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福

民国初年，最困扰袁世凯的问题就是政党和议会的权力分配以及省和中央的关系。当时的中国亟须将地方政权、军权、财权收归中央，建立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以大力整饬、发展国力，取得独立。

而政府由于《临时约法》的限制，行政效率低下，无法实现中央集权。更大的危机是，在制度设计上，互相制衡的机制不完善。孙中山原来的《临时约法》規定的是总统制，但后来为制约袁世凯的权力，又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行政对议会无力反制。多数议员没有国家管理经验，党争意识太强，行政管理受到严重掣肘。因此袁世凯当时的得力幕僚杨度得出的结论是，实行君主制是救亡图强的最佳方案。袁世凯也认同了利用皇帝的头衔来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最热衷帝制。辛亥革命后他极力鼓吹帝制。袁世凯称帝还与“十三太保”密切相关。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李燮和、刘师培、胡瑛、严复等6人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这6个人加上梁士诒、张镇芳等7人，合称“十三太保”，鼓吹帝制。1915年4月，杨度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撰写了两万多字的《君宪救国论》，让袁大为赏识。

袁世凯作为当时终身制的大总统，由于保守势力的支持和山西军阀阎锡山曾口头表示支持（山西是当时中国现代军事工业最发达的省份），使他萌发了称帝的念头。然而，袁世凯的嫡系段祺瑞、冯国璋却反对称帝。在袁世凯称帝后，段祺瑞曾慨叹：“项城作孽啊！”冯国璋则率领和他个人关系比较好的5位将军联合发出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