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侃理

读儒家经典的人多，读过义疏的就少了。今人看到群经义疏，多半把它们当作是经书的详细注脚。但经学史专家李霖会告诉你，不对，那是刻本造成的错觉。

义疏保存着汉唐经学家精深的理论探讨，本来在经文、注文之外独立单行。现在大家读的“十三经注疏”，通常来自清代嘉庆年间阮元主持刊刻的本子，而阮元又是用元代翻刻的南宋刻本为底本，将义疏分散依附于经注，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要读懂义疏，不能不先明了今天所读的义疏书本是如何形成的，然后才能推想：义疏原来是什么样子，义疏的作者要说些什么？

现存义疏大多编写于唐代，成书后抄本变化多端，经过宋人校刻，才臻于定型。宋刊群经义疏是现在最接近义疏完整原貌的书本——北宋以前的抄本汇流入其中，而后世的雕版本、排印本都以之为源头。李霖的新著《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选择以宋刊本为核心，抓住了义疏版本变迁中的关节点。他探索宋人如何编订刊刻唐宋义疏，单疏本如何与经注本融合成为我们熟悉的注疏本;上述的两个过程导致义疏的文本和形式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今天的阅读有什么影响。这是读书人会关心的问题。

李霖为准备读书而研究版本，探讨的与其说是版本自身，不如说是制造出这些版本的过程，以及编刊者的思想和意图。为此，李霖一字一句地校勘唐写本和宋刊单疏本，列出形成异文的五种原因，逐条归类：

甲、宋刊本有意改动;

乙、宋刊本无心讹夺脱衍;

丙、本书所校唐抄本有意调整;

丁、唐抄本讹夺脱衍;

戊、避讳改字、古今字、异体字、假借宇、同义形近字及虚词。

其中，他最关心宋代校刊者对唐写本的有意改动，力求把握宋人校勘工作的特点。他认为，宋代单疏本的校刊者并不打算用自己的经学见解改造唐人《正义》，只是对格式和词句稍加规范，改正明显的错误，试图确立“定本”。

由于存世唐写本仅能覆盖群经义疏中极少的一部分，抄写的特点、质量不一，难以构成统一的参照系。李霖创造出“唐抄本主体”的概念，用来指称宋初所见多数唐抄本的共同之处，再跟宋刊本做比较。这个抽象的“唐抄本主体”与每件具体的唐抄本之间当然存在差异，作者对异文的看法不见得皆为定论，但书中的概念和方法不是随意提出的——问题要求他这样设计。这个设计，还适用于唐以前传抄情况复杂难明而在宋代形成刻本的其他古籍。

这部书的另一个重点是研究南宋注疏本的两大丛刊一一越刊八行本和建刊十行本。二者都是拼合经注本和单疏本而来，不同在于：前者的编校是以单疏本为基础，在适当位置补入经文注文;后者则大致是在经注释音本的基础上，散入义疏文句而成。李霖指出，上述不同反映了编者对义疏的定位有差异。八行本的编者对注疏本的最初定位，应是具备经注的义疏，核心仍是义疏;稍晚的十行本则全面突出经文和注文的核心地位，将义疏当作经注的注脚，认为义疏与释音、重意重言等一样，是理解经注的辅助工具。随着十行本的流行，它对义疏的定位深入人心，使后世读者自然地以为义疏是更次一级的注脚，很少有人能够有意识地去探寻义疏自身的丰富内涵。这就揭示出了经学研究范式变化与经书文本形式的互动关系。

话说回来，义疏是经注的注脚，选读注疏是为了帮助理解经文，这恐怕仍然是很多读者不自觉的看法。对我来说，这个看法直到近来仔细对读南朝梁代皇侃的《论语义疏》和北宋邢呙的《论语正义》，才有所改观。邢呙的《正义》紧扣经注，逐字逐句串讲解释字面意思，绝少越出经注文本讨论言外之意。如同往浓茶里兑水，寡淡无味。皇侃《义疏》则大不一样。他汇集两晋以下十几家学者的解说，辨析时也不求定于一是。所述之说，常常溢出字面意思，追究理论化的经学解释。比如释“《学而》第一”篇题的“第”字，皇侃《义疏》云：“第者，审谛也。……既谛定篇次，以《学而》居首，故曰‘《学而》第一也。”初读此说，一定觉得背离事实，但仔细想来，只有解释成“审定明确”，“第”字才不可或缺、无可替代，带上了经学的神圣味道。又比如，解说“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三句，分别对应学者的幼少、小成、大成三个人生阶段，并且跟《礼记·学记》相结合印证，使得这一章增加了理论性和体系性。更有意思的是解释“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一句，皇侃说，孝悌的人实际上都不可能想要犯上，但经文却不说“必无”而说“鲜矣”，暗示还是有的，用意是要表明如果国君、父母犯错误，应该大胆提意见，不能因为主张孝而断绝臣子谏争的门路。《义疏》的这些解释，已经不是单纯的注解，而是依托于经典的新思想。它们被邢呙《正义》一一删除，经学就黯然失色了。

唐宋人对六朝旧疏大加删削，但六朝经学的面貌却不能不到唐宋义疏中去发现，因为六朝旧疏只有三部侥幸保存至今，其余都被唐宋新疏取代而消亡了。唐太宗认为当时“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命令诸儒编定五经疏义。孔颖达等本将新疏命名为“义赞”，意思是继承和扶翼以往的义疏，而李世民御笔一挥，下诏改名为“正义”，钦定为官方主张，取代此前的众家。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官修新疏经长孙无忌领衔修订，颁于天下，并且规定“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唐会要》卷七十七）。从此，《五经正义》成为唐代科举明经科目的官方教材和标准答案。“正义”的意思是标准答案。科举唯据“正义”，风味各异的六朝旧疏变成无用而有害之物，自然归于灭亡。

北宋科举沿袭唐制，贴经（经文填空）和墨义（疏义默写）分别以经文注文和“正义”为准，不容偏差。国子监校刊、增修五经正义和七经义疏正是以此为背景的。史载真宗景德二年（一00五），有一位举子贾边在考试中放言纵论“当仁不让于师”，将“师”解释为“众”，结果因为不合注疏之义而落榜。当时朝议认为，如果允许士子抛开注疏，另立异说，以后浮华放荡，将不可收拾。朝廷气氛如此，国子监刊刻义疏，自然要避免争议，一面从文本上排除歧异，一面防止别立新说，期望制作出义疏的“定本”。

义疏文本随着刊刻稳定下来，而反对记诵注疏、主张直接理解经义的新学风也兴起了。宋人认为，仁宗庆历以前学者多守注疏，而此后刘敞著《七经小传》，打开了异说的闸门。其实，庆历四年（一0四四）的贡举改革可能更为关键，新制增试“大义”十道，要求“直取圣贤意义解释对答，或以诸书引证，不须具注疏”（《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八）。实际上鼓励举子绕过注疏，自主阐发经义。这一新制使潜流浮出水面，迅速成为主流。神宗熙宁四年（一0七一），王安石改革，专以进士一科取士，貼经、墨义之法皆废，只剩下可选考“大义”。宋神宗还命王安石自撰新义，用以取士。于是士子竞逐新说，墨守注疏的人反而被视为腐儒。取士标准一旦改变，流俗之士也很快将注疏弃若敝屣，而群趋新学。司马光感叹说：“禄利所在，众心所趋，如水赴壑，不可禁遏。”（《论风俗札子》）熙宁新政败后，司马光力主恢复考试注疏，但元祐元年的诏书仅是命令“兼用注疏及诸家之说或己见”（司马光：《乞先行经明行修科札子》）。义疏再也没有找回“正义”的地位。

义疏作为经学研究的范式已经死亡，但宋代学者研讨经义仍要参考义疏。王安石翻读《诗疏》爱不释手，朱熹教弟子读《周礼》，也说要“且循注疏看去”（《朱子语类》卷八六）。南宋八行本注疏的刊刻和十行本注疏的刊行，说明这些大部头还有市场。等到程朱理学对经典的解释在元明以后被树立为科举考试的新标准，汉唐注疏反而重新得到重视，帮助人们突破理学藩篱，为研讨经义开辟新的空间。清代学术大兴，学者们考据辑佚、阐发新义，都要到义疏中去找汉唐经说的资料。

经学研究有过几次风气转向，汉代古学与今学之争，宋代的新义与注疏之争，清人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归根结底，所争者都在朝、野之间。在朝的官学一面吸引众多传习者，一面不能不为了考课取士而标准化，于是凝固起来，蜕变成获取利禄的工具。希望在经书中问道的学者，往往在野自守，居家教授。私门之学起初是空谷足音，却能发扬新解，吸引信徒，最终竟取代官学，成为主流。等到私学被官学收编，成为新的取士标准之后，却又不能不重蹈覆辙。汉代的在野学者称博士解经为“章句”，宋代的新学问家称唐宋义疏为“章句”，清人考据又称程朱理学为“章句”。这些学问大不相同，但都被目为“章句”小道，原因就是它们立于学官之后都失去了生命的创造力。

在全书的最后，李霖写道：“今天，义疏的价值重新得到读者重视，那些一度被淘汰的善本，正焕发着生机。”经义变成教条就近于死亡。钻研汉魏六朝复杂精深的理论研讨，不只要理解经书，更要从经典中培育新思想的生命。这样的学问做起来很难，但总有人愿意尝试。李霖这部书，是为他们准备的。

（《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李霖著.中华书局二0一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