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枥

母亲周身散发的气息，告诉我她很抵触目前的处境。雪白的床，雪白的墙，就连一把小木椅，也被一层白漆裹着。母亲不耐烦白色。十岁那年，表姨给我买个白底粉花的塑料发卡，母亲硬给套上了粉红色的布条，若不是父亲因咯血刚出医院，我定会不依不饶，到他面前诉说母亲的专制。印象中，我只借穿过一次白衬衣，还是学校集体大合唱的需要。那时我想，母亲大概和白色有仇，干净素洁明亮的白色在她眼里，只有三个字，不吉利。

年纪越长，母亲越发固执。伴随她十年的糖尿病，比我还尽心，一直纠缠不休。由食物分化而来，却无路可去的糖分子，集结在母亲的血液中，消耗着她本就不太富裕的精气神。母亲这辈子太苦，我想最大限度去弥补那些缺憾，可我无论怎样努力想改写母亲晚年生活的轨迹，比如定期测血糖、按食谱饮食和规范就医问药，可母亲坚持不了几天，嚷着回到老家。到了她的地盘上，她如鱼归大海，虎入山林，一边大把吞药、大碗吃饭，一边卖力干活儿。这不，她上午貌似还生龙活虎，在菜地给蒜苗松土，给黄瓜苗辣椒苗放风，下午就成了医生护士口中的疑似急性脑梗病人——我嫂子心细，午饭时发觉母亲人中有点歪。母亲反复照着镜子，还坚持说无碍，只是半边身子发凉而已。多亏我嫂子警醒，极力张罗母亲到了医院。

等我赶到时，母亲已经轰轰隆隆做完了核磁共振，真的是急性脑梗。

入院证都要开了，母亲还一再推辞，在老一代人身上，老习惯与现代医疗体制的对抗性，体现得一览无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