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东升 陈昶

一、问题背景：“三不腐”体制机制的缘起

腐败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要确保党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就必须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制度反腐融入了鲜明的时代法治特色并形成新的社会关注焦点，譬如，当前对“打虎”“拍蝇”“猎狐”的整治，尚需警惕腐败亚文化促使微腐行为被人情世故正名化[1]等现象。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无论新的腐败现象以何种样态呈现，反腐的工作脉络依旧聚焦于黨风廉政建设这一主题，是以力戒腐败，凸显党员的纯洁性、廉洁性、先进性、时代性，从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顶层设计与靶向治理一体推进、条文破立与体系完善有机耦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配套联动、‘关键少数与‘绝大多数齐抓共管、纪法分开与纪法衔接协调施展、反面警示与正面倡导辩证共治”[2]。十九大以来反腐力度毫不手软，继续深化标本兼治，夯实治本基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助益于党内政治生活良好气象的营造、党员行为规范的指引和干群关系的修复。

体制是一种整体性的结构框架，机制则强调运作过程，前者侧重静态，后者侧重动态。一项良性的体制机制强调问题导向基础上赋予其理性元素，是以驱动个人层面的理性行为。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一项科学、系统和规范的整体框架和运作机制，“三不腐”体制机制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