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 雁

迎接高考

1978年，我刚满15岁，父亲给我报了名，让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没几天，父亲就带回来了高考结果：我语文考了86，数学只有39，总分离录取线还差17分。父亲很高兴，我高中刚读了一年，就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明年可谓十拿九稳。

父亲四处打听，得知我们高中当年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后，便决定让我转学，费尽周折，硬是找关系把我送进了祖母家附近的华容四中。

报到后，我的新班主任周老师就把我叫到他宿舍里，拿出一份表格叫我填：“你参加过高考？听说考得还不错，就差十多分上分数线？今天刘副校长从县教育局开会回来，还为你的事专门召开了会议，校方接纳你，顶了很大压力。你之前的学校不想放你，想靠你实现高考零的突破，争议好大呢！”

从此，我正式成为华容四中的一名通宿生。陆陆续续的段考、中考、小考、期终考的成绩出来了，我总是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单科长期驻在榜首，引得同学们惊讶羡慕。

一个学期接近尾声，迎接高考的紧张气氛也越来越浓了。就在我生疔的头一天晚上，我还跟一位同学（他后来当届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我们当地的美谈）临时挤在学校寝室的一个铺位上。那晚，我们畅谈着各自的理想，规划着未来，几乎一夜未眠。

一病不起

第二天的数学课上，我忽然感觉离太阳穴不远的地方，似乎长了一个又肿又麻又木的东西，伴着持续的低烧，整个人的状态十分萎靡。整堂课都趴在课桌上，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无心去写。

到第三天下午，堂兄觉得我的情况十分不妙，赶紧跑到粮食管理总站拨通了我家那边粮管站的电话——就在197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我母亲接到粮管站的人送来的口信：你的儿子脸上长了一个疔，蛮危险，你们赶快去！

父亲后来对我说，他赶到伯父家时，远远就看到我的整个头肿得毛线衣都脱不下来了，鼻孔里喷着阳尘灰，七窍都流血了，两只眼睛肿得似灯笼，左额的疔伤口还有少许的血脓水排出，喉咙都肿大了。

父母赶快把我送到医院。医生会诊后说，这是疔毒引起的败血症。

那些天真是难熬，整个白天，我的点滴没有断过，姑妈坐在床头，把我肿得不像人形的头搂在怀里。母亲用调羹把水一点点滴在我干燥的嘴唇上。夜深时，她就一个人站在外面、躲在僻静处，向着旷野绝望地哭泣，弄得第二天早上来送开水的食堂师傅都埋怨道：“一晚上在窗外哭得人鬼不得安生，我们又要早起，谁受得了？”

校领导、班主任周老师都来医院看望我，周老师看着眼前的一切，连声摇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一个礼拜之后，漫天雪花在清晨出其不意地落了下来。我问母亲：“这是在哪里？我想回家。”我在床上挣扎，可是我的右手右脚却瘫痪了，一点都不听使唤。

我勉强睁开肿得如桃子般的双眼，眼中的世界却像不同的版面般重影，医生跟我说：“这在医学上讲，是一种复视，要想身体状况完全恢复，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岁月之歌

1978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除夕在即，我必须出院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多忙，母亲都要回家把从郎中那里开来的中草药，一天一服煎好，定时盛一大土碗，让我喝掉。父亲也会去大大小小的医院找“加兰他敏”和“新斯的明”，药价二三十元不等，时常要向公社打报告才能批下来。

我一般早晨六点半左右起床，进行简单的跑步训练。湖区的田野自然而舒适，时不时会有小青蛙惊恐地从我脚边跳入沟渠里、荷叶缝里、高笋茎上。那些夹杂着农作物清香的味道不停地撞击着我的嗅觉——任何生命都有它值得珍重与珍惜的理由，季节的解冻已是势不可挡，春天以雷霆之势蓄势待发。

再往后，我也可以自己一个人搭机帆船到地区医院做理疗了。有个与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的周医生，曾以“文红年青大有作为”作为前缀字，让我吟诗一首，我随即胡诌一首，他拿着写在处方单上的答案面露惊讶之色，将我会作诗的事逢人便讲。

为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父母还买了一台二手压面机，起早贪黑，和面粉、压粗坯、压细坯、出面条，一个接一个的客户就在一旁候着等着。很快，我家面条的名声传遍了十里八乡，“个体户”这个新名词也出现了。

1978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我的同班同学几乎全部进入大学深造，而我，只能四处求医问药、坚持锻炼，甚至在手摇压面机手把前流着黑汗。

右手不灵便，我就开始练习左手书写，我躲在角落里，写下了不少诗歌、散文和小说，然后去找字迹工整的伙伴们帮忙誊抄，再去投稿。直到很多年后，我左手书写的字，获得了市级书法家协会的大奖。到80年代末期，我终于考入湖南江南工学院学习机械制图。

此刻，我终于不再抱怨命运所赐的痛苦和灾难了。仿佛流浪的水手重回恋人温柔的怀抱，我将歌唱——用拙劣、嘶哑的歌喉纵声唱出注满海水的歌谣。像遥远的灯塔用光束找回迷航的船只，我也将努力找回那个迷失人间的自己。

我终于可以对1978年说一声：再见，我的人生从此不再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