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琳

摘要：20世纪30年代是近代大规模再版古籍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古籍的文化资本价值被大量置换成了政治资本，并被大量运用到了国家与民族主体的现代建构上，于国际上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角色。《四库全书》（选本）①的影印出版，正是古籍于近代发挥政治资本功能的典型事件。本文围绕《四库全书》跌宕起伏的近代出版过程展开叙事，解析其中隐藏的出版意图，探讨这次出版“走出去”活动中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文化符号;建构现代

一、问题的提出：吊诡的近代版出场

《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赐名始筹，于五十五年（1790年）编纂抄写竣工，除底本外又抄录了七部。每部抄本包括书籍3，500多种，共计7.9万卷，3.6万册，分藏于文渊、文溯、文津、文源、文汇、文宗、文澜七阁内，分布于紫禁城、沈阳、圆明园、承德、扬州、镇江、杭州七处。

大型古籍所身负的政治文化聚敛功能在《四库全书》上体现得很明显。在其编纂、抄写、校订过程中，有近4，000人受调用参与其中，前期的图书征集更是直接动用了国家机器施以行政手段，后期的藏用则施展空间威权于南北建立七阁以藏储。整个出版编纂和流通发行过程，皆示人以国家工程之形象，这不但是对政治文化职能的直接攫取利用，也制造出了为日后觊觎与利用的更为硕巨的政治文化功能。乾隆希望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达到的“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也”②的目标，形塑了其政治意义上的文化聚敛功能。这股文化能量，于近代在政治层面则起到了建构国家形象的功用，释放出更为强烈的政治文化效能。

一个半世纪后的再版活动，使得《四库全书》拥有了另一个漫长而悠远的出版历程。近代版的出版，始自1916年旅沪犹太商人哈同（SilasAaronHardoon）的提议;此后反反复复，十余载间历经数届政府的五次提案③，最终于1933年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商务印书馆签订合同，正式踏入再版之旅。出版过程中，又一再引发多样是非曲直。就该不该再版，再版什么版本，保留原貌清版（时称库本）还是用善本替换遭文字狱删削过的清版，为何执意全盘影印还原清版等问题，口水战打得不亦乐乎。整个出版进程中涉及的各项问题均极为耐人寻味：为何清时制造的传统文化之标的物《四库全书》，会被以西化为荣、以摒弃传统为要的近代中国青眼相待？彼时的出版意图是什么？为何一经出版，甚至还未出齐，便加紧送往国门之外？为何于相对风平浪静的1920年代一再按兵不动，却于风雨欲来的1930年代出版如此“巨观”的大型丛书？对于彼时的人们来说，《四库全书》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浮游在表面的种种现象，呈递出什么样的时代意涵？

以上问题，从目前对民国版《四库全书》的研究中还无法寻觅到答案。落入目前研究视域中的近代《四库全书》问题，主要集中于文献学与历史学角度的史料性概况梳理，包括对出版历程的还原，以及对《四库全书》相关书目的考据。本文将持着知识社会学的解剖刀进入对《四库全书》近代版的解析，考察诸此种种未解之惑的背后因由。

二、近代的《四库全书》认知：一种民族身份的认知物化

《四库全书》自乾隆生产策划之时起，“文化渊薮”的自我赋值便被有意识地内置化，成为《四库全书》随时间愈加固化的身份标签。至民初开始计划再出版《四庫全书》前后，这种沾染着朝堂色彩的符号意象已然向下舒展至市井，同个体生命发生了日常的勾连。不过，这种借助书籍进行民族主体层面的文化认同的方式非常特殊，也很有趣，因为《四库全书》首先是被视作一种物质资产得到认知确信的。

1922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上海和北京的媒体被一则新闻占据半月有余：清室为纾积困和措办废帝宣统的订婚之资，拟将储存奉天的《四库全书》以一百二十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各国有意购买的使署。这条处于计划之内的消息，未加证实，便引爆了国人对《四库全书》的大讨论。这次基于认知的讨论，实际上的关注点并非《四库全书》文化身份，而是投入到了其物化层面的所属权上。舆论认为，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禁城宫殿及所藏之图书古物，皆系历代相传国家公共之产”④为“本国有之物，非清室之私物也”，“清室负保管之责”，其计划贩卖之行“于本国文化有绝大之关系，论其盗卖之罪实不减于卖路卖矿”⑤。清室的“罪责”已经被扩延至国家主权和经济卖国的视阈，并且，“务须向盗卖主明者，向法庭提起诉讼，科以应得之罪”⑥，还处胎腹之中的买卖计划，已然被口诛笔伐要求法律介入算账。这之中的意味悠荡，不可谓不深。

《四库全书》作为由朝堂主导的规模宏巨的文化工程，加诸成书后藏诸南北七阁的藏通行径，均指向束之高阁一途。这纵然给予民间以某种国家文化宏富的符号印象，终归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作为一种深锁七阁的意象，《四库全书》被禁锢的实体和实际所容纳的文字意涵始终疏离于普通民众，不为民众所查和所能查，同市井日常的勾连微乎其微。这种关系在民国依旧未得化解，甚至有不减历年之势。1933年，围绕《四库全书》影印而生发的“选本之争”，口水战荼蘼大大小小的报纸杂志。当时任影印合作方之一的中央图书馆，作为馆内筹备处处长的蒋复璁，便被攻击得颜面尽失。蒋为配合教育部联合商务印书馆的影印壮举，连续在好几个媒体上发文宣传《四库全书》，称其“计有文津、文潇、文溯、文源、文汇、文宗、文澜七部。前四部均朝廷宫苑所藏，谓之内廷本，其册页甚大，抄写精工，纸张亦佳;后三部为民本，系民间庶人所珍藏，册页较小，抄写纸张较逊内廷本”⑦。这句略具常识意味的介绍语，旋即被痛击批驳。除对“文潇”一阁予以绝对的指正外，对“内廷本”“民本”一称更是语带讥讽，称自《四库全书》出，只有“北阁本”“南阁本”之称，从“没有‘民本这个名词，亦不知道‘南三阁原来是‘民间庶人所珍藏”。虽然“乾隆五十五年因南三阁全书已陆续颁发藏庋，特下诏许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需呈明道阁钞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至稍有遗缺夫”，但是“自天子至庶人，其间阶级重重，不晓得清朝的臣民以何资格珍藏皇家开馆钞写而成的书籍？且中国人口多头，这三部书如何分配”？并猜测，“大概蒋君见过阮元的《浙江四库提要跋》有‘士林传布，家有一编的话”，便作“《四库提要》为《四库全书》”的“贻笑大方的妄谈”⑧。“完全无稽”的“蒋君所谈”，在当时恐怕并非孤例。以当时蒋复璁的“图书馆专家”身份，竟出如此“普通常识还没有完备”的言论，可想而知普通民众于此的常识储备层次⑨。《四库全书》在当时市井中的认知由此可见一斑，这也正从侧面印证了《四库全书》通行民间的仅仅是一种文化象征意表的身份事实，民众与其的关系始终徘徊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连一知半解也遑论。

这也解释了为何到了民国，当听闻清室对《四库全书》的“盗卖”之举，民众的激愤心理竟不是来自于文教层面上可能会带来的文化劫难，而是痛惜于物质层面即将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四库全书》“古董化”，同“路权”和“矿权”相提并论。这当然指向于问题的严重程度，但也直观说明了民众对《四库全书》的认知饥荒因长期的无人理会，已然溢出文本领域，转而指向物权范畴。即便如此，《四库全书》也确实同民众发生了切肤联系，助其摆脱了深陷意象性存在的抽象身份。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建制过程中，民众在《四库全书》上发现了“国有”的色彩，认识到古文化的民主性，为全民所共有，而非一朝天子所持私物。《四库全书》庙堂之高的意象性色彩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下被打破，生出了江湖之亲近。

从逻辑走势上判断，灌溉个体民众的文本认知理所当然为《四库全书》近代出版活动的首要矢的。换句话说，普及《四库全书》以便“嘉惠士林”是为当务之急。令人意外的是，这不仅不是民国影印《四库全书》的目的，揆诸当时出版的各个环节，其所走的路途一直刻意避开并远离这个指向。

三、暄嚣的争吵：为何再版？

民国以降，《四库全书》屡辍屡起，历经十余年来多次提案后，1933年步入影印再版之路。之后，围绕“库本”和“善本”之争，以及其他聚合于选印、销售方法等面向的论辩，掀起了舆论界的轩然大波。这场波澜，将成为其“剑走偏锋”出版之路的几近完美的脚注说明。

民国教育部连同中央图书馆，以及商务印书馆，此当事双方⑩决议以影印的方式选印《四库全书》?（即以乾隆时的库本影印之，以原貌展现《四库全书》）。这个决议立刻遭到以北平图书馆为代表的平津沪三地版本学与目录学专家的强烈反对。文化本位与学术轴心的北平图书馆善本派认为，《四库全书》“成书于专制帝王之私意，毁禁所余，仍有删改”?，“卷数之增前倒置，序目之刊落改削，更无论矣;有据残本入录而原书尚存天壤间者，有据辑本入录而所辑实未完善者，凡此种种，目录学家类能言之”?。于是乎，以善本代替库本当为善莫大焉之举。否则，刻书而书亡，脱不了贻误后人之责。

作为承印的当事双方，教育部和商务印书馆对善本派的回应，则所作多妙。双方在回应董康等善本派基于学术考量上的“穷追猛打”时，皆承认“《四库》所收，非尽善本，且有残缺讹误”。既然如此，为何一意孤行于库本？当事二者为此提出了折中方案，他们认为选印库本与选印善本应当分作两橛，不应缠绕于一事上做千头万绪之争。对此，王世杰代表教育部表态认为，如果“以库本与刊本并印，则与普通丛书相同，恐与此次印行《四库》存其真相之原意，似属不符”。并承诺，日后印制善本版《四库全书》时北平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将携手共进?。此举得到作为承印方代表的张元济的附和：“于印行库本外，所有公私善本，允假敝馆影印者，苟于照相制版技术上认为可能，极当勉力承印。”?

姑且不论日后是否践行，王张代表的言论从事实上埋葬了善本派的反对合法性，最终掐断了其声讨之路。此为其一。其中隐含的更為重要的信息在于，它暴露了《四库全书》出版的真正意图。眼尖的时人认知到“南京政府发起影印《四库全书》是‘为印《四库全书》而印《四库全书》，不是‘提倡学术而印《四库全书》”?。这句话被时任上海大夏大学国学系主任的陈柱尊说得更为透彻：“既名为选印库书珍本，则自当以库本为范围，俾世人得窥库书之真面目。若别择古本善本以代之，则不得冠以四库之名，且往时商务印书馆曾影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及发行《百衲本廿四史》之预约，此等书随海内人士或商家自由搜辑刊行可耳。既非取自官本，无须与政府订立约章，亦毋庸公开讨论。今之所以与政府订约，受公开之讨论者，正以为釆自国家所藏之《四库全书》耳。舍四库之本而不刊，则为佚出题外之文章。”陈更以比喻奥援库本派，认为“影印古书，最要是不许失真。譬如影印古画，即有损坏虫食，亦不妄填一点，妄加一笔。故所影印之书，即有错字，亦不宜改”?。

至于政府主持、商务印书馆承印的影印活动，为何执意要“为印《四库全书》而印《四库全书》”，则是更加耐人深思之处。这股决绝的意志需要非常强硬，才能招架得住在报章中你来我往的各路质疑。当时的主事双方，不只是要面对“选本之争”，从占据1933年大众媒介大幅版面的巨量文章内容看，教育部和商务印书馆面临的阵势大似“舌战群儒”。按照当时任职中央编译馆的郑鹤声的总结，其中有四路“敌人”需要二者同时顾虑到：除最为势均力敌的善本派外，还有“不必印行”派、“委曲求全共促实现”派和“各行其是无庸竞辩”派?。后二者观点左右逢源，不必细究，“不必印行”派的观点则大有意趣。他们与库本派的争辩，也更能体现出近代时期的《四库全书》更注重同国家层面建立关系，而非急于同民众层面产生勾连。

“不必印行”派的“不必印行”，当然并非真心实意反对印行，大有赌气意味。此派号称“平民立场”，既不要肃清和完善学术问题，也不要保留古物原貌，意向在于使《四库全书》的再版实现“实际化”和“普遍化”，反对“整部发售”和“不许零售”，认为“照原书大小影印，每部所费当在万金左右，即为缩小版本，每部亦需二三千金”，再加上不许零售，则是中产亦不能胜者，并质疑“谁能有此购买力”?。

此派的平民立场恰好同《四库全书》“国有化”认知一脉相承，遥相呼应于《四库全书》已入民间的现代处境。他们对文本的好奇，意欲一睹为快的诉求，却偏偏被当事双方刻意避开。换句话说，在《四库全书》事实上已然全民共有，并被赋予现代属权意识的时刻，自平民立场对《四库全书》文本的主动呼求被视而不见。这意味着，国家对传统的管理在朝向民众所并不乐意接受的方式上行进。

库本和善本的“选本之争”，逼迫主印者暴露了影印《四库全书》的真相;库本派与“不必印行”派间的复杂性则暴露了更为深刻的事实。这一过程涉及国家管理传统的现代方式与传统被回收再利用的现代属性嬗变问题，更深层上，也反映出当时的文化现代性建设必须让步于处于权势地位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的事实。

四、礼物里的新身份：国家民族符号的建构与外交输出之路

教育部同商务印书馆看似为承印此次出版活动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实际上商务印书馆却并非如合同所述是具备自由的主体，它更多扮演的是服从者的角色，绝非甲乙对等的经济角色。还在处理库本与善本之争时，从张元济拿“二十余年来先后辑印《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皆为百般搜求到的善本为例来郑重申明商务印书馆并非不愿意访寻善本以飨士林的态度上能轻易看出，商务印书馆畏葸的并非善本之难求，而是这种被动服从地位的不可抗拒性。这种非影印库本不可的态度，自然宰制于以教育部为代表的国家意志。从所签订的合同内容也不难看出，商务印书馆于其中的位置也仅是按政府订立的合同办事的印刷出版者而已?。那么，作为影印《四库全书》出版活动绝对主宰者的国家，其影印库本不可动摇的意志究竟因何而起呢？

1933年，当事双方签订了关于影印的契约。合同第八条规定：“各书由乙方按实际印行部数，以十分之一赠予甲方，专供赠送各省市图书馆及国际交换之用。”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语，却隐隐浮现了政府“非影印库本不可”的意志源头。

1930年代的中国历史，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开篇，国家与民族灭亡的恐惧，填塞了这个时代中国人的心理空间，奠下了1930年代的整体基调与底色，更将现代民族主义话语送上了绝对的权势之位。作为符号意象饱满、政治意涵浓烈的文化遗产，《四库全书》自然被送上时代的潮头，成为抗争和消解这股恐慌的得力手段。

在此之前，同商务印书馆合作再版《四库全书》一事，曾先后四次被提上出版日程，结果均不了了之。1920年代的不了了之与1930年代的势在必得，《四库全书》时代遭际之不同一目了然。然而有意思的是，若对比分析两个年代的影印条件，则恰好呈现某种条件与实践相错位的诡论性。前四次所处的历史背景，虽然军阀混战内乱不断，内部不似1930年代稳固，然而在同外部的关系上却也有着1930年代比拟不了的优势，毕竟外在危机并不显著。对影印更为有利处在于，1920年代的商务印书馆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全盛时期，出版实力不可小觑;1930年代签订合约时的商务印书馆则元气大伤，刚刚经历“一·二八”事变的轰炸，厂房、机器、纸张等诸方面损失惨重。“此次教部以印事见委，敝公司灰烬之余，虽喘息未定，不敢稍有推倭”21，张元济的坦诚正是商务印书馆承接影印《四库全书》时真实境遇的如实叙述。从任意条件推导，1920年代的影印条件都更为优渥，1930年代的影印相形之下不免勉强，且极具仓促意味。

这个仓促，从反面则更为直观地接应了对外构建并强化民族主体形象的强烈愿景，也体现出了借助传统塑造民族特性的现代国家建构的要义。1930年代的外患危机，将民族和国家的灭亡感拔置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驱动着政府自国家和民族的层面向外输送并强化自身特性的行为，以期加固自身国际形象的独立性。政府所持上述意念，合同签订中对此表达婉转，对外舆论也谨慎低调。然而这股隐匿的诉求却意外被部分媒介捕捉到，为《四库全书》的库本影印注入了时代的共振。如一些支持以库本原貌再版《四库全书》的舆论，皆动辄谈论局势的危亡，以此作为支持选印库本的论据，尤其在东北文溯阁藏本毁于战事后情感流溢得更加直白真切：“东北所藏者，现既随河山失去，而北平及杭州的不焚烧于日寇飞机炸弹之下者，真属万幸。此次北平的文渊阁《四库全书》，随着古物避难到上海，教育部趁这个机会，委托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这样不费一文而与文化有功的事情，我想就讓教育部多作几千百件，别人安有置喙的理由？”22“今于国难严重之际，当局肯分精力，注意景印库本这件事，已使人不能不承认现在教育当局，较诸民十三及民十五时，实系此善于彼”23，“以现在飘摇不定之时局，对此问题，安可令其迁延下去？”24这样的认知，所在多有。这个影印的逻辑起点，加诸合同中以“国际交换之用”暗示的出版意图，皆在出版后的流通发行去向上实现了落脚。

1934年，工程始竣的《四库全书》便被拿来于上海举办的国际图书馆展览会上亮相。此次参会者分布于世界“都十六国……如美之国会图书馆、德之柏林图书馆、英之博物院图书馆、法之巴黎图书馆、瑞士之国立图书馆、意大利之那波里国之图书馆、丹麦之民众图书馆等”25。有备而来的中方自陈道：“中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特陈立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四库全书》影印本，尤有生色。”26寥寥几句的新闻报道，作为主体与主角的图书馆一概未被述及，却专辟篇幅谈述与此活动瓜葛不多的《四库全书》，此中深意指向何处已不言自明。

分四期出版的《四库全书》，于第一期印刷完工，便已早早被教育部“为国际交换沟通文化起见”，拿去作“赠送欧洲各国著名图书馆八处，每处各赠一部”27的允诺;到出版了三期还有一期未完时，便急急“装箱，分寄驻在欧洲之我国领使馆，请转前指定赠送之各国著名大学或国家图书馆”，当听闻“德国因佛郎府设有中国学院”28后，主动赠送德国两部。捐赠国际联合会图书馆时，因“陈列日内瓦，以供国际人士阅览”之故，亦专以“四库精本之影印本”29自称。

政府而外，作为出版者的商务印书馆，于国际性的民间交流时，也主动承担起了捐赠之务。1935年，商务印书馆在交流活动中，赠送法国公益慈善会“最近出版的《四库全书珍本》一部，作为中法文化继续交换的一个纪念”30。捐赠之外，海外亦不乏因《四库全书》的对外宣传所动而主动订购者。如还处于预售阶段时，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便成为最早一批公开的预订者31。

《四库全书》通过符号繁殖展示民族形象的成功，不得不让人导源回味1920年代的影印出版计划。有意思的是，反观所存的史料文献，会发现1920年代计划再版《四库全书》时的逻辑驱动，竟同1930年代如出一辙——出版意图极为青睐民族建构的话语，宣传话语同样不乏“发扬国光”“复兴民族利器”之词。

1919年，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于欧美考察并参加巴黎和会归来后，向徐世昌呈文西方重视东方文化，并尤为钦羡《四库全书》事。鉴于“中外人士多有以印行为请者”32，“政府为发扬文化起见，拟将《四库全书》刊印，公之世人”33。同年，法国前总理班乐卫来华，“代巴黎大学丐此书一部”34，并向中国政府进言“世界各大学，可遍设《四库全书》书库”事35。于是，政府慨然决定每年补助2万法郎在巴黎大学内设立中国学院，作为海外人士研究《四库全书》的场所，并拟以180万法郎在此地建设四库图书馆以贮藏《四库全书》36。1921年，朱启钤赴法交流并顺道至欧美其他国家和日本时，郑重携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此《简明目录》仅有类别、书名、卷数、著者四项，与现行附有每书说明者的《简明目录》不同）及文渊阁藏书内影彩图12幅，赠送各国元首及各大学图书馆。时人认为此举在于“图谋销售预约”37。1929年，《四库全书》的再版亦“曾一度倡议，我国并在国际联合会大会中，公开宣布，俟翻印后与各国交换刊物”38。于此可见，1930年代事实上是对1920年代《四库全书》五彩想象的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