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珊珊，易 涛，卓 瑜，蒋晓华，李 琰，骆雪梅，李 匡

截至2010 年末，我国残疾人口共8 502 万，占总人口的6.3%；有残疾人的家庭户占全国家庭户总数的17.8%[1]。残疾人由于身体状况、认知及社会经济因素，在灾害中更容易受伤或死亡[2]。四川省属于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地震等地质灾害发生后的72 h 内，灾民的存活率随时间的推移呈递减趋势。因此，残疾人备灾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备灾，在地震发生后采取一些简单的措施可以让他们在灾害发生后的72 h 内更好地管理自己和家庭[3,4]。备灾教育是将备灾知识转变为行为的重要外界条件，而态度是使行为发生改变的动力。目前，国内针对轮椅使用者的备灾教育甚少，本研究旨在探索适合轮椅使用者的备灾教育模式，并评价其对轮椅使用者备灾态度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招募四川省绵竹市残疾人中心的轮椅使用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每周使用轮椅时间≥40 h；（2）愿意主动、全程参与本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3）近1 年内未参加过备灾相关的培训和教育。排除标准：（1）年龄＜18 岁或＞65 岁；（2）认知受损者；（3）语言沟通交流障碍者。最终纳入研究对象21 名，均为脊髓损伤者，同时也是残疾人自助小组成员（该自助小组成立于汶川地震后，通过每个月聚会的形式互帮互助，沟通交流）。本项目通过香港理工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于没有条件设置对照组或者没有必要设置对照组的经常会采用自身前后对照。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及经费、时间的限制，笔者团队选择了单组自身前后对照的类实验研究设计。在备灾培训前、培训后及培训后1 个月分别收集问卷，分析问卷。

1.2.1 培训前期准备 2016-08 研究小组成员在残疾人中心成员的携同下，进入轮椅使用者家中入户访谈和实地考察。2016-09 在相关领导的带领下和轮椅使用者深入交流，了解他们对备灾教育的需求，听取他们对备灾教育的建议后，根据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FEMA）指引[5]及研究对象的建议有针对性地设计培训方法和内容，并成功和这一群体建立良好关系。参与培训的人员均拥有4年以上的临床工作经验，且正在进行灾害护理硕士研究生课程的学习。

1.2.2 备灾培训 由于轮椅使用者的特殊需求，培训地点选择距离近、无障碍设施齐全，且有导尿作用床铺的农家乐。备灾培训分为灾害基础知识、制订备灾计划和准备备灾包三部分。灾害基础知识以讲授和提问互动的形式进行，根据东京消防厅制定的避难卡和参与者探讨备灾计划的内容制订备灾计划，培训者充分准备好备灾包里可能用到的物品卡片，让他们选择需要的物品准备各自的备灾包。反转课堂的形式使轮椅使用者们成为课堂的主体，主动学习、发现问题并一起解决问题，课堂气氛活跃，参与者们求知欲望强烈。在培训时建立微信群保持联系，培训后会在群里分享减灾、备灾相关知识。

1.2.3 评价指标 使用自制问卷《轮椅使用者备灾状况调查问卷》对轮椅使用者的备灾状况进行评估。该结构式问卷是在FEMA《备灾有意义！为残疾人和社区指定的备灾指引》大框架下参考Lisa R. Baker 等的Family Preparedness Survey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和董杉的《广东省残疾人备灾水平调查问卷》制订的[5-7]。笔者团队发函邀请灾害急救、急诊护理、急诊管理、护理教育和灾害护理领域的5 位专家进行咨询以确定问卷内容效度，并选取与本研究无关的15 名轮椅使用者检验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本问卷的专家内容效度S-CVI=0.94，信度Cronbach,s α= 0.734。

该问卷从备灾知识（knowledge of disaster preparedness，KDP）、备灾态度（attitude of disaster preparedness，ADP）和 备 灾 行 为（behavior of disaster preparedness，BDP）三个维度评估轮椅使用者的备灾状况。问卷包括四个部分：（1）一般资料：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轮椅使用的时间、熟练度等12 个条目；（2）KDP：14 个条目，为对错题，答对得1 分，答错为0 分，总分为0～14分，分数越高，说明KDP 掌握情况越好；（3）ADP：包括认识备灾（包括2 个条目）和参与备灾（包括9 个条目）两个维度。采用Likert 5 级评分法，从“非常赞同”至“很不赞同”依次给予1～5 分，总分为11～55 分，分数越高，说明ADP 越好；（4）BDP：12 个条目，采用二级分法，总分为0～12 分，分数越高，说明BDP 做得越好。

备灾培训前（T0）、培训后（T1）及培训后1 个月（T2），在培训人员指导下，参与者自己填写《轮椅使用者备灾状况调查问卷》。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63 份，因1 人无法参与T2 的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62 份，回收率98.4%。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采用Shapiro-Wilk 法进行正态检验。所有正态资料均以表示，偏态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 M（IQ）］表示。对于偏态分布数据，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多个独立样本Kruskal-Wallis 检验比较不同情况轮椅使用者的备灾态度水平，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检验，多组及组间数据的比较采用Friedman 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平均年龄为（41.2±7.7）岁，男女性别比为1 ∶1。文化程度、月收入、使用轮椅时长、家庭成员、轮椅类型、婚姻状况、行动不便原因等一般资料见表1。

2.2 不同情况轮椅使用者基线防灾备灾态度的比较 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年龄、月收入、使用轮椅时长、家庭成员组成、使用轮椅类型、婚姻状况和行动不便原因的研究对象防灾备灾态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研究对象基线防灾备灾知识、态度、行为的相关分析 干预前备灾知识-总分（T0-KDP）为8.0（3.0），干预前备灾态度-总分（T0-ADP）为48.5（7.8），干预前备灾行为-总分（T0-BDP）为3.0（3.8），两两相关性用Spearman 相关分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 不同特征的轮椅使用者教育培训前备灾态度比较

表2 基线备灾知识、态度及行为相关性分析

2.4 备灾教育对防灾备灾态度的影响 研究对象的T0-ADP 为48.5（7.8）；经过3 h 备灾教育后，干预后备灾态度总分（T1-ADP）为54.0（5.0）；1 个月后随访的备灾态度总分（T2-ADP）为51.0（5.8）。T0-ADP 与T1-ADP 的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干预后的两次态度相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表3）。Friedman 检验显示三次态度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两比较结果显示，T0-ADP 和T1-ADP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T0-ADP 和T2-ADP 态度总分，T1-ADP 和T2-ADP 态度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4）。

表3 T0-ADP、T1-ADP 和T2-ADP 的相关分析

表4 T0-ADP、T1-ADP 和T2-ADP Friedman 检验比较

3 讨 论

3.1 轮椅使用者备灾态度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发现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年龄、月收入、使用轮椅时长、轮椅类型和行动不便原因的轮椅使用者的防灾备灾态度没有差别，这和Smith 等[8]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他们认为女性、低收入和文化程度较低的残疾人备灾意识较差。这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不能代表轮椅使用者的整体情况，可能出现假阴性结果；（2）本研究样本人群的文化程度及收入水平整体较低，使得人口统计学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不明显。

3.2 轮椅使用者防灾备灾基线水平的分析 Pan 等[9]的调查显示中国沿海农村地区残疾人的备灾意识较为薄弱。本研究中轮椅使用者的备灾态度水平中等，可能是由于本研究调查对象的地点位于四川省绵竹市，绵竹市经历了汶川大地震，地震发生后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开始重视防灾备灾，提高了整体的备灾态度。Gershon 等[10]的研究也证实经历过灾害的残疾人具有较高的备灾水平。Mahdaviazad 等[11]的调查发现，伊朗设拉子的居民在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努力下，虽然防灾备灾的意识提高了，但将意识转化为行为的能力还很薄弱。类似于他们的研究，笔者发现基线的备灾行为比较消极，且态度和行为没有相关性。这说明，虽然近年来国际组织及各部门尤其重视对残疾人进行备灾宣传及培训，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残疾人对于防灾备灾的认识及态度，但他们将意识转化为行为的能力有限，这是今后的备灾教育需要改善的方面。

3.3 备灾教育干预改善了轮椅使用者对防灾备灾的态度 本次研究发现，在经过3 h 的教育后，轮椅使用者的备灾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善，这和Roush 等[12]和Baker等[6]的研究结果一致。通过培训备灾相关知识、制定备灾计划及备灾包，轮椅使用者们肯定了自身在备灾中的作用，通过了解常见灾害、确定避难场所、制定逃生路线和备灾计划等可以增强自身在灾害发生时的抗逆力。本研究显示干预前与干预后的备灾态度无相关性，说明备灾态度改善的程度与备灾态度的基线水平无关，只要进行有效的教育，参与者的态度变化是一致的。这提示高质量的备灾教育干预是决定备灾干预效果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

干预1 个月后备灾态度呈倒退趋势，虽然总分仍高于干预前，但干预1 个月后的备灾态度与干预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干预1 个月内轮椅使用者没有再接受备灾相关培训，备灾态度水平已与干预前无异。干预后和干预1 个月后的备灾态度呈正相关，说明尽管轮椅使用者们的备灾态度水平会随着干预后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但干预后的备灾态度水平越高，干预1 个月后的备灾态度水平就越高，这再次提示了高质量的备灾干预的重要性。

自然灾害能够给面对紧急情况没有做好准备的人群造成毁灭性后果[13]。残疾人对未来的灾害有一种焦虑，包括如何撤离、哪里是安全的避难地点和由谁来照顾自己[14]。备灾对于轮椅使用者来说必不可少。本研究显示，轮椅使用者对于备灾教育培训有强烈的需求，短期的备灾教育显著提高了轮椅使用者的备灾态度水平，但干预后1 个月内还需要持续的备灾教育才能保持干预的效果。笔者对轮椅使用者备灾教育模式的初次探索在制定提高残疾人备灾水平的策略方面具有指导意义，并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4 研究局限

本研究的样本取自有汶川大地震背景的绵竹市残疾人中心的残疾人自助小组，虽然他们致残原因并不都是地震，但有研究显示经历过灾害的残疾人备灾态度水平比较高[15]，所以本研究的轮椅使用者备灾态度基线水平不能代表所有轮椅使用者的备灾态度水平。由于样本量太小，轮椅使用者备灾态度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可能出现假阴性结果，需要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明确。此外，本研究因为经费、时间的限制，选择1 个月后再次收集问卷资料，对于备灾教育后期态度效果评价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