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定云

(1.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875；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一、《殷墟文化大典》顺应时代而生

殷墟，原称“北蒙”，是中国商朝后期的都成遗址，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公元前14世纪，商朝君主盘庚在他即位的第十四年，将国都从“奄”迁于“北蒙”，并改“北蒙”为“殷”。盘庚十五年，开始大规模营建。自此，商代后期国都都建于此，不再迁徙，直到周武王伐纣，殷纣王登鹿台自焚，殷朝灭亡，历经8代12王，共273年。在此期间，这里一直是商朝后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创过了辉煌的青铜文明，演绎过不少威武雄壮的史剧，在当时的东方，乃至世界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商朝灭亡后，这里遂沦为废墟，史称“殷墟”，距今已有3300余年的历史。

“殷墟”在古代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汉代司马迁《史记》云：“二世三年，项羽与章邯盟洹水南殷墟上。”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云：“洹水东径殷墟”。宋代以后，这里虽被误认为是河亶甲所居之“相”，但位置仍然十分准确，《通鉴地理通释》载：“安阳县本殷墟，河亶甲城在西北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所记位置与《史记》、《水经注》完全吻合。

“殷墟”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但它的真容，所蕴育的历史文化，一直为人们所不知。直到1899年，因甲骨文被发现才闻名于世。1928年开始的科学考古发掘，揭开了“殷墟”神秘的面纱，一座辉煌壮丽的王宫古城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她的重要性逐渐被世人所认识。1961年3月，“殷墟”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7月13日，在立陶宛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0届会议上：将“殷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世界对“殷墟”历史文化的肯定，也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骄傲。

“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殷墟厚重的历史文化决定的，也是百年来甲骨学者、考古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探索、研究的结果。但是，厚重的殷墟历史文化，过去多为少数学者所了解，一般的老百姓甚至包括一些其它方面的学者，对殷墟所包涵的历史文化并不了解，或者了解不多。在此情况下，为了让国人和世人了解殷墟真正的文化内涵，一部介绍“殷墟文化内涵”的学术著作应运而生，它就是《殷墟文化大典》。可以说：该书是顺应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而“诞生”的；而它的“诞生”又为殷墟增添了新的光彩。

二、《殷墟文化大典》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明

《殷墟文化大典》(以下文中称《大典》)，其主编是王宇信先生，副主编是杜久明、孟宪武先生。由于殷墟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全书由《甲骨卷》《考古卷》《商史卷》构成；每卷又分上、下册，共6个分册，全书约300余万字，于2016年12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中外第一部全面介绍殷墟文化的学术巨著。它在介绍、宣传殷墟文化，让殷墟走向世界，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现将《大典》三个分卷，介绍如下：

《甲骨卷》是张坚先生和他率领的团队编写的，主要介绍近百年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及其研究概况。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开启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时代。1928年，前中央研究开始在殷墟进行考古发掘后，就不断有甲骨文出土，尤其是1936年春第十三次发掘的YH127坑，出土甲骨达17000余片，是殷墟历次出土数量之最，堪称殷代的“档案库”。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小屯南地，发现甲骨刻辞4500余片，是新中国最重要的一次甲骨发现。1991年，考古所安阳队又在花园庄东地发掘H3，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字甲骨689片，以大片的居多。这是一坑完整的“子卜辞”，它对殷墟卜辞的研究和殷代历史的研究将发挥重要作用。自1899年至现在，殷墟总共出土的甲骨文数量不下于15万片，是研究中华文字发展与研究商代历史的珍贵史料。《甲骨卷》对历次发现甲骨的情况，此均有详细记述，可供人们查阅。

殷墟所出甲骨资料，是对商代历史的重要补充。自王国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来，它的“补史”作用，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经过几代甲骨学人的努力，甲骨学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它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也使人们对殷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研究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如今，甲骨学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它分布于海外14个国家，外国学者就达500余人。甲骨学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显学。

甲骨文是汉字的前身，它源于象形文，是世界四大古老文字系统之一，也是世界唯一流传至今的古代文字，显得尤为珍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字是中华文化传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3000多年，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甲骨卷》对甲骨文中的各种名词，如人物、地理、天文、气象、建筑、医疗、农业、放牧、军事等等，都用现代语言逐一作了介绍，使读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将深奥的甲骨文通俗化，这是创造与创新。让甲骨文所记之事，为广大读者所了解和认识，是对殷墟历史文化最好的宣传与普及。

张坚先生和他的团队成员，原先都不是专门研究甲骨文的，他们转入甲骨文研究后，用了近5年的时间，据说“数易其稿”。他们为此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其精神可钦可佩！当然，由于时间匆促，在个别问题上，由于看到的材料不全，其结论不够明确，如“家谱刻辞”(儿氏家谱)，从过去到现在，真伪之争一直不断，书中虽然作了介绍，但没有作明确的结论。其实，从“家谱刻辞”骨面“照片”中可以看到：墨汁从“字口”渗透到骨面深处，形成一条条“墨痕”，那是“伪刻”的铁证[1]；再如“两系说”，是1977年李学勤先生提出的。李先生的主要“根据”是：卜辞“小乙、父丁”中的“父丁”是武丁，因此“历组卜辞”时间要提前；而反对者认为，“小乙、父丁”中的“父丁”是“康丁”，“历组卜辞”时代不能提前。“历组卜辞”时代之争，这是近些年来甲骨学界的“大是大非”问题，它关系到整个“历组卜辞”的时代归属。而随着历组卜辞中“小乙——三且——父丁”这一祭祀次序的复原，是对“两系说”的有力否定：此“父丁”必是“康丁”。因此，“两系说”不能成立是毫无疑问的[2]。

《考古卷》是由孟宪武、杨善清两位先生率领的团队编写的，参加这一团队的还有申文喜等15位学人。该卷主要介绍自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开始发掘殷墟以来，历次发掘所发现的遗迹、遗物之情况，是《大典》中的重头戏。从1928年至现在，通过发掘基本搞清楚了位于小屯村的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位于侯家庄的殷墟王陵遗址与陪葬坑；位于小屯、苗圃北地、大司空村、孝民屯村等四处大型手工业作坊遗址；位于洹北花园庄村、董王度村一带的洹北商城。这些重要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殷墟范围的认识。而后冈“三叠层”文化的发现，侯家庄数座王陵的发现，小屯村“妇好墓”、54号墓的发现，环绕小屯宫殿、宗庙遗址大壕沟的发现，徐家桥村北四合院建筑遗址群的发现，殷墟大道以及近百座车马坑的发现，都极大地丰富了殷墟文化遗址的内涵。所有这些重大发现，《考古卷》都有详细的介绍，读者可以尽情阅览。

随着殷墟遗址的发现，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等。它是商代灿烂青铜文明的物质见证。甲骨文的情况，前面已有介绍。而出土的青铜器，粗略估计接近5000件，包括青铜礼器、兵器、工具、艺术品和其他杂器。青铜礼器大多出于大、中型墓葬，其中“妇好墓”就出土468件之多，且种类齐全。在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有著名的“司母戊”大鼎、鹿方鼎、牛方鼎、虎食人卣、妇好三联甗等等。《大典》对众多有名青铜器的出土情况，艺术特征均有介绍。而出土的玉龙、玉凤、玉人、玉虎、玉牛等等，则用精美的彩色图象刊登在《考古卷》的前面，文中再用加以文字描述。可以这样认为：《考古卷》图文并茂，将殷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展现在海内外读者面前。

殷墟考古遗址和遗物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殷墟遗址的发现，证明殷代的历史是可靠的，也为追朔中商与夏代奠定了根基。这是对“疑古派”的有力否定，开启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时代。郭抹若曾云：“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真实的情况确实如此。如今殷墟《考古卷》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是多少古书都无法比拟的。殷墟遗址所展示的文明，是当时的亚洲是最先进的，在世界上亦放射出夺目光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金秉模，在考察殷墟时称赞：“王陵遗址可与古埃及金字塔相媲美，是第二个古埃及。”这样的评价，是对殷墟遗址在世界所占地位的真正夸奖。

《考古卷》所收材料甚为全面，遗址、遗物的介绍也恰于其分，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厚重的殷墟”，值得肯定。但也有某些“不足”，即在解读青铜器名称时，同一个“司”字，如“司母戊鼎”；有的却释为“后”，如“后母辛觥”。同一个字前后释读不一，让读者无所适从，希望以后改之。

《商史卷》是由郭胜强先生率领的团队编写完成的，参与编写的还有李慧芬、路爱军、孙占伟3人。关于“商史研究”，前人已有不少著作，可供借鉴。问题在于：随着甲骨文研究的推进，以及殷墟田野发掘成果的展示，极大地丰富了“商史”内涵，补充并修正了原来文献中的某些失误，使“商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因此，如何编好《商史卷》，是摆在团队成员面前的新任务，并非易事。因为是《大典》，该书只能采用“词条式”写作方法，要求内容集中，重点突出，文字简练。一个词条只能叙述一个商史问题，文字要通俗易懂，内容要便于掌握。总编王宇信先生，对该卷之撰写了予极大的关心和帮助，从人才培养到具体写作，都倾注了他不少心血。该卷亦分上、下：上卷介绍商史人物、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祭祀、文化、方国地理；下卷介绍殷墟文化之研究学者、研究著作、学术机构和团体、重要的学术活动等。在每个“词条”里面，尽量采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成果，并作出自己的判断。例如：商代的继承制度，究竟是“兄终弟及”，还是“父子继承”？作者在研究甲骨文中的祭祀情况后，认为“商人不重视旁系先王”，“商代王位继承制的本质不是兄终弟及，而是父子继承。”这个结轮比较符合实际。

广泛采用学术成果尤其是新成果，是本卷的又一特色。一百多年来，研究商史的学者相当多，著作也极为丰厚。1899年甲骨文发现100周年时，宋镇豪曾作过统计：研究殷墟的中外学者达3833人，收入的论著目达10946条[3]。这个数字是多么地庞大！如今又过去近20年，其数字只能是更庞大。由此可见，欲将百年来的研究成果收集起来，绝非易事。该卷的作者们，不畏艰难，不怕辛苦，硬是将以往的著作及其成果，尽可能地收入其中。他们在相关“词条”中加“注”，注明文章出处；在“词条”后面列有“参考文献”；在论述某一章节的后面，都设有“研究著作”一栏，注明在撰写该条时，参考了哪些中外学者的文章。这样处理，既表现出认真负责，也是对前辈学者的敬重与尊重。

《商史卷》“词条”介绍中，很多都离不开甲骨文，离不开考古。因此，将文献记载与甲骨文研究、考古成果结合起来，是本卷的显著特点。由于《甲骨卷》、《考古卷》中已有相关论述，这里就不赘言了。

总之，《商史卷》的出版，是百年来商史研究的总介绍，让读者对商史有一个全面、正确的理解与认识。它突破了以往文献的局限，将商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高度，其功可赞！

三、《殷墟文化大典》为今后殷墟研究奠定了基石

《甲骨卷》《考古卷》《商史卷》是《大典》中3个独立的部分，但内容上又互相联系，互相依存。这种“既独立，又依存”的关系，恰恰是《大典》能够“一体”的根基。该书3卷共6册，合计300多万字，精美图片10000多张，每卷前面都有许多彩色照片，从而使《大典》的文字叙述与精美图片相结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正是这“三位一体”，将殷墟的悠久历史与灿烂的青铜文明相结合，奉献给海内外读者，使他们能够全面、准确地了解殷墟文化。《大典》是第一部全面介绍殷墟的大型集成性著作，它的作用与贡献是目前其他著作难以替代的。

安徽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们，为该书的出版尽心尽力。他们不断地与作者交流互动，使出版质量达到了较高水平。出版社的功劳与贡献同样值得称赞。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殷墟研究的新起点。随着今后研究工作的进展，《大典》将不断发挥借鉴与推动效应，为弘扬殷墟文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夏鼐先生说过：“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并且它又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在上述三个要素方面，它都自具有中国色彩的特殊性。”《大典》中的三个分卷，正是将甲骨文研究、遗址考古、文献记载高度结合，是对夏鼐先生所作评价最好的解读与诠释。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世间上的事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科学研究也是如此：科学研究是没有尽头的，它只有不断的新起点。《大典》是一部很好的学术巨著，但也存在某些“纰漏”，这不足为奇。俗语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作为一部学术巨著，要求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收集、整理、查看那么多的文章、材料，并作出恰当的评价，决非易事。要求不出一点“纰漏”，确实不易。作为“评论者”，指出其中的“纰漏”，是希望今后改进，让著作能“更上一层楼”。

《大典》是殷墟文化研究中新的奠基石，而以王宇信先生为主编的编辑者们，一共29人，其中殷杰先生已经作古。他们是奠基石的铺垫者。他们的辛苦没有白费，在殷墟文化研究的大道上，已深深地留下了他们的印迹。随着《大典》在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方面，发挥“与日俱增”的效应，殷墟文化研究的史册上，会将他们的名字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