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娴 沈丽旸

《道原精萃》

As the most widely-circulated book published by Printing Workshop of Tushanwan Orphanage Technology School,Daoyuan Jingcui was complied under a multi-plant interdepartmental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and creation approach.Coupled with case studies on several Tushanwan arts and crafts works, it is found that this collaborative arts and crafts work production mode seemed prevailing at that time.

作为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印刷工场发行量最大的一部宗教图书,《道原精萃》的创作采用了一种多工场跨部门协作式的生产创作方式。结合多个土山湾工艺美术品的案例分析，发现这种协作式的工艺美术品生产方式似为常态。这一协作生产方式一则源于最初单纯传教目的下多部门合作完成的惯例，而后作为一种创作传统在世俗产品生产中也得以延用；二则由于各工场在工艺院内毗邻的位置为协作式生产带来的便利性。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所采用的协作式生产方式，与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生产与传习方式截然不同，在当代中国工艺美术传承与生产方式寻求突破的语境下具有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图像传教作品《道原精萃》

《道原精萃》是19世纪下半叶在基督教全球传教背景下出版的系列图像宗教类图书，共有八卷七部：一、《万物真源》；二、《天主降生引义》；三、《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四、《圣母传》；五、《宗徒大事录》；六、《诸宗徒列传》；七、《历代教皇洪序》。一、二、三为明代意大利基督教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所著，六为明代意大利来华传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所著，其余皆为李问渔神父译著。

《道原精萃》首刊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收录了300幅宗教类插画，以图画配以文字的方式讲述了天主教教义以及传教情况。于1890年、1904年、1926年不断再版刊印，流传于亚洲各国，不仅是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土山湾画馆、印书馆全盛巅峰时期的重要见证。

比利时中国宫、八角亭

《道原精萃》卷首收录了管理土山湾美术工场与印刷工场的神父方殿华(Louis Gaillard)所写的《像记》一则。《像记》的开篇就强调了图像能够克服语言、文化的障碍，是基督教传教中的有效手段，也解释了《道原精萃》这本书为何选择图文并存的形式出版。《像记》后篇以简短的文字记述了书中的图像来源以及在华传教经历：明神宗万历二十年间的耶稣会神父（司铎）纳笪利（J.Nadal）绘耶稣事迹的图像在华流传，明崇祯八年间艾儒略神父仿其原本流传广泛，清咸丰三年法国某神父再次仿画，光绪十三年江南代牧区主教倪怀纶（Valentinus Garnier）在前人基础上编译了《道原精萃》。

二、《道原精萃》的创作与生产

《道原精萃》的出版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以通俗易懂、图文结合的方式向中国人宣传西方的天主教教义。此外，据《教皇大庆倪主教贡献略记》记载，当时将举行盛典庆祝罗马教皇的五十年大庆，世界各地都有礼物进献至梵蒂冈。江南教区主教倪怀纶也精心准备了献礼，《道原精萃》于是被“装以锦套棉匣”，于1887年8月被装箱运往罗马参加盛典。

土山湾的印刷工场与美术工场在1936年之前一直以“南楼”的名义统管，属于同一个行政部门，下设一到两位副主任分别管理印刷和美术业务。在生产《道原精萃》时，“南楼”由方殿华神父管理。方殿华神父出生于法国，于1885年来到中国上海，进入徐家汇后就潜心研究汉学，主要研究中国历史、风俗和艺术。他曾发表《中国艺术研究》与《中国木刻艺术与绘画艺术》，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艺术的尝试之一。1886年，方殿华开始负责印刷图像的生产，统筹管理印刷工场和美术工场两个部门，创作出土山湾印刷历史上最大型也是最辉煌的一部著作。

《像记》中更是明确记载了《道原精萃》的生产过程，全都由工艺院内工场完成，涉及美术工场、木工工场、印刷工场三个部门，各司其职，互相协作，用最高超的工艺完成这部对宗教、绘画艺术、印刷技术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品。

（一）土山湾美术工场的参与

怕世人不知《道原精萃》的创作者，方殿华神父在《像记》段末特意写道“去年江南主教倪大司牧辑《道原精萃》一书，嘱刘修士必振率慈母堂小生，画像三百章，列于是书。其间百一十章，仿法司铎原著，余皆博彩名家，描写成幅。既竣，雇手民镌于木。夫手民亦慈母堂培植成技者也。予自去岁以来，承委督绘像等艺，恐阅是书者，不知是像之由来，爰志于此卷首云。”由此可知，《道原精萃》由当时的江南区主教倪怀纶主编，刘必振修士带领美术工场的学徒在学习纳笪利、艾儒略等人的绘画中博彩众家之长而创作图像；然后由土山湾的木工工场将图画镌刻在木板上，制成雕版后再印刷成册。

《道原精萃》书中图像的绘画水平参差不齐，表现风格各异，有的所刻画的场面复杂生动、人物众多、形态各异，有些插图则稍显单薄，可见参与创作的工场人员的年纪或者技法各有高低，多达三百幅的图画创作应该动员了全工场的人员参与，根据所描绘的场景内容和难度进行分工。

参与绘制的工场人员大多没有留下姓名，只有一位名为“王安德”的画家在八卷第一页《救世真主》的图中留下了“王安德画”的标记。关于王安德并无太多资料，只知道他是刘必振的学生。在土山湾后续出版的《古史像解》和《新史像解》的彩图插画中都有不少细小的“王安德A.Wang”、“A.Wang”、”A.W”的署名，这些署名都很隐秘、不易发觉，多藏在图案和线迹中，但并未破坏整幅插画的美感。王安德为何以这种方式留下自己的姓名，其中或许另有隐情。

（二）土山湾木工工场的参与

当时插画图像的印刷方式主要依靠传统的雕版印刷，雕版的好坏无疑决定了后续印刷的质量，因此《道原精萃》中精美的插图离不开木工工场雕刻工匠们的精湛手艺。

土山湾孤儿院示意图

木工部产品册

木工工场是土山湾工艺院内最早设立的部门之一，也是久负盛名的一个部门，承担徐家汇以及上海周边教堂的建设、祭祀用品、神像雕刻以及一些日常家具的制造。土山湾的雕刻部门原是范廷佐和他的学生在徐家汇创立的，1864年随着蔡家湾孤儿院因太平天国战乱迁入土山湾，雕刻与原先蔡家湾的木工合并成一个工场。因此木工工场不仅能够制作大型的木工产品，也能够进行精巧、细微的雕刻，《道原精萃》图像雕版的任务便由他们派遣出雕刻工匠与画馆合作完成。《道原精萃》的图画以线条为主，有人物肖像、也有情景故事，少则一人多则几十人，多用密集的平行短线条来表示光影的明暗关系，多达300个雕版，无论从技巧还是数量上都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三）土山湾印刷工场的参与

根据法国来华传教士史式徽（Joseph de la Servière）所著的《江南传教史》记载:1867年已有孤儿342人,土山湾孤儿院在原来蔡家湾孤儿学习手艺的基础上,设立了制作宗教用品和印刷宗教经书的工场和印刷所,让12岁的儿童学习木工、制鞋、成衣、雕刻、镀金、油漆、绘画，以及“刻写印刷用的汉字、木版”等手艺。可见，此时土山湾印刷工场就已经系统地生产刊印宗教刊物，但名称多有变化，早期因参与创作的工人、学徒都来自土山湾的慈母堂，所出版的名义也多称为“慈母堂”，后来又有“徐汇书坊”、“土山湾天主教孤儿院印刷所”、“土山湾育婴堂印书馆”、“土山湾孤儿院印书馆”、“土山湾印书房”等等名称，20世纪初起大多在出版物的版权页上标注“土山湾印书馆”。1887年版的《道原精萃》卷首写着“光绪十三年夏慈母堂聚珍版”，“慈母堂”便指现在说的土山湾印书馆，“聚珍版”就是指活字印刷。

土山湾印刷工场同时担负印刷和发行两个工作，虽然偏重西文的印刷出版，但其中文出版物在全中国教会出版系统中也占有近三分之一的份额。《申报》的创始人英国商人美查（E.Major）早在光绪五年（1879年）创办点石斋印书局时，就聘请土山湾印刷工场的邱子昂为技师监制印刷出版工作。土山湾印刷工场吸收了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也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道原精萃》就是用具有雕版印刷效果但成本更加低廉的铅印技术排版印刷文字，通过木刻雕版生产图像，最终以中国传统的线装本的形式出版，是西方铅印印刷技术与传统雕版印刷技术融合的产物。

四、《道原精萃》协作式生产的必然选择

《道原精萃》融合了中西方绘画的技法特点、结合先进的铅印技术与传统雕版印刷，对于近现代艺术文化交流、科技发展无疑是最好的见证。这本书在土山湾孤儿院的三个工场部门以协作式生产的方式得以问世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一）传教目的下的跨部门合作惯例

土山湾孤儿院内的各个工场都是为了在华传教而建立的，最初以生产宗教类产品为主，美术工场多描绘宗教相关的人物肖像，木工工场主要负责教堂的建造、神像、祭台的生产，印刷工场主要出版宗教相关的中、西文书籍。三个部门皆属于天主教江南教区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管理，它们的工作生产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中国宣传天主教教义。此外，《道原精萃》作为送给教皇的礼物，各个部门在生产制作时也定当竭尽全力，通过书籍展现出徐家汇传教的优秀成果。

随着孤儿院的发展，这些工场的教育体系逐渐完善，具备了职业技校的性质，所生产的产品都以土山湾的名称对外展示或销售，无疑是天主教耶稣会江南教区在华传教的成果展示。除《道原精萃》《古史像解》《新史像解》这些宗教出版物外，各个工场间也合作出品了许多其他的产品并且享誉国际。譬如1910年，土山湾的五金工场与木工工场合作为比利时国王打造中国宫殿和八角亭，由木工工场负责建造，五金工场负责镀金等装饰工作。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大奖的中国牌楼和百塔也是以木工工场为主、五金工场为辅完成的，其间还得到了美术工场在绘画上的帮助。

（二）工艺院内各工场设置的合作便利性

土山湾孤儿院内的木工工场与五金工场、美术工场和印刷工场最初都分别属于同一个部门，譬如生产《道原精萃》时期方殿华神父是印刷和美术工场的主管，刘必振负责美术工场的业务，向日华负责印刷工场；五金工场原附属于木工工场，葛承亮担任木工工场主任时期，笪光华任木工工场副主任负责五金工场的运作，五金工场独立后笪光华成为五金工场主任。各部门间长久以来习惯于互相合作生产，即便后来因业务的发展和技术的成熟这些工场逐渐独立，但是协作式的生产方式一直延承。再者，从土山湾孤儿院的地图上看来木工工场与五金工场、美术工场和印刷工场的地理位置毗邻，便利的地理位置无疑为工艺院内部协作式生产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三）利润分配引发的问题

《道原精萃》出版后的几年内，土山湾出版了多本以图画讲解天主教教义的书籍，如1892年出版的《古史像解》以及1894年出版的《新史像解》，都是通过美术工场、木工工场、印刷工场三个部门的协作式生产方式出版的。两个本书均用中西结合的彩色图画故事的形式讲解《圣经》，前者收图107幅，后者103幅，发刊后大获好评，让负责绘画图像的刘德斋倍感欣慰。《新史像解》在1894年发行初版时就已印刷了三千册，1932年已经发行了第五版，这样的数字对于线装古籍而言是个很大的发行量，然而这本书热销之后的产权归属问题渐渐激化了美术工场与印刷工场两方的矛盾。

为保证书籍的正常出版和传教的目的，方殿华神父在任职时就规定：美术工场画像，印刷工场印书，两者合作，各用其心，各分其劳，各受其益；出版后，总的权益归印刷工场，但印刷工场必须向美术工场支付画像部分的收益；为控制书价，印刷工场可分次向美术工场支付，支付完毕后印刷工场可按需再次印刷，但画像原作仍归美术工场收藏。这样的规定明确了书籍的销售利润归印刷工场所有，美术工场获取相应的分红以及画作所有权，有助于各部门间互相合作，共享收益。但在方神父离职后，美术工场与印刷工场之间屡次因为画作的使用权和所有权问题发生争执。于是，自《新史像解》之后，美术工场再无大型作品发行于世。

协作式生产中难免遇到此类问题，如何合理地划分产权归属和所获利润影响到每个参与部门的切身利益。美术工场与印书工场因为画作的产权及相关利益问题产生如此激烈的争吵，这场百年前的协作生产中出现的利益分配问题值得深思。

五、总结

《道原精粹》是19世纪下半叶宗教美术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其发行量与海外流传情况均首屈一指。其创作与生产者为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修士与孤儿们，通过还原其生产方式与情况，发现一种跨部门的协作式创作与生产方式，这是土山湾美术工艺品的典型生产方式。这种协作式的工艺美术品生产方式与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生产与传习方式截然不同，在当代中国工艺美术传承与生产方式寻求路径与突破的现实语境下具有当代价值。

古史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