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春春

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散文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古典时期的散文，是相对于韵文的整饬严律而言的，其样式自由灵动，或抒情，或记事，或说理，大部分是情理交融而成锦绣。新文学运动以来，散文与小说、诗歌、剧本并峙，先后经历了强调性灵率性的“个人的发见”、匕首与标枪的杂文、立足时政和时事的报告文学等，个人的才胆识力与时代的面相紧密绾合在一起。新中国以来的散文书写经历了颂歌时代的合鸣、反思时期的追问、启蒙年代的高标、市场时期的文化叩问、及现代生活的古典追慕等，展现出百花缤纷、众语喧哗的特性。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写作更为强调个人的兴怀，剥离了散文的社会政治功能，散文呈现出主观性抒写的特质，或者是散文开始回复其本有的文学质地。一个值得关注的散文现象是，近些年来，一批年轻的散文创作者登上文坛，如新疆的李娟、帕蒂古丽等，他们大都来自边远地区，携带着故乡的记忆走向城市，在城市的现代生活现实与故乡的传统想象之间经营各自的精神世界，或者说他们在文学世界中营构出自我与时代交织、碰撞的小我世界，在他们精致的文学书写中折射出时代发展的强音。

新时期以来，一批藏族知识分子跃然而起，登上文坛，尽管小说和诗歌是他们的首选，但其中仍有相当部分的作家，以散文的形式书写个人生活的所见、所感、所思。代表者如完玛央金驻足在甘南的大地上，用眼和心触摸着紫色的草穗，经营着迷蒙唯美的梦幻世界，以青春懵懂的眼光欣喜地感受生活的美好;格央清醒而又悲情地注视着藏族女性的生活空间，在显豁的书写中感同身受高原女儿的喜怒哀乐和爱欲，凸显出强烈的性别平等期待;央珍远赴北京，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她的思恋凝固于记忆中拉萨的时间和空间，在平视与回望中，央珍为我们展现出一个真实的拉萨女子眼中的西藏;白玛娜珍几经情感浮沉，转身专注于家庭伦理，以家庭为中心辐散情思，彰显她的亲情、友情及大爱之情，温馨中不乏沉滞、洒脱中带些苦涩，让我们看到拉萨的月色下一个优雅女子的忧郁、徘徊及炽热。此外，还有些藏族作家行走在西藏的天空下，以他们的步伐感受历史的滞重和传统的厚重，如加央西热与西藏最后的驮队，结伴行走在羌塘盐路上，风餐露宿，科学考察，忠实地记录了西藏一种古老职业的黯然退场，尽管有无限伤怀，依然阻挡不住现代生活的节奏;平措扎西以民俗学家的眼光看待西藏的世俗生活，在他的漫话、酒话、茶话中，让人们看到桑烟缭绕下西藏民众的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这些作家的散文书写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内心，忠实于自我，让人们在小说虚构的西藏想象之外，看到了真实的西藏，看到了真实的西藏人的生活。这些作家在小我的形塑中为我们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场景，在个人的生活境遇中又让我们看到了心灵的颤栗与跃动。

自从青藏铁路开通格尔木到拉萨段，及至延伸到日喀则，再加上西藏各地市陆续开通航线，交通愈来愈便利，使得人们进出西藏更为方便，也使得西藏神秘的面纱被世人所掀起。人们欣喜地表达着各自对西藏的认识，曾在一个时期，尤其是2006——2009年，《西藏文学》刊登了数量不小的西藏游记散文，主要表达的是人们游走西藏各地的感受和体验;几乎是同一个时期，其它藏区的文化考察、人文旅游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津津乐道藏区的风光、风情，越来越多的有关五省区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的文学作品问世，藏地不再是遥远的香格里拉。当想象被现实打破，贩卖西藏神秘、神奇的景观书写的市场份额逐渐缩水，藏族作家们就面临着如何从深层次表现自然西藏、塑造人文西藏的问题，或者说如何重塑西藏形象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大致而言，解决的途径不外就是两条，一条是向历史更深处回溯，希望“满载一船星辉”，一条是直面生活现实，挖掘生活的价值，在不经意间震颤人们的精神世界。

具体到藏族汉语散文的写作，近几年较为显著的似乎是历史深处的洄游，更重在勾画个人的精神回溯和心路历程。王国维在谈及宋词时，曾提出著名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区划，所谓的“有我之境”强调的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是“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尽管关于此两种概念的认识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但究其实，唯有“我”才可能创设出人“境”，所谓的“有我”和“无我”更多的是修辞意义的敷衍造境，只有“我有”方能实现“境”的纵深和绵醇。

近几年，藏族作家的散文写作呈现出鲜明的在地性特质，通过“我有”的体验、记忆和感受书写个人之“境”。如雍措的《凹村》将目光投置于童年生活的村落，捡拾“遗落在凹村的日子”、翻检“从凹村寄出的信”、整理凹村的“缤纷秋落叶”，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个体的凹村记忆，勾画出一个愈行愈远、愈品愈醇的凹村想象，带有乡土志的书写气质。南泽仁的《遥远的麦子》，明确告诉我们她所表达的是“遥远”的来自乡土的“麦子”般的记忆，不同于雍措的碎片化式的乡土记忆书写，南泽仁的书写带有慎终追远的意味，她从家族的历史发展起笔、从家庭的历史衍化历程着眼，体系性地着重展现“我”的成长历程。相似的是，雍措和南泽仁关注的都是乡村记忆，她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城市，选择了回归故乡，回归母体文化，这可能是在消费文化甚嚣尘上的时代，来自乡村的作家们以之对抗现代文明、保持其文化个性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是，类似雍措和南泽仁的乡土散文，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藏乡想象，但一味地回归似乎又有扁平化书写的嫌疑。或者说，她们的书写体现出鲜明而浓郁的“我有”的特质，但“我有”的现实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她们的想象，使得她们盘桓在“内卷化”的散文世界，外扩性明显乏力，这就限制了她们散文空间的进一步开拓。而如何摆脱“我有”的单一性，对于雍措、南泽仁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走出乡土，走出自己创设的写作藩篱，打开视野，走向更为宽广的生活空间，而后再回看以往的生活，在多种文化视野的比较中，张扬某一种情志的深厚和伟岸。如帕蒂古丽生活在江南，而回味故土生活的苦涩和甜蜜，就使得作品的厚度和广度得到了扩充。

除受到人们关注的雍措和南泽仁的乡土志书写，学者散文亦是当下藏族散文值得关注的现象。甘肃的白晓霞、严英秀、何延华等人皆供职于高等院校，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当她们从事文学书写时，为我们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严英秀从事女性文学批评，注重女性精神世界的衍化，以文学同情的方式开展文学批评。当她进行散文写作时，仍带有浓郁的学术气息，带有学术随笔的特质;但当她回忆早年的学生时代，她又呈现出饱经世事沧桑的形象，在过往的记忆与当下的反思中构建迷离舒缓的散文空间。白晓霞主要从事民族文学研究，但在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她力图以知识女性的现代视野来还原她的根性文化生成机制，或者说她通过文学写作的策略实现回归母体文化的自我体认和追忆，散文集《白措姆的眼睛》意在表达通过自己的眼睛、自己心灵的涵咏瞩目她生存的大地和灵魂的沃土，从不同层面展现个体的人生历程、情感经历和思维境况。何延华文学书写主要以小说为主，但她的小说又带有浓郁的个人记忆书写的味道，因此，她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我有”的散文化的意味，我们姑且将之视为散文化的小说。她的写作主要源于她的故土记忆，即便是她走出故土，进入城市求学、求职，目睹城市的喧嚣与繁华，但在内心深处依然迷恋着她的故乡，甚至可以说她从没有真正地进入城市，她一直都站在城市与故土的边缘，惶惑地张望故土村落的变迁，热烈地期待人心的静美。但是，这些学者式的散文仍不能免于平面化的缺陷，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学者大多生活在高校，又大多从事文学教学和研究，与现实社会生活还有一定的距离，她们的学养使她们的散文书写呈现出一定的人文情怀和理论思虑，但生活方式的相对简单，又使得她们难以真正融入到火热的世俗的社会生活中去，只能在象牙塔般的书斋中回味过往的生活，即便如白晓霞的田野调查，虽然能获取第一手的材料，有助于学术研究，但毕竟没有个人生活经验的渗透，又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隔膜，难以展现某种生活情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隔靴搔痒之嫌。

上世纪末，完成《尘埃落定》的阿来，曾经选择行走高原，实地考察高原的自然地貌和文化景观，在行进中勾勒大地的阶梯，此种文化考察使得阿来的“我有”之积淀超越了个人故土记忆和乡土想象的束缚，直接触发了他后续的文学创作。与之相似的是迪庆作家斯那俊登的文学写作。斯那俊登的职业是白马雪山保护区的森林公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事森林保护工作，三十多年来，他游走在白马雪山区域，切身的生活经历、多年的情感积累、抑郁在内心深处诉说的冲动等构成了他散文书写“我有”之“真”的基础。多年的行走考察，斯那俊登丈量着白马雪山的高度，体味着白马雪山的深广和博远，在行走中，他不断地涵咏自然的风光和生活的艰辛，也感受着自然的伟力和個人的渺小，同时，在行走中斯那俊登也完成了心灵的涤荡，实现了精神的飞升。于是，当他情满于心、发愤著文时，他的作品有强烈的情感冲撞力，白马人、白马山和白马情交相融汇，构成了全新的文学地理景观。因此，斯那俊登的散文集《行走白马雪山》包孕性极强，人文性、自然性、民俗性、心理性等等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生成了斯那俊登的身体散文书写的特色。不同于斯那俊登文化考察的生命体验，甘南的王小忠的《浮生九记》关注的是当下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并表达他对这些现象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尤其是消费文化和消费意识潜移默化地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冲击，表现出关怀现实、关注民生的人文态度，这就超越了小我的单面化的向度，具有文化参与社会建设的现实意义。

整体上看，当代的藏族散文创作有其自身的优势，主要是散文创作者们真诚的生活感受和体验，在“我有”的生活实践中创作出“有我”的散文品格，彰显出“我”的多种类型和特质。但同时，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藏族女作家多沉潜于个人的体验和记忆，去提纯、萃取散文写作的材质，而男作家们则明显地瞩目于社会历史现实的变迁，试图为之注解，也就是说女作家们多“小我”的书写，男作家们多“大我”的书写，如果女作家们能将视角扩大一些，可能她们的散文不仅细腻温润还带有力度;如果男作家们能更沉潜于生活的细微之处，结合生活的细微和绵密，可能他们的散文在穿透之余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思咀嚼。当这两种写作品格能够融合在一起，藏族散文的“我”在向内和向外两个方面的塑造会更为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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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