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8岁进同济建筑系，见到第一座现代建筑就是建筑系的文远楼。我的故事也从此开始。作为一个初学者，我听到的最初的建筑故事就是BAUHAUS和那些由冯纪忠先生提出来的”空间原理”的片段。

德国的包豪斯诞生至今100年了。如果从黄作燊先生（格罗比乌斯教授Walter Gropius的第一个中国研究生）1941年回国算起，78年前，包豪斯的故事就已经在中国开始传播开来了。除了黄先生开创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学体系外，另一位著名学者冯纪忠先生（德国洪堡基金会奖学金获得者）1946年回国，1949年任教同济大学。从此，在上海同济，包豪斯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建筑教育与设计方法，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建筑教育家与设计师心目中有了特殊的地位。

冯纪忠教授是我读书时的系主任，是当时建筑界少有的杰出的思想者、实践家。然而，我，一个19-20岁的学子，眼里的冯先生却是一个不幸的被批判的对象。我只记得，他所编写的“空间原理”教学大纲是“荒谬”的，他所设计的杭州“花港观鱼”茶室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趣味，从此，所谓建筑的“流通空间”居然成了个一无是处的空间形态！受到牵连的还有现代建筑史学家罗小未先生、李德华教授等等。

然而，BAUHAUS的教育思想，动摇了Beaux-Arts体系在中国的唯 性存在。即使我们又 次经历了中国50年代复古主义，之后，又有苏联折衷主义的介入以及其他严重的干扰，中国式的包豪斯教育体系的主张仍然旗帜鲜明，一代又一代学子在艰辛与寂寞中坚守，薪火相传。结合中国的实际，逐步形成、发展、健全。这就是“THE BAUHAUS OFCHINA”，一个不一样的存在，一个中国当代建筑教育的历史的事实。

包豪斯之所以吸引我们，主要是它的建筑态度与筑造精神。首先，它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它主张的设计目标是功能而不是唯样式。它不服务于皇权与神权，不主张虚张声势，不屈从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强调去面对新材料、新技术、新环境;它讲求对人的关怀，研究人体工学与空间关系。由于新本栏目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该专栏文章系《现代装饰》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文远楼，1953年建成，黄毓麟、哈雄文等设计同济大学1953年新成立的建筑系教师合影

一代工业产品设计思想与工业化的生产目标的导入，受益的将是整个社会，是民众！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群有乌托邦思想背景的设计教育家之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有利于我们的服务对象，适用于我们这个在近代史上受尽磨难的文明大国现代化建設的目标。

创新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明提升的动力！创新在学术上与心理学相关密切。拷贝者的内心永远是怯懦的。没有先例，怯懦者只能抄袭！100年之后的今天，再回头看1919年的包豪斯，当时的现代艺术家们之所以能活跃于包豪斯基础教育的原因，（我用了40年）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这也正是我们从事当代设计与艺术教育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只有人的内心与设计创作欲望得以充分释放，在创新的洪流中，我们才能实现自我超越，这个“西学东渐”的果实：中国式的包豪斯，才能成熟，而“东学西渐”的新格局将指日可待！冯纪忠先生，一个被遮有意蔽的建筑巨匠黄作燊先生冯纪忠先生与吴家骅先生合影花港茶室，冯纪忠先生设计罗维东与罗小未、李德华诸先生罗小未先生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