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予

[摘要]运用文献研究法，从社会背景、伦理价值、体制变革三方面分析地区发展模式应用于本土社区建设的“适”与“不适”。研究发现，本土社区建设与地区发展模式之间既有吸纳融合态势，亦有磨合扬弃之处。本土社区建设需从社会建设社区化、理解社区内涵、动态实现社区发展三方面持续发力，实现良性有序发展。

[关键词]地区发展模式;社区建设;本土化;适用性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

1 文献回顾与研究缘起

社区社会工作三大模式之一的地区发展模式是由美国学者杰克·罗斯曼提出。该模式强调社区居民通过自助互助、民主协商的方式广泛参与社区事务，以集体的形式利用和挖掘资源，满足社区需求。社会工作者在其间扮演使能者、协调者角色，通过鼓励、支持、引导的方式促进社区居民自觉、自发地解决社区问题，推动社区发展。地区发展模式有利于培养社区居民的自主能动性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度，能够促进和谐社区的创建。该模式有四个基本假设：个人的假设;社会构成的假设;行动动机的假设;发展和变迁的假设。基于四个假设，地区发展模式的目标包括任务目标和过程目标。相对而言，更倾向于过程目标的实现，致力于重建各种社区支持网络，加强社区居民间的互动和交往能力，提升对社区的投入感。综观学者们的观点，地区发展模式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四点：关注社区内的共性问题;社区问题的解决和未來的发展，需要社区培养自主能力;强调过程目标的重要性;强调社区居民的参与。在中国，近十余年来的社区建设，在借鉴地区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根据本土社区工作的实践经验，归纳总结出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武汉模式等各具特色的地方发展模式。

然而，关于地区发展模式在本土适用性与契合度的反思性研究则较为缺乏。

在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社区早已不复存在，社会工作主要针对城市社区而言。反观中国，从宏观层面看，20世纪50年代户籍制度的实施促成城乡分治，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社会结构。时至今日，社区依然具有强烈的城乡“二元”属性，农村社区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仍然占据近半比例。另一方面，城市社区居民长期生活工作于单位制体制下，相应地产生了依附性人格、单位办社会等现象。如此一来，源自西方的地区发展模式对社区文化结构的假设并不完全符合“礼俗社会”的中国农村社区和城市的“单位型”组织体制。从中观层面看，变迁中的社区自身尚存在诸多的不协调。转型社区大多是在短时间内行政规划的结果，不同风俗习惯、文化程度和职业背景的居民合并为一个社区，身处“陌生人社会”的居民之间缺乏良性互动与有效沟通，很可能演化为矛盾冲突和利益摩擦的诱发地。从微观层面看，社区建设作为新生事物嵌入传统的街居制，难免产生不熟悉、不理解甚至不接受的现象。政府购买服务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容易形成压力型体制下的任务型服务。“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现行体制和实践操作都将构成地区发展模式本土应用的阻碍性因素或造成水土不服。鉴于此，本研究意欲厘清地区发展模式与本土社区建设在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方面的异同，地区发展模式对于依然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社区建设有何启示？怎样在借鉴地区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衍生出适合本土历史文化和福利制度的新模式。

2 地区发展模式与中国社区建设

1991年，民政部首次提出“社区建设”概念。2006年，农村社区建设在国家层面倡导推行并快速起步。迄今为止，中国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但在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行政管理色彩浓厚、居民参与度不高、社区自组织发育不良等困境。怎样实现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源自西方的地区发展模式值得学习和借鉴。

2.1 社区模式起源的社会背景

西方社区工作具有一脉相传的历史积蓄，从教区的社会福利组织、国家的福利救助以及19世纪末的睦邻友好运动，均奠定了良好发育的社会基础和文化传统。地区发展模式的产生主要源于两个背景，一是新保守主义思想。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福利国家政策陷入困境，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此时，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新保守主义为了保护人们自由平等和自由竞争的权利，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主张家庭应承担自我照顾的责任。如果有人需要协助，应帮助他们发挥自我照顾的能力，而不是长期依赖他人或福利机构。由此，福利意识发生个人问题向个人负责的转变。2010年以来的“大社会”政策，赋予地方更多的权限和自主。二是联合国关于社区发展的倡导。1955年，联合国社会局将“社区发展”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提出。1960年，联合国出版的《社区发展与经济发展》一书将社区发展定义为，一种由社区居民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政府部门、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积极配合，共同去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的过程。在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共同影响下，罗斯曼适时提出地区发展模式，在社区发展史上极富传播力和影响力。

中国的社区建设源于政界和学界长期的理论探索和实操经验。20世纪20-30年代，以梁漱溟的邹平模式和晏阳初的定县模式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社区建设的有益探索。20世纪90年代初，为应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城市问题，社区建设首先兴起于城市，而且也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产物。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在理论上给出社区建设的明确定义：社区建设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在社区建设中起主导作用;注重人们生活质量提高和人文环境建设。2013年，民政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明确将社区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干预的主要形式。近年来，政府陆续出台有关社会工作服务及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充分表明政府不断让渡空间，民间社会组织服务民间的趋势显现。

综而观之，中西方关于社区建设都进行了长期的经验积淀和理论凝练，但由于理论切入点的不同，就会导致干预措施及干预效果的差异。地区发展模式属于现代意义上的专业性社区工作，在“社会”层面自发形成，侧重过程目标。中国社区建设则由政府主导，介入模式偏重保守的任务目标完成，且注重宏观层面的问题解决，主要目的指向社会稳定。另外，地区发展模式的理念是让作为主体的社区居民关注社区和治理社区，彼此之间形成互动沟通与自助互助，社区工作者只是扮演第三方的协助者角色。这与本土社区建设包揽式服务的做法大相径庭。近年来，中国社区建设出现大规模、持续性进社区运动，法律进社区、文化进社区、警务进社区、卫生进社区等，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自下而上地承接了许多行政性事务，而真正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服务则力不从心。中国社区建设面临转型的挑战和机遇。

2.2 “助人自助”的伦理价值观

地区发展模式起源于西方社会的文化脉络和价值观念，与社会福利思想、宗教慈善思想、人道主义价值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性。其中，社会福利思想的内涵是指国家除了提供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外，还应满足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需求，强调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福利权。由此，整个社会营造出浓厚的福利氛围，有利于“助人”理念的萌生。宗教慈善思想主张“博爱”，爱是“助人”的基础，“博爱”是一切助人活动的基础，它肯定了众生平等观念。人道主义价值观提倡关怀及尊重人，主张人格平等，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在三种核心思想与价值观的影响下，西方社会“助人自助”的伦理价值不仅意味着要给予受助者关爱和帮助，而且要挖掘受助者自身的潜能和优势，促进个人发展，使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最终实现人格上的尊重和平等。

中國社区建设体现出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色彩，“助人自助”的伦理价值总体上只呈现“助人”特点（表1）。关于“助人”，类似于社会保障的社会救济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已出现，如，管子提及的“九惠之教”，孟子的“推恩”等。这些救济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朝者的吉庆事典时颁诏施救，另一种是出现自然灾害时，统治者会采取社会救助措施。显然，救济活动表现出的助人理念，多从慈善的角度给予受助者恩赐，“同情”的标签效应明显，未能将平等、尊重等体现人格的助人理念表达出来。究其根源，一是尊卑森严的等级秩序。中国历史上长期盛行行动意义上的慈善救济，而国家与民间、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着森严的等级秩序，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格平等和人格尊严。长期浸淫于“尊卑”的文化场域，社区居民在心理上往往对社区工作者提供的服务秉持被动的“受助”态度，无法涉及受助者“自助”的潜能挖掘和自我成长。二是中西社会结构的差异。西方社会是“个人—社会”的两级模式，而中国社会则是“个人—家庭—社会”的三级模式。西方缺失“家”文化，因而形成了带有宗教信仰的团体格局。中国始终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父母在不远游”等传统观念均体现了“家”的重要性，其影响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差序格局之下的熟人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以“己”为中心，按照“血缘—地缘—业缘”脉络建立的社会关系网。在社区，居民的“求-助”关系大多存在于亲戚邻舍之间，其他人都被划为“圈外人”。他们将助人者的给予和帮助视为理所当然，无法形成“自助”的理念。三是鲜明的道德取向，在帮助他人时容易将道德观等同于专业价值观，如，同情与同理、献爱心与爱的能力、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志愿者与社会工作者等，致使社区工作欠缺专业方法指导而陷入低水平重复。

2.3 社会转型中的体制变革

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社会经历“二战”后的繁荣逐渐走向停滞与衰退，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如，社保覆盖面扩大、津贴标准上升以及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高额的财政压力迫使政府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英国撒切尔政府指出，社会保障不仅仅是国家的责任，应该建立在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的双重支柱上，强调国家、社会与个人共同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自助、互助与国家保障相结合”的保障理念成为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面对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社会政策创新的时代诉求，能够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社会工作重新走进民众视野，在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相结合而产生的地区发展模式即是一套含有目标、任务和策略以及社会工作角色和方法在内的完整实务模式。

在中国，依然固守属地化管理已明显不符合大规模流动的社会现实，因而，在社会组织方式上出现了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的趋向，社区遂成为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1986年，民政部将“社区”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后，“社会福利社会办”与“社会福利单位办”开始分道扬镳。1987年，民政部提出社区服务的发展方向，社会各界对此达成高度共识。社区建设虽然由政府主导，但因其承载多种功能及牵连多元主体，尤其是快速变迁的社会背景下，城乡社区越来越背离原初的共同体家园，社区居民越来越缺少情感交流和联系。所以，社区建设的意义还在于调动社会各方的广泛参与，提高居民之间的互动和参与能力，增强社区的归属感。

地区发展模式是在社会问题的激发下产生的实务模式，其主要功能在于以服务性质的自组织来分担政府的福利责任。中国的社区建设同样也是基于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而产生。所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对待社区建设的态度举棋不定且施政上的顾此失彼。一是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现代的转型时期，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服务之间尚未形成一个有机协调与良性循环的整体，条块分割及其政出多头往往导致政策执行者无所适从。二是将社区建设的范围限定在基层的居（村）层面，服务于微观的“个人治疗”，难以涉及结构层面的“社会倡导”。三是冀望社区服务立竿见影的迫切心态，恰恰忽略了本土社区建设基础薄弱、社会认同度不高、专业性不强的现实，片面强调指标考核的任务目标自然难以体现社区工作的过程目标。那么，社区建设应在哪些方面借鉴与发力？第一，地区发展模式注重过程目标。本土社区建设实施过程中，一般以“地区”分类的社区作为实务对象，注重任务目标的达成。表面上看，维护了社区稳定与和谐，实质上的问题根源并未化解。社区工作者长期驻扎社区，自然最了解居民需求和社区资源，如果能够针对需求供给相应的服务，就会由被动回应问题转换为主动服务居民的需求。这是本土社区建设在策略和技术上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第二，地区发展模式强调社区层面和居民个人层面的自助和互助。“社区自助”主要指在不借助外来力量的情况下，居民齐心协力挖掘社区资源，有能力解决社区问题，社区整体达到自助。“居民自助”是指解决社区问题中个人潜力的发掘和能力的提升。此外，居民的积极参与和民主决策能够实现“互助”。由此，社区建设中的流动人口管理、青少年矫正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居民情感维系等问题，都可以通过“自助”和“互助”予以解决。第三，地区发展模式提倡社区工作者采用非直接干预方法。社区工作者在实践中扮演支持者和协调者的角色，相信民力无穷，鼓励居民关注社区事务、关心社区发展，从而实现社区内生机制的有效运转，而不是政府购买服务的“为买而买”。在中国，如何借力使力，开发社区福利机构或社区组织的服务能力与能量，使社区能服务，将是社区发展的重要考量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