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 星

以往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在商代墓葬中经常出现早期形制的玉器，针对这一问题，很多学者通过对玉器的造型与风格特点进行比较从而来说明早期玉器的渊源，并推测它的流传方式。根据目前收集到的资料，这些“早期玉器”有的可能是流传到商代的早期遗物，有的则不排除是商人对早期玉器的仿制。笔者将这些具有早期形制的玉器通称为“早期玉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商代遗址出土早期玉器做系统的梳理，并对相关问题做一探讨。本文所涉及玉器大多出土出于墓葬中，也有少量出土于灰坑、地层，以及采集品。

图一 新郑望京楼器物标本及其对比图

一 商代遗址出土的早期玉器概况

（一）郑州新郑望京楼遗址

1992年，河南省新郑县文物保管所采集到玉器2件，包括玉璋1件、玉钺1件。与玉器一起采集到的还有青铜器爵9件、罍1件、盘1件、斧2件、戈3件、矛1件，根据共出的9件爵的形制判断该批青铜器的年代应为二里岗上层，所以这两件玉器的埋藏年代应为二里岗上层时期。玉璋为青色，有自然纹理。凹腰斜尖刃，刃部锋利。束腰，边缘有阴线槽沟，饰有13条阴线弦纹，并镌刻对称图案，柄部有一圆孔，又有对称兽首状扉牙（图一∶1）。赵炳焕先生指出该玉璋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形制相似，只是长度比后者稍短[1]。二里岗时期墓葬中经常出柄形器、璜形器等小型玉器，大型的牙璋很罕见。所以，笔者推测该玉璋应属于二里头文化遗物（图一∶2）。

玉钺身呈梯形，有三个两面穿圆孔。茶褐色，有灰黄色筋状条斑（图一∶3）。该种形制的玉钺在山东龙山文化、陶寺遗址中都有发现。比如，山东五莲丹土遗址出土的玉钺[2]（图一∶4）器身呈梯形，直背，双面刃，器身上不规律地分布着对钻圆孔，山西襄汾陶寺遗址M1265也出土过相类似的玉钺[3]（图一∶5）。综合玉钺的颜色和打孔方式，笔者认为该玉钺应该属于海岱系玉钺。

图二 盘龙城出早期形制玉器及其对比图

（二）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 [4]

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出土的玉璜PYWH6∶44（图二∶1），呈弧形，内缘比较完整，外缘中部为扉牙饰，两端正中有圆孔和三角形槽。年代属盘龙城七期。笔者认为该玉璜可能是由牙璧切割改制而成。该玉璜与山东滕州庄里西遗址[5]出土的牙璧[6]（图二∶2）和黄河中游地区出土的牙璧（图二∶3）造型相似，根据扉牙的形制可以看出该玉璜更接近后者。依据林巳奈夫先生对古玉鉏牙的划分[7]，该种形制的鉏牙应属龙山晚期。综上，笔者认为该件玉器可能是由龙山文化牙璧改制而成。

该灰坑内集中放有铜、陶、玉、石器58件，分上、下两层堆放，牙璧放置在上层，坑底及青铜器周围铺有朱砂。根据发掘报告，坑内所放的铜、陶器为实用器且表面有烟熏痕迹，可以认为PYWH6是祭祀坑。该灰坑年代为盘龙城七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晚段[8]。

盘龙城采集品璋（PTZ∶0328）形状作背短刃长的梯形，两腰中部有扉牙饰，下角略向上翘，上穿一孔，左下方有一圆孔（图二∶4）。该璋造型独特更像是由璋断裂改造而成，且器表的圆孔与陕西石峁出土的的多孔刀钻孔方法相似（图二∶6、7），两侧的扉牙属林巳奈夫先生划分的四对称鉏牙形制，该鉏牙的形制与二里头时期的相比时代偏晚，更偏向殷商时期（图二∶5）。报告认为该件璋属于盘龙城六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偏早。根据这些信息，笔者推测该件璋可能是二里头时期的牙璋流传至商代被改制。

（三）藁城台西商代遗址

台西遗址M85出土一件人面形玉饰（图三∶1），该玉饰为长方形，正面用阴线雕刻五官和头发，内填有朱砂，背面内凹无纹饰。该人面玉饰的雕刻风格在龙山文化时期比较多见。袁永明先生曾指出该件玉饰的整体加工工艺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W6:32（图二∶3）和W7∶4有相似之处，都是利用琮的一角制作而成[9]。与该件玉人头像相似的还有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的一件玉人头像（图二∶2）[10]。都为大圆眼，蒜瓣鼻，嘴部一个是嘴角向下、一个是嘴角向上，露出整齐的牙齿，没有獠牙。结合这些风格特征，笔者也认为该件玉饰可能仿制龙山文化玉器。

该墓墓室为长方形，棺内有人架两具，西侧人架为墓主，俯身直肢葬，男性年龄有25岁左右，西侧二层台上殉有一男性殉人，俯身葬，有狭小的木棺，且棺内铺有草席[11]。人面玉饰出自墓主人手下，墓主人头前有铜斝、铜觚、铜爵、铜戈、玉斧、柄形石饰、玉嵌饰，锤形石器、圭形玉饰等。该墓葬年代属于台西第二期，大体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12]。

图三 台西玉人像及其对比图

图四 商代人民公园遗址出土早期形制玉器及其对比图

（四）郑州人民公园遗址

郑州人民公园文化遗址位于郑州商城外西北部[13]，宋爱平先生指出该遗址出土的两件玉佩C7T15标本①∶2（图四∶1）和C7M9∶11（图四∶2）分别与山东临朐西朱封出土的玉冠饰和海岱系牙璧有渊源[14]。上述两个单位均属于人民公园一期，其年代介于洹北商城与殷墟大司空一期之间[15]。

C7T15①∶2形状为扇形（7T15①∶2残缺，推测完整器应该是扇形），边缘有L型勾回纹，通身镂孔透雕。该件玉佩与临朐西朱封M202∶ 1、2[17]（图四∶ 3）相比，可以发现二者造型和透雕纹饰非常相似。C7M9出土铜壶1件，并有玉柄形器2件，以及铜戈、镞、饰、石戈、石斧、蚌、贝等。是商代人民公园中唯一随葬有青铜容器的墓葬。该墓葬出土“玉佩”（图四∶2）系白玉磨制而成，器身扁平，周边不规则，器身中间有一穿孔。与栾丰实先生划分的A型牙璧[18]（图四∶4）很相似，所以笔者赞同宋爱平先生的观点。

（五）济南大辛庄遗址

济南大辛庄遗址[19]11M5出土一件玉龙（编号∶8、图五∶1），位于墓主人右肩位置。郎剑锋先生根据玉器的造型与雕刻风格指出该件玉龙是墓主收藏的一件凌家滩文化古玉[20]（图五∶2）。

该墓为竖穴土坑墓，面积不大。但出土的青铜礼器、玉钺以及三角形宽援大戈显示该墓主人应该是拥有一定权力的军事贵族[21]。

图五 大辛庄遗址出土的商代玉龙与器对比图

图六 殷墟妇好墓出土早期形制玉器及其对比图

（六）殷墟遗址

1.小屯M331

该墓葬年代属于殷墟文化一期，墓内有六具人骨，其中五具为殉人。出土玉石器有278件。其中立鸟形饰位于墓主人头部。该器型与妇好墓出土的立鸟形饰造型相似。袁永明先生曾指出妇好墓出土的玉立鸟形器与肖家屋脊[22]012（图七∶2）造型极其相似。所以笔者认为，小屯出土的这件立鸟形器也应该源自石家河文化。

2.妇好墓

安阳殷墟妇好墓属于殷墟文化二期，墓主应该是武丁的配偶妇好[23]。该墓随葬品极其丰富，其中玉器共计755件，其中一部分玉器明显和商代造型风格迥异。

袁永明先生指出妇好墓中出土的948（图六∶1）和1120（图六∶2）为典型的红山文化玉器钩形器[24]，M5∶350玉凤（图六∶4）与罗家柏岭T32③A∶99石家河文化玉凤造型相似。郭大顺先生指出M5∶948为勾云形器[25]。林巳奈夫先生通过对比岳石文化鬼脸石刀[26]（图六∶8）和良渚文化玉刀（图六∶9）后，认为妇好墓出土的玉刮刀M5∶559（图六∶7）可能属于良渚文化[27]。J.罗森女士在著作中暗示妇好墓中出土的玉牛（编号∶1301、图七∶5）可能来源于管状物的一部分或一件琮的断片[28]。

妇好墓出土1040号玉瑗（图七∶7），栾丰实先生认为该件玉瑗是五牙璧的一种[29]。但笔者认为该件玉瑗的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瑶山遗址出土的镯形器M1∶30（图七∶8）环外凸起部分有相似之处[30]。M5∶1040为片状，外部边缘有5个凸起面，并且凸起面侧面似有纹饰；良渚文化的镯形器，器身为宽扁的环状，内壁平直光滑，外壁的凸面上雕刻着相同的龙首图案。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妇好墓出土的这件玉饰可能是从良渚文化玉镯形器上片切割下来，被当作玉瑗使用。

图七 妇好墓出土的早期形制玉器及其对比图

妇好墓中出土一件带有褐斑的绿色不规则形饰（编号562），该器物一侧近直，另一侧内凹呈弧形，前端近方形，有外伸的薄榫（图六∶5）。笔者认为它更像是牙璧从中间对开为两半而成，该牙璧跟山西芮城县出土M100∶7造型略相似[31]（图六∶6），只是隼牙出处理的更为细致，推测该件玉饰可能是由四牙牙璧改制而成。

妇好墓还出土一典型的齐家文化三璜联璧（编号901、879、1017，图七∶3、4、6）。齐家文化中除三璜联璧以外二联璧、四联璧和六联璧也很常见。这种联璧应该是将玉璧等量切割成几份，表面经过精心抛光，多在两璜接口处打1-2孔。

妇好墓出土的牙璧（图八∶1）中间的圆孔造型不规则突出一小块，林巳奈夫先生认为该牙璧形制比殷墟时期的原始，袁永明先生则认为该牙璧可能是新石器时代东方地区文化产物。笔者通过对比山东寿光后胡营出土的玉环（图八∶3、4）认为其中间的圆孔造型相似，在《中国玉器全集1原始社会》[32]中收集的龙山文化三牙璧（图八∶2）造型相似，通过比较综合玉器的颜色与造型，认为该玉器应该属于龙山文化。

3.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M54

花园庄东地M54是一座中型贵族墓，年代属殷墟二期偏晚。该墓出土玉器玉器约222件，大多出于棺内。墓主人头部东、西两侧出土玉戚3件，其中M54∶314（图九∶1）玉璧戚体形扁平，周边磨出两组扉牙，刃部被平分为四小刃。丁思聪先生指出该器型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璧（图九∶2）造器相似[33]，应该源于二里头文化。

图八 妇好墓出土早期形制的玉器及其对比图

图九 花园庄东地M54出土的早期形制玉器及其对比图

图十 侯家庄墓地出土早期形制玉器及其对比图

HDM54∶320（图九∶3）玉戚出自墓主人头部西侧，墨绿色，通体素面，两侧有扉牙，柄尾部有一个两面对钻的半圆孔，柄中间有一面桯钻的圆孔，一侧脊齿旁有一小型对钻锥孔，可能是先前器物上的[34]。同类型器物在二里头遗址也有出土——玉钺VIIKM7∶2（图九∶4）[35]，二者造型很相似。器身都为梯形，两侧腰是对称六尖鉏牙，靠近顶部位置有一小缺口。综合这些特征，笔者推测该件玉钺属于二里头时期玉钺。

靠近墓主人的胸部右侧出土有一件玉琮（编号349），颜色呈黄褐色，整体素面，内缘偏扁（图九∶5）。从制作工艺上看玉琮的四个角应该是用去方为圆法制作，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器型规整，是用管钻法去方为圆，四个角较均匀规整。根据玉器的成色来看，该玉料与良渚文化玉器玉料差别很大，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M1265出土的玉钺（图一∶5）的颜色较相似。综合这些考虑，笔者认为该件玉器可能来自于陶寺文化。

4.侯家庄M1443

M1443位于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的东侧，为中字形两墓道大墓。其南墓道被M1400西墓道打破，杨锡璋先生指出，M1400属于殷墟文化二期较晚阶段，该墓应早于或与M1400同时[36]。M1443墓室呈长方形，规模稍小于武官大墓。该墓因为早期盗掘严重，所剩遗物不多，仅在南墓道上层发现一批玉器群和海贝。玉器共73件，出土位置贝群在西，玉群在东。

该墓出土的双鸟形玉饰（编号∶R1383，图一〇∶1）造型为典型的商代风格。该玉饰出土时断为两截，后来发现两个立鸟可以合成一个半圆形[37]。在俯视的角度下，器身拱起如瓦状，左右两侧突出呈方形轮廓，该玉琮的玉色和玉质与齐家文化的更为贴近，吴棠海先生认为该器物应该是流传至商代被改制而成[38]。

5.侯家庄HPKM2099

HPKM2099是一座殷代长方形小墓，该墓出土六具俯置人骨，两具头顶向南，四具头顶向北（因为资料尚未完全公布，该墓葬的性质、随葬品等具体信息不详）。在向北的第一具头骨附近的肩上出土一件玉冠饰[39]（图一〇∶2）该玉饰器身略呈半月形，中部有几行几何镂孔，边缘作齿牙状，沿着冠的内缘有许多绿松石块。该器物纹饰运用了龙山文化流行的勾转纹，且器物通体透雕镂孔（图一〇∶3、4）[40]。综上认为，该玉器应该属于龙山文化。

二 关于改制器问题

目前搜集到的商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早期形制玉器中，有8件是经过改制，未经过改制的有18件。经过改制的有：PYWH6∶44玉璜是由三牙璧改制，该遗址出土采集品0328玉璋是由玉刀改制，藁城台西出土的M85∶12玉人头像是利用玉琮的一角改制而成，殷墟妇好墓出土的M5∶1120钩形器是原器物的表面增加了一圈刻画纹、M5∶562不规则形器是由四牙璧从中间切割成两半而成。M5∶1301玉牛是从管状物上切割而成。M5∶1040是由镯形器片切割而成。侯家庄M1443出土的双鸟形饰是将玉琮切割成半圆形再雕刻而成。

我们可以看出，玉琮和牙璧多被作为改制的对象，玉刀因为原器物体形较大，损坏后也较容易改制成别的器形，而像M5∶1301玉牛该是受原先玉料造型的限制而被改制成四肢平铺状；像牙璋、玉戚、玉钺、勾云形器以及各种动物造型的玉器则很少被改制。黄翠梅女士依据郭宝钧先生对商代玉器形制的划分[41]，将玉器分为圆曲系、直方系、像生系和彝盛系，通过研究发现进入商代以后史前时期遗留下来的圆曲系玉器，比如璧、环、璜等玉器经常被大量改制为小型玉兵或各式像生形玉器[42]，而像生系玉器，比如说各种圆雕、片状的动物、人像则很少被改制。张光直先生曾著文探讨过殷商动物与巫之间的关系中提到：“在殷商巫术系统之内，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其中一点就是动物作为巫师亲昵的伙伴可能是巫师作法的助手……”[43]从这一角度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像生系玉器中的动物造型玉器很少被改制。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玉器改制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玉料的珍贵和开采难度太大，而选择将一些过去的有破损或不流行的玉器进行二次利用；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玉器原来的含义在商代不被重视，而那些未改制者是因为它原来的含义在商代仍被承袭或赋予新的意义，所以对其继续采用。

三 商代墓葬出土前代玉器的特点与原因

上文所涉及的墓葬中，除了侯家庄HPKM2099资料尚未详细公布。根据是否有墓道、棺椁、殉人以及随葬品的多少，可以将前述墓葬分成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是侯家庄HDM1443，该墓为中字形两墓道大墓。因早期盗掘严重，仅剩一部分玉器和贝。其中玉器共73件，贝330件。

第二等级是殷墟妇好墓、花园庄东地M54和小屯M331。有棺椁，墓葬面积不大但是随葬品数量惊人，仅玉器就几百件且制作精致、品质上乘。有大量的殉人、殉狗。

第三等级墓葬有藁城台西M85、人民公园C7M9和济南大辛庄11M5。没有棺椁，有二层台、有殉人2具，殉狗6条，随葬品少量青铜器和玉器。

通过分析我们会发现，商代早期玉器多出于贵族墓葬中，晚商时期出土早期玉器的墓葬等级更高，似乎表明高等级贵族对早期玉器及其象征意义的攫取和独占更强烈。若按朱光华先生的分析，商代人民公园的一部分遗存归入早商（中商）[44]，则早商有一部分玉器是出土于地层和灰坑中，晚商则都见于墓葬中；早商时期出土的早期玉器，目前尚只见于都城以外的遗址中，都城性遗址中尚未发现。而晚商在殷墟遗址内早期玉器则有较多的发现。就早期玉器的种类和来源来说：早商时期早期玉器多为牙璋、玉璜等礼器，来源多为二里头文化、大汶口海岱系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而晚商玉器除了之前就出现的牙璧、牙璋等外，还有各种装饰类玉器，比如玉冠饰、镯形器、勾云形器和各种动物造型的玉器，来源也更为广泛，有来自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凌家滩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几个新石器时代用玉中心文化。

晚商时期，商文化在西、北两个方向大范围退缩，在南方也收缩不少[45]，但殷墟遗址中出土的早期玉器，其渊源或“范本”的来源在空间上却更为广阔，这与晚商文化的大幅收缩形成了显著“矛盾”。这似乎意味着，在晚商文化收缩的同时，作为晚商文化中心的殷墟，与更广阔的地区建立了交流关系。进一步，广阔地域范围内的早期玉器在晚商偏早阶段的高等级墓葬中较多的出土，不能仅仅视为一种偶然现象，而应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一般认为，史前玉器多与原始宗教活动有关，有的被视为“巫玉”。考虑到晚商时期祭祀、占卜等宗教活动的高度发达，笔者推测，晚商时期出土的较多的早期玉器，可能与这一时期的宗教整合有关。商人崇巫，所以对巫玉进行大量的模仿和改造，正是这种巫文化的延续促成了原始玉器在商代的大量涌现[46]，使早期玉器具有了代表王权的权威、区别贵贱的功能[47]。但是随着殷商时期青铜礼器的迅猛发展，玉器的意义逐渐被“九鼎”等青铜礼器所取代[48]。目前所见晚商时期出土的早期玉器集中于晚商偏早阶段，而晚商偏晚阶段不见。这可能与晚商偏晚阶段宗教整合的完成和青铜礼器在宗教领域对玉器的大量替代有关。

[1]赵炳焕：《河南省新郑县发现的商代铜器和玉器》，《中原文物》1992年第4期。

[2]山东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年。

[3]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西》，科学出版社，2005年。

[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考古发掘报告》（上下），文物出版社，2001年。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山东滕县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7年第4期。

[6]栾丰实：《牙璧研究》，《文物》2005年第7期。需要说明的是，夏鼐等许多学者都把庄里西采集的这件牙璧确定为龙山文化，栾丰实先生则认为该件玉器应为商周时期之物。

[7]林巳奈夫：《中国古玉研究》，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84年。

[8]同 [4]。

[9]袁永明：《商代西周墓葬中出土前代玉器初识》，《中原文物》2000年第6期。

[10]江一莉等：《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科学出版社，2009年。

[1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

[12]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1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14]宋爱平：《郑州商城出土玉器试析》，《中原文物》2004年第10期。

[15]朱光华：《试论人民公园期商代遗存与盘庚复亳问题》，《中原文物》2005年第2期。

[16]栾丰实先生划分的A型牙璧。除最后一个为山东诸城呈子遗址龙山文化遗物，其余的都是大连旅顺四平山积石冢遗址出土。

[17]杜金鹏：《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玉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

[18]栾丰实：《牙璧研究》，《文物》2005年第7期。

[19]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大辛庄遗址1984年试掘报告·东方考古第四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20]郎剑锋：《谈大辛庄遗址出土的一件史前古玉》，《中原文物》2012年第6期。

[21]倪志云：《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存文化性质的研究》，《大辛庄遗址研究（研究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

[22]石家河考古队：《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23]中国社会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24]同 [8]。

[25]郭大顺：《红山文化玉器鉴赏》，文物出版社，2010年。

[26]《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战国墓》，《考古》1962年第10期。

[27]同 [7]。

[28]J.罗森：《中国古代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9]同 [18]。

[3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

[31]薛新明：《山西芮城清凉寺新石器时代墓地》，《文物》2006年第3期。

[32]牟永抗：《中国玉器全集1原始社会》，河北美术出版社，2007年。

[33]丁思聪：《殷墟玉器的发现研究与新思考·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15年。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36]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的分期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1981年第10期。

[37]梁思永、高去寻：《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第九本）》，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

[38]吴棠海：《中国古代玉器》，科学出版社，2012年。

[39]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下），1957年。

[40]同 [38]。

[41]郭宝钧：《古玉新诠》，神州图书公司，1976年。

[42]黄翠梅：《中原商代墓葬出土玉器之分类及相关问题》，《玉魂国魄》，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2年。

[43]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44]同 [15]。

[]刘绪：《商文化在东方的拓展·夏商周考古探究》，科学出版社, 2014年。

[46]张闻捷：《试论商代巫玉的源流》，《南方文物》，2010年。

[47]邵望平：《关于中国古代玉文化的几点思考》，《玉魂国魄》，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2年。

[48]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