照片前的躯体，因此，绝不可就此善罢甘休……表达，是一个记者的职责。沉默，是对犯罪的容忍”——于是便有了2017年5月29日的那场著名的记者见面会，孤注一掷的伊藤诗织以短发亮相于媒体面前，现身指控山口敬之对自己的性侵，“黑箱”得以被揭示。她同时宣布已向检方审查机构提交复议申告书。

更多层面的呼应同时到来，2017年6月，110年不曾改动的日本刑法中有关强奸犯罪的部分也被修订。更改了两项罪名，男性受到的性侵害也被承认，并增加起刑点。在此之前，日本强奸罪的起刑点比盗窃罪还要低。同年，支持性犯罪受害者全国性的基金会成立。

“我以前也有过同样的经历”，见面会结束后，越来越多的人向伊藤诗织发去邮件，看到邮件里说，“这件事我跟任何人都没有讲过”，伊藤诗织确信了举办这场见面会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如此，《黑箱》截稿之际，伊藤诗织收到了自杀女兵凯莉·古德温父亲的电话，他说他正致力于演讲活动，向公众讲述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不幸。他鼓励伊藤诗织勇于抗争、不要放弃，“我们身上具有改变的力量”，他说。与此同時，随即而来的攻击也差点将她淹没，“出风头、搏出位、桃色陷阱、仙人跳、有政治企图”之类的臆测和人身恐吓接踵而至，她和家人的照片和信息被公开，她的住家遭窃听和监视。有人甚至认为她揭了日本的短，叫嚣着要取消她的护照。

如此可见，即便是立法及机构得到了改善，并不意味着人们愿意去谈论这样的话题，正如北京发布会现场作家梁鸿所说，“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现代的社会，但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传统里面”。

NHK电视台曾做过这样一份调查，哪种行为会让对方误解你已“同意上床”：其中“两个人单独用餐”占11%，“两个人单独饮酒”占27%，“两个人单独乘车”占25%，“穿暴露的衣服”占23%，“喝到烂醉”占35%。而事实上，列举的几个事项中，哪一项都不能被当作性行为的“许可”。但可悲的是，由于性教育的缺乏，因以上情况而发生的性侵害案件不在少数。就连日本原警视厅刑事部长、那个当年叫停逮捕行动的中村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如此说道，“女方也有希望对方帮忙安排工作的企图，所以才会见面饮酒，此事充其量不过是男女纠纷而已。她甚至还跟着对方去了第二家啊！”

“only Yes means Yes，我们需要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伊藤诗织说。

“我只是不想在人前哭”

那次发布会上，身穿麻质衬衫、扣子没有扣到下巴底下的伊藤诗织遭受到一些人的责难，更有人抨击她没有哭，“因为他们不相信一个日本人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之后还能笑得出来”。

伊藤诗织说，她要打碎这套不知由何人构建的“受害者人设”，根本就没有什么“穿了容易被强奸的衣服”，更没必要永带忧伤之色。“羞辱我的人，无论我表现成什么样子，他们都可以找到攻击我的点，因此我不愿意做一个完美受害人。”

幼年时代，她也曾有遭遇痴汉的经历。在图书馆，在泳池里，在电车上。发生在泳池的那次，她后来向大人们反映，得到的却是一句，“就是因为穿了那么可爱的比基尼啊”。可即使只是坐着电车去学校，穿的是学生制服，也会被痴汉骚扰，这又要怎么解释呢？

回到这个案件里，调查初期，警方为还原案发过程，让伊藤诗织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在几名男警员的环绕下，与人偶一起重现案发经过。其中一个警员一边摆弄人偶，一边向伊藤诗织确认，“是这种感觉？”“还是这样？”待她确认，闪光灯便会亮起，相机快门不停按下。同一天里，有警员还问她，“你是处女吗？”警方也向她的两个朋友，针对伊藤诗织喜欢的男性类型，以及过去的恋爱经历进行了询问。

直到现在，伊藤诗织都觉得这些事情让人费解，而性犯罪的受害者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一次次被摧残、被伤害着。

“我不是没哭，我在回家路上哭过，在房间里哭过，我只是不想在人前哭。”伊藤诗织说。但是在北京第一场发布会上，谈起朋友对她的支持，坚强的她却泪如雨下。好友就坐在观众席上，举起相机回应着她的感激。“事发后，是她让我坚持工作，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她启发了我，这种日常工作才是我坚持下来的理由。我很幸运有这样的好朋友。”伊藤诗织流着泪说。

她更忘不了一路上收获到的支持。去年在韩国，一个韩国受害者志愿组织的阿姨对她说，“你做得很好，你做了最棒的事情，你从那个现场逃走了，你洗澡了，你活到了今天。”那个阿姨的话让伊藤诗织抑制不住哭了出来，“我一直告诉自己，也告诉身边的人‘这不是我的错，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对自己说，‘我已经做到最好了”。

在上海，一个女孩一口气买下20本《黑箱》，说要把书送给她所有的男性朋友。伊藤诗织感激这些同辈的读者，“毕竟这关乎我们的未来”。

她和山口敬之的案件还未结束。在向检方的审查机构提交复议申告书后，2017年9月，检察审查会对此案作出判定：本案不予起诉。今年4月，山口敬之对伊藤诗织进行反诉，要求伊藤诗织赔偿1亿3000万日元，并在全国报纸和媒体上向他公开道歉。他表示，伊藤诗织将此案公之于众及其后来参加各类活动的行为，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导致其名誉和经济上的双重功能损失。7月8日，此案开庭。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