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

内容摘要：在市场经济下，商业贸易的繁荣是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前提。本文通过动态变化及区域差异化两个层面，实证检验了贸易效率是否是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贸易效率总体上随着时序递进而不断提高;贸易效率是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驱动力度随着贸易效率提高而提升;市场经济水平的提高，能强化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的驱动力。从区域差异化来看，东部地区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相对最高，且市场化建设更能强化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驱动力，但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较慢，对贸易效率的驱动力也带来了一定的抑制效应。

关键词：贸易效率   商贸流通业   动力机制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部署，其中明确指出了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新的时期下，“效率”一词被摆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商贸流通业而言，商业贸易当然是该产业的主要运作方式，因此贸易效率的高低，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或有决定性作用。根据市场交易理论，贸易效率是物流交通技术、信息化建设、开放融合发展、贸易体制机制等诸多领域发展效率的综合，贸易效率将随着市场分工的不断优化而得到提高。贸易效率是市场各种交易活动运行顺畅性的一种反映，贸易效率越高则表明市场交易活动越能顺畅进行。可见，贸易效率的提高，为商贸流通业发展提供强大的驱动作用。或者说，一个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一定程度上是该地区贸易效率提高的结果。由此，研究贸易效率和商贸流通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客观意义。

文献回顾

国内理论界已对贸易效率方面做了一定研究，特别是贸易效率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已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例如，李宗轩、杨秀萍（2012）采用交易费用模型，理论上解释了交易费用、贸易效率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认为贸易效率是一个地区经濟增长的一个界点因素，当贸易效率突破某个界点时，宏观经济就会随着贸易效率提高而快速增长。刘文超、白永秀（2011）建立了分工、贸易效率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实证检验显示了贸易效率的提高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贸易效率对城乡二元经济的对立程度存在“倒U型”作用。姚洋洋、李文秀、张少华（2015）则以28个发达国家为例，研究了贸易效率对生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从经验层面证实了贸易效率对生产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并建议政府部门应从交易技术和交易制度两个方面出发改进贸易效率。颜冬（2017）则以贸易效率为切入点，研究了产业演进和城市扩张的互动过程，并认为城市的扩张和产业的演进以及两者的良性互动，都是以贸易效率提高为前提的。也有学者将贸易效率设定为一个视角，就商贸流通业发展问题展开研究，例如侯晓倩（2015）在贸易效率视角下比较了我国城乡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情况，并提出了城乡商贸流通业一体化发展的路径规划。

贸易效率是市场分工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属性，商贸流通与市场、贸易效率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性。可以认为，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必然是存在于市场运行中的。1992年以来，我国大力实施市场化战略，市场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凸显。加入WTO以后，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确立，市场化建设也进一步加速。那么，市场经济下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处于何种程度呢？从时间轴上或者空间面上又各有何变化特征？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些问题尚未展开充分讨论，没有得出较为普遍的结论。鉴于此，本文将对此问题展开讨论，以期为深化该领域的理论成果提供一定的支持。

模型、变量指标和数据样本

（一）计量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贸易效率提升是否是流通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文章引入商贸流通业水平、贸易效率、市场经济水平及其他相关变量，构建计量模型，从定量角度反映区域商贸流通业水平与该区域贸易效率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

其中，Circuit表示第i地区t期的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Efficit表示第i地区t期的贸易效率，Marketit表示第i地区t期的市场经济水平，Efficit×Marketit为交互项，用于检验市场经济背景下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程度，Xit代表其他控制变量，ai代表主要变量的系数，β代表控制变量的系数向量，ui和vt分别为面板数据模型的横截面效应和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指标甄选

为了使本文的分析更有说服力，必须对变量指标进行有效选择。通过参阅已有文献，结合经济发展特征，兼顾统计指标的数据可得性，本文将变量指标设置如下（见表1）：

1.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这里，商贸流通业是一个复合型产业，其内部包含众多细分行业，简便起见，本文选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三大细分行业，统称为商贸流通业。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可用三大细分行业的增加值之和进行衡量。

2.贸易效率。贸易效率没有明确的统计指标进行量化统计，因此需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处理得到。借鉴刘文超、白永秀（2011）等的研究，构建一个新的指标体系衡量贸易效率，具体指标包括：每千平米公路里程、每千平米铁路里程、每万人货物周转量、每万人游客周转量、人均邮电业务量、人均教育费用支出额、人均公共行政管理支出额、人均能源消费量、非国有企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年末贷款平均余额占生产总值比重。采用得分加权法，得到贸易效率数值。具体方法如下所述：

3.市场经济水平。这里市场经济水平是一个背景型变量，引入该变量的目的就是在市场经济下观察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关于市场经济水平，本文采用学术界较常用的手段，采用市场化指数来衡量。

4.控制变量。本文选择4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组，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外商投资水平，分别记为PGDP、Urban、Open、FDI。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一个地区的人均GDP作为指标;城市化水平采用一个地区的城市化率作为指标，具体为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对外开放程度采用外贸依存度作为指标，具体为进出口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外商投资水平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地区GDP的比重进行衡量。

（三）数据样本

本文对以上变量指标所采用的数据均为我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05-2017年的数据，这里西藏自治区因为数据缺失较多，所以样本中并不包含。在上述指标中，市场化指数的数据部分来自樊纲等人的《中国市场化指数》，部分则根据其方法自己处理得到。其他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国研网数据库。在具体处理时，对商贸流通业增加值、人均GDP这两个指标数据值明显非常高的指标做对数处理，以增强数据序列的平稳性。

实证结果讨论

（一）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影响的动态变化特征

为了清晰地说明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时序性特征，将本文选取的时间序列按照5年一个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段，即2005-2009年、2009-2013年、2013-2017年。三个时段的回归结果见表2所示。

首先，观察本文重点设置变量——贸易效率的回归结果。由2005-2009年结果可知，贸易效率的系数为0.329，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这5年期间，我国区域贸易效率的提高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由2009-2013年结果可知，贸易效率的系数为0.505，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2009-2013年的5年期间，我国区域贸易效率的提高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仍然显著，而且这种推动力要强于前一个五年时段。由第三个阶段2013-2017年结果可知，贸易效率的系数为0.671，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最后5年期间，我国区域贸易效率的提高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也仍然显著，且这种推动力要强于前一时段。由此可以表明，在样本期内，我国区域贸易效率确实是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而且这种驱动力呈不断提高的趋势。另一方面，从前面模型计算得到的贸易效率来看，整体上也呈现不断增加趋势。由此认为，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也随着贸易效率本身的增加而提升。

其次，观察市场经济水平的回归结果。2005-2009年时段该变量的系数为0.158，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这段时期内，我国区域市场经济能明显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2009-2013年时段市场经济水平的系数为0.196，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2013-2017年时段市场经济水平的系数为0.247，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由此表明了市场化也是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且这种影响力度也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而提升。

再次，考察交互项Efficit×Marketit的回归结果。2005-2009年时段交互项的系数为0.048，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这段时期内，我国区域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明显受到市场经济的作用，而且通过不断提高市场经济水平，可以增强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推动作用。2009-2013年时段交互项的系数为0.075，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2013-2017年时段交互项的系数为0.082，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由此可以表明，我国区域市场化不断建设，可以明显强化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随着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对贸易效率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强化作用也将不断提升。

即使回归结果符合预期，但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重复建设不断增多，许多行业的产能均出现了明显的过剩，不可避免造成了交易费用迅速上涨、贸易效率降低，也带来市场条件的恶化，对国内商贸流通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一定负面效应。因此，未来必须要摆正发展定位，正视贸易效率和市场经济对流通经济的作用，尽量创造有利于流通经济发展的市场条件。

最后，观察三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人均GDP的系数一直显著为正，且系数值非常高，说明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城市化的系数为负，原因可能是考虑了贸易效率和市场化，城市化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便产生了，尤其是城乡二元经济突出，对流通产业发展带来较大约束力。对外开放的系数显著为正，且数值不断提高，说明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深入，贸易对流通产业發展的促进作用也不断提高。

（二）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影响的区域差异化特征

本文通过区域差异化比较的角度，考察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此将全国30个省级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大区域，具体划分方法参考国家行政区划。为了简便起见，进行区域比较时不再进行时段分析。三大区域的回归结果见表3所示。

由贸易效率的回归结果可知，无论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进一步反映了贸易效率是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从区域比较来看，东部地区贸易效率的系数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该系数值则较低，由此说明我国三大区域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存在较明显差异。由于东部地区市场较成熟，贸易效率较高，因而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程度更高，这与前面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也随着贸易效率本身的增加而提升的论断保持一致。

观察三大区域市场经济水平的回归结果。东部、中部地区市场化水平的系数显著且为正，说明这两大地区市场化建设也是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但是，西部地区该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滞后，市场设施与运行机制等都较不完善，影响市场功能发挥，所以无法充分推动商贸流通业发展。区域层面的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市场化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程度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而提升这一论断。

再观察交互项的回归结果。显而易见，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与市场经济水平的回归结果基本类似。东部、中部地区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且为正，并且东部地区系数高于中部地区，但是西部地区交互项的系数仅通过10%显著性水平，且系数值非常低。这也充分表明了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市场化建设的影响，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高，因而进一步强化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偏低，导致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一定限制。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动态时序变化性及区域差异性两个层面，实证研究了市场经济视角下贸易效率是否是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动力机制这个问题。全国整体时序变化性层面研究发现，贸易效率随着时期的不断递进而总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贸易效率一直是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且驱动作用也随着贸易效率本身在时序上的不断增加而得到提升;而市场的不断建设，可以明显强化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且这种强化作用也随着市场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区域比较层面研究发现，东部地区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相对最高，而且市场化建设强化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驱动力的效应也最强，但西部地区市场经济步伐迟缓，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贸易效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驱动力。

新常态下，为了加快促进我国商贸流通业有序平稳增长，各地政府应进一步放开市场，加速市场化建设，进一步发挥市场效应，促进市场贸易效率不断提升，进而推动我国流通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首先，地方政府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市场化导向，以市场来决定产业发展，政府则是做好配套服务，切忌盲目重复建设。其次，政府应积极引导区域之间突破各种壁垒，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加快流动，进一步强化区域市场融合发展气氛，有效推动区域流通产业协同发展。最后，对商贸流通企业自身而言，也要借中央大力提倡效率变革之东风，加快推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提高企业贸易效率，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强劲动力，助推商贸流通业优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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