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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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过去了，曾在陕西最早推行包干到户的石海源，已88岁高龄，但这位“实书记”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出人们的视线，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坚持看报读书，常街头散步，了解民情，精神矍铄地出现在群众面前。只有花白的头发和脸上的皱纹，显现出岁月流淌过的痕迹。

一

1977年秋，我从吴堡县岔上公社调到县委宣传部时，石海源是我们县委的副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始“拨乱反正”，有错必纠。石海源负责全县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他政策水平高，又雷厉风行，不到半年时间，就把全县“四清”和“文革”中错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纠正过来，还彻底复查纠正了“文革”期间形成的冤假错案。

1979年5月，石海源当了吴堡县委书记。他的工作目标是：让农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他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讨论大包干土地承包生产责任制，多数领导持反对意见。组织部长薛世香劝说：“石书记，咱俩认识30来年了，我给你说几句心里话，你在鱼河摔了大跤，这会刚站起来，别冒险了，再犯路线错误，就划不过账。”

“群众没粮吃，有的外出讨饭，我当这个县委书记有啥用？”他痛心疾首，决心要破局开新，挖断穷根。

这时候，横沟公社砖窑山村支书薛耀丰来县委告状，说邻村畔畔山村去年冬偷偷摸摸把集体的土地分给社员种，影响到他们村，社员们不上山种地，闹腾得要分田单干，集体的摊子眼看守不住了。

我在横沟公社工作了五年，在砖窑山驻了三年队。作为朋友，就把薛耀丰领到书记办公室。石书记听了原委，要我带路一同去看看。我们坐吉普车爬坡下坬走了60多里土路，先去砖窑山转了一圈，然后来到畔畔山。啊呀，只见畔畔山的麦田锄垄得熟腾腾的，有撒化肥的、送粪的、犁地的，还有修补梯田和淤燕窝地的，一派动人的春耕景象，而砖窑山则死气沉沉。

不一会，砖窑山的几个大队干部跑来说，再不阻止畔畔山，他们村就撒包咧！石书记指着山头：畔畔山包干到户了，热火朝天闹春耕，你们吃“大锅饭”，冷冷清清，山上见不到几个人。看畔畔山的牲口膘肥体壮，耕地多足劲。你们砖窑山的毛驴瘦得脊梁像刮刀，饿得卧下站不起来。快快学习畔畔山，早分开一天，早富裕一天。

石书记进畔畔山村转了一阵子，见不到人。年老多病的老人都上山种自己分到的地。薛耀安从砖窑山学校挑来大粪往分到的地里送，他擦着头上的汗水，说村民们新买回20对粪桶去附近村挑大粪。支书薛文堂原以为来人阻挡他们就躲在山里，没想到县委书记来给他们撑腰壮胆，就跑回来了。石书记握住薛文堂的手：“你们干得好，我支持你们！”顿时，薛文堂流出激动的泪水。

司机绕公路上塬把车开往横沟黄河畔，石书记和我抄小路，经李家畔、大石坬、水游村步行到横沟。路上，他夸奖我在《陕西日报》刊登的《康家塌把收归集体的自留地的树退还原主》写得好。我说连标题带署名共88个字的稿子。他说不在字多少，重在宣传康家塌大队落实党的林业政策走在前面，给全省作出榜样，起到了引导作用。

我们到横沟已半后晌了，石书记与公社书记李程鹏一合计，沿黄河滩转了一圈，找到横沟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金桂。李金桂是学大寨的坚定派，对畔畔山大包干有看法，认为走偏了社会主义道路。他说横沟是吴堡的大村子，近800人口，黄河滩有900多亩水地，山上有1000多亩枣林，分田单干，树木咋经营，地绺绺斜斜咋来种？这个集体摊摊就踢蹋咧！

石书记说，前几天你们横沟，还有新舍窠、下山畔等沿河百余号社员来县委上访，要分枣树等经济林到户……李金桂打住话说，就是冯东旭在陕报上发了指头大的稿子惹下的事。农民看的是眼前利益，上面没红头文件，他们跑到中南海，我也不能把集体的树木分出去。

吃罢晚饭，石书记没有歇马。他拿了笔记本，与李程鹏去横沟村，入户给上访群众答复县委对落实林业政策的意见。他交给我的任务，调查横沟黄河渡口上的事。

吴堡黄河大桥上有解放军把守，上面禁止陕西的农副产品贩卖出省。县城扣压下大量的红枣和黄豆，潮湿霉沤老鼠拉。石书记准备把横沟渡口放开，就可以把黄河沿岸出产的红枣，辛家沟、于家沟一带的高粱黄豆小米，寇家塬、李家塬一带的洋芋萝卜，偷渡过河卖出去，让群众手头有钱花。

我找老艄公李丕成了解渡口船只艄公等情况，又跑到李金桂家。李金桂忠诚厚道，是我在横沟驻队时结下的要好朋友，我得给他通个风。进了门，李金桂在煤油灯下看我下午给他真理标准讨论的报纸，他脸上露出苦笑：吴堡翻天覆地呀！畔畔山薛文堂打来电话说，石书记明确表态，支持他包干到户，还有人说要放开黄河渡口，放开当然好，问题是得下达个文件。

他扶了一下眼镜，指着炕上的报纸说：兄弟，这就是报纸上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怪不得李程鹏书记前几天把民兵连里的子弹收了，看来横沟这个渡口我是守不住了……

深夜了，在李程鹏的办公室里，石书记和李程鹏商量如何让畔畔山的星星之火迅速燎燃到全县。李程鹏建议第二天他召集横沟各村支书、大队长来公社，石书记作动员讲话。石书记说：别太急了，咱先从落实林业政策入手，尽快把割资本主义尾巴割走的枣树等经济林兑现给群众，然后总结畔畔山包干到户成功经验，这样推广起来更有说服力。

第二天天刚亮，石书记就催李程鹏出发了，先到前胡家山、准子山、小王家山，又到续家坬、薛下村、薛上村。两位改革闯将，冒着风险，走村串户，讲述包干到户的好处，解除干部群众的顾虑。他每到一个村，就拍着胸膛给县社驻干部和队干部讲：不要害怕，打下粮食的功劳是你们的，出了问题有我石海源承担！

二

吴堡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凌晨5点钟起床政治学习，晚上农田基建搞夜战，书记县长们下乡都扛一把铁锨。石书记不搞这些花架子，取消凌晨学习和加班夜战，下乡轻车简行，赤手空拳，常在地头与农民交心，农村群众家吃饭，必付粮票伙食费。

每次讨论座谈会，石书记都作主题发言：多打粮食吃饱肚子检验了包干到户好，群众饿肚子手里没钱花检验了“大锅饭”不能吃；农民包干到户种集体的土地没有偏离社会主义；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个包干到户，简单利索实惠。他的“精精捉憨憨”理论，深入浅出，具体生动，深刻揭示了吃“大锅饭”，违背社会主义劳动分配原则。这样，吴堡县社两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逐步解放开来。

1980年夏天，吴堡县有50%多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畔畔山冬小麦获大丰收，吃“大锅饭”时每人分三五斤小麦，这年人均是65斤。地里到处能看到脸盆大的南瓜，秋粮作物长势喜人，六畜兴旺，半年生下150多只羊羔羔。

在这可喜的形势下，榆林地委一位副书记带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横沟，质问：谁让畔畔山搞包干到户？是怎么个包法？！李程鹏说：畔畔山吃“大锅饭”，上工一窝蜂，出勤不出力，粮食打不下，公粮交不上，老支书撂下担子跑了，新选的支书好赖不接任。束手无策时，我说咱搞土地承包，包产到户，他就愿意了。薛文堂把社员叫来在讨论“超产奖励减产赔偿”时，大家嫌麻烦，干脆来包干到户，留够国家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80口人每人4亩。一夜工夫，把320亩土地分给18户人家来种，牛驴犁耙作价“借”出去……

李程鹏话还没说完，就被地委副书记打断：咋个借法？告状材料白纸黑字说卖了。我们一到横沟公社地界就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大队饲养室是空的，集体的羊只到了个人圈里……李程鹏说，再没好办法咧，不行了，我回县上再当我的团县委书记。这位地委副书记“哼”了一声，气得连饭都没吃离开横沟。

这怎么办呀！大石坬大队正在分羊到户，还有刘丰山等几个生产队紧锣密鼓划地大包干。无奈，李程鹏应高人点化，准备装病回老家李家塬寻求“政治避难”。

当晚，石书记打来电话：“程鹏，你不要害怕，我给地委领导说了，是我石海源让李程鹏干的，处分就处分我石海源。我的乌纱帽决定权在地委书记那里，你李程鹏的乌纱帽在我石海源手里，稳稳地干你的！”

当时形势严峻。畔畔山的火焰没有被扑灭，景家沟和山头村几个村子夭折了。有的队干和公社领导，见石书记和王世祥副书记来了就躲起来了，他们不愿意搞包干到户，而且更大的阻力在省上。

节骨眼时，省委派了一个副书记来灭火。在县委常委会上，省委副书记发命令：纠正，必须纠正！海源，很快纠正！石书记说：难纠正，群众就不答应。副书记问：你海源答应不答应。石书记回答：群众不答应我咋能答应。副书记发火了：山高皇帝远，小小吴堡县尽懂大乱子。石书记说：吴堡确实是个小县，但老百姓饿肚子是个大事，包干到了户，农民一下子有粮吃有钱花。副书记站起来：包干到户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啦！石书记毫不屈服，也站了起来：土地是集体的，农民承包种集体的土地,给国家和集体交公粮,这咋能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副书记脸涨通红溅出唾沫星子：大包干大倒退，滑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后患无穷。石书记锵言出鞘：包干到户好，多打粮食肚子饱，其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单，优越性最独特。

两人越辩越激烈，越激烈靠得越近，唇枪舌剑，整整两个小时电闪雷鸣般的交锋，气氛特别紧张，一位常委副县长吓得浑身发抖。

结果谁也没说服了谁！一个说不纠正他没办法给省委书记交待，一个说纠正了他没办法给群众交待。

三

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大包干，从此有了自己的合法户口。

半年后，陕西省委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就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上，思想僵化，控制得太严，省委书记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代表省委承担了责任。

“石海源是爱民书记。石书记是敢于担当的骨石汉。”老百姓就这样评价。他不顾个人安危，推行包干到户，其胆识和百姓情怀，实在难能可贵！

“这个过程真是曲折。种地的农民都盼望包干到户，可是许多社队干部反对。我心知肚明，他们掌握“大锅饭”的勺把子，可以吃稠的，一天不劳动也能挣上工分。我到一些村子里，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就躲开了。而种地的农民，一听说爱搞包干到户的石书记来了，一下子都围了上来。说他们村的领导不搞怎么办？我说，你们开个会，选个分地的组长，快点把地分开种。群众说，能行吗？我说，行！不要害怕。可是有的地方我前脚走，后脚公社领导就纠正了，并给群众说：要听中央的话听省委的话，咋能听石书记的话！1980年冬季，有些村就这么来来回回翻烧饼似的折腾。”讲起当年的情景，石书记仍满脸豪气不服输。

畔畔山的星星之火燃红吴堡全县。1980年底，吴堡县90%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到1981年全县共有221个生产大队的627000多亩土地分包给15900多户农民耕种。吴堡这个仅有6万人的陕北小县，成为陕西“包干到户”第一县。

20多年中，吴堡共吃返销粮5200多万斤，花救济款420多万元。包干到户后农民一下就翻了身。1981年全县产粮5000多万斤，交过国家和集体的之外，人均占有粮770多斤，比全国人均占粮多了134斤。长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吴堡，涌现出100多个万斤粮户和500多个家庭副业收入千元以上的户，有三分之一的户“耕一余一”，全县的红枣、蚕茧也大丰收了。

三年中，全县新修窑洞5000多孔，有1200多对青年结了婚，多年的光棍汉也娶了新媳妇。移民在外的150多户社员返回家园。社员大力购置农机具，其中手扶拖拉机就有192台。我写的《吴堡县由“三靠”变为“五多”》《吴堡运输公司为长途贩运提供方便》，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1982年2月，石海源调任榆林县委书记。离开吴堡时，老百姓涌上街头夹道欢送。

石海源书记牢记使命，排除阻力，大刀阔斧，很快在榆林县实行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同时，带领30万榆林县人民治沙造林，他荣获“全国治沙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近日，当年跟踪采访吴堡包干到户的陕西日报高级记者元树德动情地说：“谈起农村改革，我们不能不想起一位可敬的老人——石海源。他不顾个人安危，凭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推行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两次成功的生产责任制，他坚持真理不畏强权，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直谏省委领导，其胆识令人敬佩！”

满身豪气的元树德竖起两个大拇指：“我敬佩两个陕北血性汉子，一个是米脂的石海源，一个是吴堡的张维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