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晓冬 刘琦

四十年前的今天，五百七十万青年终于可以将手中的镰刀和锄头换成钢笔，走进久违的考场。

随着第一场考试铃声的响起，中国重归高考时代。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标志着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那一刻，有多少人为了能“夺回失去的青春”激动得热泪滚滚；那一刻，有多少人为了做出艰难的抉择彻夜难眠；那一刻，又有多少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羁绊，痛苦地放弃了最后步入青春圣殿的机会。

其中一位笔者的父亲就属于后者。当年，他是學校有名的尖子生。奔赴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时，他还是热血少年；恢复高考时，他既为人夫，又为人父。那个求学的梦想连同他的青春，在十年岁月的碾压下渐行渐远……

凤凰村的奇迹

上世纪九十年代，吉林省中学政治课本收录了一篇题为《山沟里飞出金凤凰》的文章，说的是长春市九台区沐石河街道赵家村的故事。

这个只有五百来户、两千六百多人口的小山村，自恢复高考至今，已考出二百六十八位大、中专生。其中包括：中科院院士、长江学者、五百强企业总裁、著名电商平台CEO、抗战胜利日阅兵率先驾机飞越天安门广场的空军少校、某一线城市公安战线主要领导，以及十多位重点大学教授、一百多位研究生，还有工程师、科学家、音乐家……山沟里的金凤凰，飞遍了五湖四海，同时，也将“状元屯儿”“凤凰村”的名字传播到祖国大江南北。

赵家村地处丘陵，全村几乎找不到一块平整的土地。虽然向东翻过一座山就是柴福临水库，但赵家村严重缺水。当年建学校时，村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了数十眼井，也没能挖出一眼出水的井来。无论冬夏，孩子们都得去四百米外的地方抬水，往往打上来满满一桶水，抬到教室只剩少半桶。就是这样贫瘠的土地，就是这样艰苦的环境，就是这群被贫穷挤压的人，是如何创造奇迹的呢？

一九七七年，金兴财接到某中专录取通知书，他是恢复高考后，赵家村考出的第一位中专生；一九七九年，刘忠范接到吉林工学院（现改为长春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是恢复高考后，赵家村考出的第一位大学生。如今，一位是一汽工程师，一位是中科院院士、首席纳米科学家。他们共同开启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奇迹，也见证了中国恢复高考四十年，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历史。

作为中科院院士、纳米方面的权威科学家、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获得无数殊荣，就连他的弟子也绝大多数成为国内外知名学术机构的科研骨干，其中四十六人晋升为教授。可是，回到村里，他把西装一甩，大葱蘸大酱照样嚼得咯吱作响，“大袖头子”“小毛驴子”等儿时的绰号照样叫得亲密无间。

近年来，《熊出没》系列动画片屡次打破国内动漫电影票房纪录，为华强集团奠定了国产动漫第一品牌的地位。身为深圳华强集团公司的党委副书记、执行总裁、华强文化董事，方德厚依然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上班，晚上骑着自行车回家，路上，不时跟认识或不认识的员工打招呼。

“阿里人的精神就是胜者为王，败者成长。”当年，齐宪威因顶着被马老板夫人否定项目的压力完成数亿元商业贡献，成为马云最器重的年轻人，从而被任命为阿里巴巴战略项目合作部兼华南大区总经理。二〇一四年，齐宪威带着马云“轻易不要做平台，做平台必死”的告诫，组建御途网，次年便完成首轮数千万美元的融资。如今，刚过而立之年就已迈上事业巅峰的他，给人的印象依旧是与人和善、做事坚毅。

参加抗战胜利日阅兵、驾驶预警机飞越天安门广场的王洪春，接到一个来自家乡的消息：侄子王云志考上空军航空大学！当了一辈子老师的父亲生前有个遗憾——因为家里穷，大哥王洪伟没能考上大学。如今，大哥的儿子终于弥补了这一遗憾。想到有一天，自己能和侄子各自驾驶战机，守卫祖国的蓝天，王洪春的眼中噙满泪水……

像这样优秀的杰出人才，在赵家村比比皆是，如同遍布在田野里的庄稼一样朴实而平凡。

去过赵家村的人都会发现，这里的人与众不同，哪怕是与邻村相比，也有明显区别。无论处于何种环境，无论拥有怎样的财富、名声和地位，赵家村人始终保持着独特的精神品格。得意时，不张扬；困厄时，决不垂头丧气。他们从不与人争强斗胜，只会自己跟自己默默地较劲。然而，为了梦想，他们又是那样百折不回，不屈不挠。

他们永远以温和、坚忍、勤奋、阳光的态度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这或许是父母言传身教的结果，或许是苦难生活的砥砺，抑或是赵家村这片土地的慷慨赐予。

赵家村的事迹多次见诸报刊、电视、网络。然而，人们往往只关注这里考出多少大学生，出了多少名人，却很少有人思索奇迹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对于我们、对于时代而言，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赋予独特的精神品格才是赵家村最大的奇迹。

我的白发亲娘

一九八一年，李维家的猪死了。苏景珍瘫坐在地上，拍打着小猪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邻居还以为她家出了什么大事，赶紧过来劝解，“不就死了头猪吗，咋哭成这样？”

苏景珍抹了把眼泪，“这哪是一头猪哇，这是俺们一家人的命啊——”

她哭，大女儿李淑杰也跟着掉眼泪。李淑杰知道，自己明年就要考中专，而学费又没着落了，能不能继续读书是一件天大的难事。

李维和苏景珍夫妇有四女二男六个孩子。老大李淑杰读初中时，她最小的妹妹才刚刚出生。平时，李维春天种地、夏天外出打零工，苏景珍则在家里养猪。虽然长年养猪，但一家人只有在过年期间才能吃上一顿肉，还是别人挑剩下的“囊囊膪”。即便如此，也不能管够“造”，每次熬菜切几片借借味儿，就算解馋了。

苏景珍知道，六个孩子的未来都寄托在猪身上，所以，她养起猪来格外精心。家里只有一口大锅，人吃完了烀猪食，猪吃完了人再做饭，有时宁可人先饿着，也一定要让猪吃饱。

想到孩子的未来，苏景珍，这位四十二岁的母亲不哭了。没过几天，她又抱回一头小猪。这次，她干脆把小猪当孩子养，甚至比经管孩子还细心，这个贫困的家庭，再也不能出现任何意外了！她要跟猪住一个屋子里，人睡炕上，猪睡炕下，人和猪的气息混合在一起，人和猪的鼾声此起彼伏。有时，夜里醒来听不到猪的鼾声，苏景珍就会觉得心里不踏实，非要借着月光看到小猪平安后才能睡去。

如今，李维早已过世，苏景珍已经八十六岁高龄。她跟小儿子李景武住在一起。李景武是农业大学教授，也是著名的农业专家。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他感慨万千，“其实，我妈才是真正的农业专家，她靠养猪供出了我们六个孩子！”

二〇〇二年，笔者为拍摄纪录片《赵家村的母亲》第一次走进这个贫瘠的小山村；二〇一七年，笔者再度走进赵家村。时隔十五年，当年采访过的六位母亲中，有三位已经过世，两位随子女搬到大城市居住，只有卢荣珍还生活在村里。

小儿子王海民先后十多次接她去大城市居住，最长一次，她住了不到五个月。操劳一辈子的她始终适应不了都市的繁华与安逸。好在大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农村，可以照顾她。七十四岁的人了，反倒比十五年前还有精神。回忆起当年供孩子读书的历程，老人依然忍不住老泪纵横。

卢荣珍在其塔木张大村做过八年社办老师。一九六九年，住在赵家村的公公、婆婆先后病倒，生活不能自理。公婆家只有丈夫王景荣一个孩子，卢荣珍辞了工作，选择了一个女人的责任，随丈夫来到赵家村。那时，他们已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加上公公婆婆，一家八口人住在大队副业厂的老房子。副业厂偏僻，到一九八八年，小儿子王海民考入上海交大时也没通上电。一家人在那栋没有电的老房子里住了整整二十年。晚上，点不起蜡，只能点柴油灯。柴油燃烧时有烟，卢荣珍因此落下眼病。这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怎么过。大儿子首先辍学，虚岁只有十六的二女儿也去大队跟成年人一起干活挣工分。老三王海民也想不念，卢荣珍死活不同意，她流着泪对王海民说，“你是妈妈唯一的希望，哥哥姐姐都是为了供你才不念书的，你可千万要争气啊。”王海民没说话，他倔强地把眼泪咽进肚子里，默默地点了点头。

一九八五年，王海民考进九台一中。为了省钱，他舍不得去食堂买菜，每次回家都带一大罐子咸菜。整整三年，卢荣珍只去九台看过一次儿子，还是因为给小女儿看病顺路。出发前，她特意给儿子炒了一小袋苞米哑巴，放了点“糖精”，看着儿子吃得香香甜甜的样子，卢荣珍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王海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跟母亲唠嗑，说自己三年只吃过一根冰棍，还是同学强行给他买的。卢荣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抱着儿子哇的一声，哭了。

王海民去大學报到，是大哥陪着他去长春，把他送上火车的，那是一家人所能送的最远的距离。儿子走的那天，卢荣珍整整一天没跟任何人说话。也就是从那天起，卢荣珍养了许多鸡。她从不舍得吃一个鸡蛋，攒够一篮子，就挎着小筐，徒步走到三十里外的集市上去卖，然后再走回家。一个往返就是六十里路，卢荣珍舍不得在外面吃饭，每次都在怀里揣两个“干面”。回到家，赶紧把钱用手绢包好，藏在枕头里，攒够一百八十元，就给儿子寄去。

卢荣珍知道上海是大城市，每月一百八十元根本不够儿子的生活费。可是她没办法，她已经尽了一个母亲最大的能力。为了给儿子凑够上学的车费，她把结婚时娘家妈给的一副银手镯卖了，家里板柜上的铜甲子和瓷砖也都被她抠下来卖给了文物贩子……

像卢荣珍这样的母亲，在赵家村比比皆是。马春莲，一儿一女都大学毕业，供孩子念书时，她十几年没吃过一个苹果。黄金枝，过度的劳累使她常年与烟袋为伴，累了就抽两口提提神，然后接着干。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九台区中医院工作，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医生。赵雅贤，大儿子李殿国毕业于阜新矿业学院（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二儿子李殿申毕业于黑龙江农业大学。多年来，她一直靠养猪供孩子念书。徐淑贤，儿子毕业于齐齐哈尔铁路学院，女儿毕业于延边大学，为供孩子读书，十年里，她卖过两处老房子，和丈夫在外打工。方德厚兄弟四个，当年为了供他们读书，父母也将大房子卖掉，搬到阴冷的老屋去住。李桂芹，两个儿子都是重点大学毕业。孩子上学时，她每年都养三头牛、一头母猪，一窝鸡，还承包两垧地，每天起早贪黑地忙活。王淑云，儿子刘文库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在丈夫患病失去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她独自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以一个女人的坚守和承担拼命劳作，节俭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每个月，她只允许全家点三个电字，超过了，就在心里不停地责骂自己……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卢荣珍的眼睛失明了。这是十五年前，我采访她的同一天。十五年前，她的眼睛深邃，对生活充满希望；十五年后，她手把着凋零的向日葵，对我说，今年的向日葵真美。这天上午九点，她走进九台区医院的手术室，我们祈祷这位母亲能重新看到这个世界。

赵家村的母亲大多沉默寡言，讲不出啥大道理，十里八村，也只有赵家村的母亲不会打麻将。她们整日操劳着、奔忙着、辛苦着，用自己最淳朴的爱，梦想着将来有一天，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大学，走出这个贫瘠的小山村。如果您真的走进赵家村就会发现，在那些大学生的背后，是伟大的母亲，是伟大的赵家村的母亲用心血甚至是自己的生命铺就了孩子的精彩人生……

金凤凰的故事

还是说说刘忠范院士的故事吧。他是九台人的骄傲，更是赵家村的一面精神旗帜。至今，九台人，尤其是赵家村人还经常用他当年刻苦学习的例子来教育子女。

刘院士自小没穿过合体的衣服，鞋大、袄大，袖子自然也长。家距学校有十五里路，无论冬夏，他几乎每天上学、放学都一路小跑。出汗，用袖子擦一下，淌鼻涕，也用袖子抹一下，时间久了，两只袖子锃光瓦亮，大家都叫他“大袖头子”，也有人叫他“刘小跑”。

就是这样一位邋遢的“大袖头子”“刘小跑”，学习起来毫不含糊。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他和同学约好在半路会合，一起去学校。他先到约定地点，同学还没来。他就把课本摊开在雪地上，用脚压着，抄起袖筒，蹲在地上看书，雪花漫天飞舞，他身上披着厚厚的雪，同学走到面前，都没有发现他。

那时，条件艰苦，全家人睡在一铺大炕上，刘忠范的位置总是离灯绳最近。有时一觉醒来，忽然想起某个问题还没弄清楚，他就打开灯，找出书本，直到彻底弄懂才关灯继续睡觉，否则一宿都睡不踏实。

还有一次，下雨发大水，他毫不犹豫地顶起书包游泳过河，结果到学校才发现，临时放假，只有他一个人去上学。留学日本期间，他在酒桌上跟导师讲了这个故事，导师又讲给日本学生。从此，一个美丽的励志故事在日本学生中流传：刘君小时候非常用功，夏天游泳上学，冬天滑冰上学……

同样用功的还有聂红旭。二〇一七年，他从浙江大学毕业，继续读研。聂红旭自小到大没骂过人，更没打过架，老师们对他的评价是“文静得像个大姑娘”。可就是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孩子，小学三年级时，却因为一道数学题跟父亲打了大半天官司。母亲周景杰实在看不下去，说：“既然你爷儿俩谁都说服不了谁，不如去找老師当裁判。”聂红旭恍然大悟，当即拿起练习本，饭也不吃，拽着父亲就往老师家走。老师家在十里外的另一个村子。

初中毕业，聂红旭被长春市第十一高级中学特招，可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知道家里太穷了，去大城市读书要花很多钱。沉默几天后，他眼泪汪汪地对父母说：“长春离家太远了，我不想去，还是上九台念吧……”

母亲周景杰愣了一下，旋即抱住孩子，泪水滚涌而出。她哽咽着说：“儿子，你是怕苦了妈呀，你不用担心，我和你爸砸锅卖铁也一定供你上学。十一高是省重点，咱就去那念！不过有一点，你要有心理准备，爸爸妈妈要种地、打工，不能去陪你读书，你自己好好的！”

整整三年，周景杰夫妇都没去长春陪过孩子一天。高一、高二，聂红旭住校，在学校食堂吃最便宜的饭菜；高三时为学习方便，他自己在外面租了间房子，吃饭饥一顿，饱一顿，以打游击的方式完成了学业。

苏成富，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始终追随导师盖钧镒院士研究大豆，也是国内知名农业专家。他有两个妹妹，大妹妹苏成艳，小妹妹苏成丽，他们读书同样艰苦。父亲年轻时就有严重的哮喘病，母亲身体也不好，根本无力供兄妹三人上学，只能靠借钱。苏成富在姑姑资助下完成学业。大妹妹考的是自费师范，因为拿不起钱，只好回家务农。小妹妹考的也是自费师范。为了不重蹈姐姐的命运，苏成丽一个人咬着牙借遍了每一位亲戚屯邻，总算支撑到参加工作。其间欠下的债直到结婚这一天才还清。

人们往往只羡慕凤凰的高贵和美丽，却忽略了它涅槃时所经受的痛苦。残酷的现实是：不是每一只凤凰都能浴火重生。无论生活有多艰难，心中永远燃烧着希望之火，永远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这是赵家村人留给笔者最深刻的印象，时时震撼着我们的灵魂。

王海民在上海交大读书期间，有年冬天，踢球把腕骨挫折，在学校养伤，寒假没能回家。母亲也没有钱买车票去看望他。过年时，同学送给他一瓶罐头，他舍不得吃，悄悄藏在宿舍柜子里，直到第二年暑假他才拿出来，坐了三十九个小时的火车回到家中，为的是让父亲母亲和全家的每个人都尝一口。这是一个贫困家庭难得的盛宴！

王海民也许是整个上海交大最贫穷的学生，每月只有两百元，其中，一百八十元由家里寄来，另外二十元靠学校贷款。毕业时，他欠下学校八百元贷款。他是优秀毕业生，取得了直接读研资格，老师极力劝他继续深造。王海民最终还是选择参加工作，他告诉老师，“我和别人不一样，父母供我上学太不容易啦，我还是先挣钱回报父母，然后再读研。”

就这样，他把毕业证押到学校，去大连电力系统工作。母亲知道他欠着学校贷款，说：“趁我和你爹还能干动，不能让你刚参加工作就背饥荒，这笔钱我们还！”王海民坚决不同意。他说，妈妈我大了，不能让你再吃苦了。最初，他只是跟随老工人巡视、检查变压器，每月仅一百二十五元工资。他说，在我没有还上贷款前，我拒绝看一场电影，坐一次出租车。他省吃俭用，一年时间就还清了贷款，回家时，还能孝敬父母零花钱。父母知道这钱是儿子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一直都舍不得花。

王海民的孩子刚出生不久，单位有公派日本劳务输出的机会。本来没有他的名额，王海民知道出国能挣更多钱就极力申请。由于工作出色，单位已经决定把他作为接班人培养，正准备提拔，不同意他出国劳务。领导找他谈话，甚至允诺单位可以从照顾特困职工角度出发，给他五万元生活补助。

王海民打电话征求母亲意见，并说了自己的想法，“不是劳动得来的钱，心里不踏实，我不想要。”从没见过五万元钱的卢荣珍此刻却异常平静，只回了短短的一句话：“儿子，娘听你的。”

说起刻苦学习的故事，几乎所有赵家村人都会提到一个人——王凤海。

王凤海母亲患有严重的癫痫，时常发作；父亲在生活压迫下意志消沉，好打点小牌。

王凤海自小心里就清楚，考学是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唯一途径，因此，他学习非常刻苦。一九八二年，他考上一所大学，因拿不起学费，他跑到学校门前照一张相，只好忍痛放弃，再到九台一中复习，准备来年考军校。这样，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复习期间，他每天靠从家里带来的粗粮，在学校炉子上蒸饭，就着大酱或咸菜充饥，周日还要到火车站扛麻袋，出苦力挣点钱。一年下来，严重营养不良，人瘦得不成样子。

赵家学校的校长赵廷福和他是亲戚，经常接济他。那年正月十五，赵校长给了王凤海十元钱，嘱咐他一定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父亲知道后硬是把钱要下来，本指望多赢点钱给儿子，结果全输光了。第二天一大早，王凤海什么话都没有说，怀里揣了两个“干面”，背起小半袋苞米馇子出了家门，一百里的路程，他徒步走向学校，这个坚强的孩子早已经忘了眼泪的滋味。赵家村到九台县城要翻过几道山岭，他迎着刺骨的寒风走了整整一天一夜，到学校时，人几乎虚脱了。

苍天不负苦心人，王凤海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录取。没有路费，学校了解情况后，特意派专人将这位苦命的孩子接走。临走那天，父亲没有去送行，而是独自躲到苞米地里哭了一下午。如今，王凤海已是国内某一线城市公安战线的主要领导。

在赵家村，几乎每户人家都会在房前种上大片向日葵。金黄色的花盘始终朝向太阳，仿佛一张张充满希望的笑脸……

牺牲是最伟大的爱

如果说母爱是涓涓细流，那父爱就是一座山。有妈在，家就在；有爹在，就有依靠，就什么都不怕！

采访中，我们听到这样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

苏景忠，绰号“苏驴子”，是十里八村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东北，“驴子”代表脾气倔犟，认死理，可苏景忠不是。他有两男三女五个孩子，为了供孩子读书，政策刚允许，他就开起豆腐坊。最初，他自己拉磨，后半夜一两点钟就得爬起来磨豆浆，人干驴的活。后来，好不容易买了头驴子，把自己解放出来，由驴去拉磨。无论冬夏，天刚蒙蒙亮，他准时赶着毛驴车出发，走村串屯卖豆腐，一直到把豆腐卖光才肯回家。有时，为了卖一两块豆腐，他甚至要赶着毛驴车走上几十里路。因为常年跟驴在一起，人又像驴一样能干，所以人们都管他叫“苏驴子”。村会计曾经做过统计，说苏景忠賣豆腐供孩子念书，从中年到老年足足绕了地球三圈。截至二〇〇七年，“苏驴子”的五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大儿子苏殿平考上陆军军官学院，小儿子苏殿春也考上哈尔滨建工学院。孩子们的人生是父亲伴随着驴的脚步，一步步丈量来的。

在赵家村，除了父母供孩子读书，哥哥姐姐供弟弟妹妹读书的现象也不在少数。

余文清，毕业后就在赵家学校当老师，一九九八年担任校长，一直干到快退休。几十年来，她见证了无数赵家村学子的成长历程，本身也是位地道的赵家村人。余文清兄弟姐妹六个，她排行老四。由于人口多，家里生活极其艰苦，她坚持用自己有限的工资供五妹念完师范。五妹工作后，又用自己有限的工资供六弟念完了师范。而她上面的三个哥姐都因贫穷没能完成学业。时至今日，余文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全家人长年吃谷糠和“干面”。参加工作后，为供弟弟妹妹念书，她每天都揣两个“干面”上班，中午在学校炉子上热了吃。有位老教师看她太艰苦，特意在家包了一饭盒饺子跟她换着吃。面对贫穷，同事间的饺子与干面在瞬间变成了一生的友谊！

“干面”一词，我很少听赵家村以外的人说起。其实，它就是一种玉米面制成的饼，在别处多叫“锅贴”或“大饼子”。刚出锅时，口感还好，一旦凉下来就变得又粗又干又硬。大约是赵家村人经常把它当作出门时的口粮，对这种又粗又干又硬的口感印象深刻，所以才叫它“干面”“干面子”吧。

苏景余家也是六个孩子，三男三女，三个大的没考出去，三个小的都上了大学。老五苏殿国考的是同济大学，如今已是一汽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

赵家村有这样一个现象：每家的老大几乎都没考出去，小的则考出很多。当年，各家都穷，身为老大往往放弃学业，过早地帮父母承担起供养弟妹的责任。如今，老大们大多在村中务农，他们的子女也已长大成人。

采访中，我们接触到很多这样的老大，王景文就是其中之一。分家时，他拒绝要父亲一分钱财产，却主动承担六千元外债。这些年来，他种地、卖雪糕、打零工、种瓜……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大女儿上大学那年，他还背负两万八千元外债。今年，大女儿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小女儿也考入长春工业大学，王景文终于感到一丝欣慰。

“最难的是一九九八年，我右眼意外受伤，视力严重下降。大姑娘要交二十元学费，我到处借，也没有借到。没办法，只好把地租了一千块钱，以解燃眉之急。

第二天，我就背着行李卷去松江河搬石头。头一个月，挣了二百元。同去的人都嫌工资低、活太累，不干回家了。我不能回去，二百也好啊，起码孩子有书念了。第二个月，干两个人的活，我挣了四百，又向工友借了二百寄回家里。我写信告诉孩子，‘好好念书，爹挣到钱了……”年近五旬的汉子，数度哽咽。

相比同龄孩子，刘忠范还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年长十四岁的大哥刘忠海，而且大哥还是邻村小学的老师，后来做了校长。

刘忠范兄弟姐妹五个人，作为普通农民家庭，生活艰辛可想而知。母亲张亚琴的口头禅是，“即便砸锅卖铁也要让我的孩子念书，除非他们自己不成器。”这也是几乎所有赵家村母亲的口头禅。在晚年，张亚琴无数次回忆起供老大念书的往事——挨个亲戚、挨个屯邻到处借钱凑书本费……

等到刘忠范上学时，刘忠海已参加工作，帮父母承担起供弟弟们读书的责任。在刘忠范眼里，大哥慈爱而严厉。刘忠范小时顽皮不爱上学。有一次，趁父母出门，刘忠海把他关在家里整整一天不给饭吃。到了晚上，刘忠范实在饿得不行，向大哥哀求。刘忠海板着脸告诉他，“如果你现在不读书，将来就和今天一样，一辈子没有饭吃！”第二天一早，刘忠范乖乖地背起书包上学了。

那时，缺乏学习资料，刘忠海把自己上学时的题一直保留着，给弟弟们做。刘忠范经常被大哥训哭。有时，一道题到深夜还没做上，母亲心疼想让他睡觉，大哥却坚决不允许。刘忠范见没了指望也就不再反抗，哭着做完题，还要给大哥讲一遍才能睡觉。就是在大哥的“无情”逼迫下，刘忠范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小学升初中考试，他是全公社第一名。

一九七九年盛夏的一天，邮递员把吉林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父亲刘清双手哆嗦了好半天，却没敢接——实在供不起啊！刘忠范只好去找大哥。那时，大哥已成家另过，且有了自己的孩子，每月四十多元工资，日子也很紧巴。刘忠海二话没说，不光凑齐学费，还给弟弟买了一套新衣服。大学期间，刘忠范每月二十元的生活费也是大哥出的。

后来，哥儿俩聊起当年的事，刘忠范哭了，大哥也禁不住红着眼圈，拍着弟弟的肩膀，“你不是有个好哥哥，而是有个好嫂子啊——”

嫂子是普通农民，对每位家人都倾尽爱心，从不抱怨。母亲张亚琴晚年吃素，跟哥嫂一起生活。那时，哥嫂在北京居住，家是东北老亲少故来京的集散地，隔三岔五就有客人。无论来多少客人，嫂子都会按时给婆婆单独做饭。嫂子做饭好吃，刘忠范隔段时间不去哥嫂家看看、吃顿饭，心里就不踏实。当年，刘忠范从日本留学归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嫂子买一件羊毛衫。

比尔·盖茨的母亲说过这样一句话：“两个民族的竞争，说穿了是两位母亲的竞争。”可见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几乎所有赵家村的母亲都会这样教育孩子：打架占便宜了，母亲领着孩子找对方道歉；吃亏了，母亲则开导孩子吃亏是福。看到别人吃好穿好，母亲告诉孩子，不要羡慕别人，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得靠自己努力。在贫穷的日子难以为继时，母亲鼓励孩子们，无论到什么时候，一家人永远是一家人，兄弟姐妹要互相帮助，互相往来，不能因为一点利益就互相拆台……是母亲的教诲影响了每一个赵家村人，也最终铸就了赵家村精神。笔者将其归纳为“坚忍、勤奋、阳光和牺牲”。

为了亲人能够出人头地，拥有美好未来，父母与兄弟姐妹甘愿付出最大的牺牲。在苦难的日子里，这种牺牲虽不是轰轰烈烈、赴汤蹈火，却更加深沉、更加淳厚、更加弥久，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爱。

正是这份爱，创造了赵家村的奇迹！

野风吹过山岭

读到这里，许多人心中都会产生疑惑——赵家村重视读书的风气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个问题也曾困扰笔者很长时间。我们问过许多人，也查过一些资料，回答要么是“想脱离农村过上好日子，不读书还能有啥途径”；要么是“当年父母就是这样教育我们的，我们也这样教育子女”；要么是“看到别人家孩子读书出息了，自己家孩子也努力呗”……

这些回答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没能道出问题的根源。后来，还是刘忠海讲的一个故事，无意中揭开了赵家村的秘密。事情还要从一百年前说起——

虽说叫赵家村，齐、马、苏、刘、王却是大姓，尤以齐、马两家人丁最为兴旺，赵姓反倒不多。齐家有个绰号叫“十大恶”的人，读过书，走南闯北见识高。这里的“恶”按东北方言读“ne”（一声），不读“e”（四声）。读“e”（四声）是贬义，是“凶恶、狠毒”的意思；读“ne”（一声）却带有几分褒义，意思是“厉害、别人比不了”。

“十大恶”虽在家族中排行老十，却是齐家的当家人。还是“伪满洲国”时期，他偶然在吉林市看到一张党的油印小报。回来后他就对族人讲，“共产党能成事，将来能得天下。到那时买多少地都没有用，咱们得马上成立学堂，哪怕卖地也要供孩子们读书。无论世道咋变，都需要有知识的人。”

就这样，齐家卖地建起学堂，不但规定族中子弟必须上学，而且也鼓励同村的孩子读书。这个学堂就是赵家学校的前身。

与齐家刚好相反，马家还是认老理儿，有钱就买房子置地。齐家不断地卖地办学，马家不停地买地置产。转眼间，日本投降，东北解放。

土改后，本来大家都平等了，但没过几年，齐家人读书的优势就显现出来。六十年代，赵家村出了二三十位大学生，以齐家最多，成就也最大，很多人考上重点大学，齐庆多是著名化学教授，齐庆春是著名医学教授。

齐、马两家的鲜明对比，让大家认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也就是从那时候起，赵家村重视教育的风气逐渐形成。即便在特殊时期，赵家学校也始终保持正常运行，老师兢兢业业教课，孩子认认真真读书。无论何时都把教育放在第一位，是赵家村所有人的共识。

齐庆举是老高中毕业生。学校缺老师，老村书记贾雨先和老校长赵廷福一同登门请他出山。俩人拍胸脯保证，只要我们俩有一口气在就不会让你受欺负。齐庆举被感动了，在赵家学校当老师一直干到退休，他先后培养出了刘忠范、方德厚、于学华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有一年，學校师资紧张，他一个人教毕业班物理、化学两门课程，每周二十节课。他有颈椎病，即使疼痛难忍时，也没耽误学生一节课。还有一次，他打篮球把脚踝扭骨折了。医生建议他至少休息两个月，结果第三天，他就打着石膏、拄着拐棍出现在课堂上。

于德泽是赵家学校最早的中学语文老师，原在吉林市一所中专当老师，后因工资无法养家，自愿辞职回乡种地。一九七三年，学校缺老师，在赵廷福校长的一番苦劝之下，于老师重新走上三尺讲台，并一直干到退休。如今，他已是满头白发，八十七岁高龄。

赵家学校早期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人，没受过专业师范教育，身份也基本是民办转正。但就是这么一批人，硬是凭借着对家乡土地负责、对家乡孩子负责的态度，不计辛劳、不计报酬，共同创造了赵家村的奇迹——抚今追昔，令人不胜唏嘘！

焦明日就是这样的老师。他已接近退休年龄，瘦弱，戴着厚厚玻璃片的高度近视镜，平时不善言辞，但只要一提起教学、提起学生，就会意气风发，滔滔不绝。

焦明日是齐庆举的学生，一九七七年，与金兴财一起参加考试，金兴财考上中专，他却落榜了。齐老师劝他，家里条件不好，复习一年考中专吧。焦明日点点头，心里却向往着大学。

一九七八年，焦明日再次参考，被九台师范（中专）录取，但主动放弃了。一九七九年，高中没有招生。直到一九八〇年，焦明日才如愿考入高中。那一年，赵家学校有十一人升入高中，占去全县村级中学百分之几十的份额，轰动全县。十一人中，除了焦明日，其余都考上了大学，方德厚还考上重点——中国人民大学。

一九八二年，焦明日的弟弟也考上高中，原本度日维艰的家庭再次陷入绝境。父母把房子卖了，一家人寄居在三叔家的下屋。焦明日兄弟四个，身为长兄的他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后，决定为了弟弟放弃自己的梦想。校长听到消息后十分惋惜，告诉他赵家学校缺日语老师。就这样，焦明日弃学回到赵家学校当了一名民办老师。那是一九八三年春天的事，距离高考不到一百天。

为弥补自己不能上大学的遗憾，焦明日把全部心血投入到学生身上。初中三个年级六个班，只有他一位日语老师，一周要上三十节课。这还不算，日语是新开课程，学生没有配套教材，他东奔西走，好不容易凑齐了三本教科书。白天正常教课，晚上别的老师下班回家，他独自待在教研室里，借着电灯泡昏黄的光线刻钢板、推油滚，把第二天的教材印出来，赶在上课前发给学生。虽然他家在学校附近，却很少回去住，印完教材往往后半夜，就随便在值班室对付一宿。他刚上班时，两只眼睛都是1.0，一年后变成0.3，戴上了550度的近视镜。

学校师资紧张，校长、主任都教课，大多数老师兼着两门课程。焦明日除了教日语，还教过化学。有一次，学生问他一道题，把他难住了，拿到教研组问其他老师，也把其他老师难住了。这道题成为焦明日的心病，吃饭琢磨，睡觉也琢磨，用了整整一周时间终于解了出来。他兴奋地在黑板上给学生演示，教室里先是静悄悄的，最后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响彻赵家村的山谷。

焦明日只是赵家学校老师的一个缩影。在那个年代，所有赵家学校的老师都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他人。每天天刚亮，就有老师出现在教室里为早来的学生讲解。赵家村的学生刻苦好学，放学后也大多留在教室里学习。老师始终守护在他们身边，直到最后一名学生离开才回家。

从恢复高考至今，赵家学校至少输送了五六百名大中专生。作为全中国一所普通村级学校，赵家学校最多时中小学加起来有一千一百多名学生，甚至超过许多乡镇学校。不但十里八村的孩子来读书，就连德惠、榆树等外县市的孩子也慕名前来。他们投奔的是这里淳朴的乡风，是光荣的传统，更是兢兢业业、为了学生不计辛劳、不计报酬的赵家村的老师。

赵家学校的老校舍建在岭岗上，由于年代久远已改作他用，几乎淹没在漫山遍野的玉米的海洋中。

新校舍是二〇〇二年刘忠范院士返乡时，全力争取长春、九台两级政府支持，在几百米外的地方修建的。新校园占地面积更大、更平坦、更规矩，用水也方便，还拥有媲美城市学校的微机室。刘忠范院士还和他的同事、朋友们捐助了三十台电脑，两千册图书，并设立十万元奖学金。

然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教育意识日渐增强，村级学校的教学条件无论怎样改善，都很难满足家长们的心理预期。尤其是“一乡一校”体制改革以来，赵家学校受到了历史上最为沉重的打击。为追求更优质的教育，家长带着孩子们纷纷奔向城区和都市。赵家学校生源逐年萎缩，也难以留住青年老师。如今，只剩下八位几近退休的老教师和八名实在无力走出去的学生。

王亚田是八位教师之一，在赵家学校工作了几十年。“再过两年，我也退休了——”说这句话时，王老师的眼中充满怀念、无奈与心酸。

采访赵家村恰巧也源起于二〇〇二年，整整十五年过去，岭还是那道岭，水还是那片水。然而，时代变迁、世事更迭注定要永远向前。

我们像朝圣者一样，默默地伫立在老校园残破、孤独、杂草横生的大门前，这时，有野风吹过山岭……

跪向泥土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总有些事物不断消失，不断出现。从长远角度看，赵家学校的命运不过是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一个缩影，虽有英雄迟暮的惋惜，却并不悲哀。四十年来，有多少轰轰烈烈、盛极一时的事物日渐远离，比如：粮票、集体户、供销社、国营百货商店、农村户口……

如今，莫说城市，就连乡镇学校也基本脱胎换骨——雄伟壮观的楼房、宽敞明亮的教室、现代化的电教设备、安全舒适的校车，老师也多是专业师范院校毕业，能力出众，年轻且充满活力。

每当看到这些，笔者就在心里告诉自己：赵家学校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再适合当下的中国。然而，每当看到媒体上关于教育的种种负面报道时，却又坚信自己找到了其繼续存在的理由。

赵家村有句话，“饿出来的科学家，打出来的工程师。”这个打出来的工程师就是苏殿国。苏殿国刚上学时，淘气，不爱念书，经常逃课跑到山上去玩。老师家访告诉了苏景余。苏景余二话没说，每天拿着根竹板去山上转悠，终于有一天把苏殿国逮个正着。苏景余命令儿子马上回学校。每走一步，他就在后面用竹板打一下儿子的屁股。一路打到老师面前，苏景余还是什么话都没说，双手捧着，把竹板交给老师。虽然老师从未动用过那根竹板，但苏殿国从此再也不敢逃课了。

王凤海在一中复习，从家带来的高粱米吃完了，没有钱买车票回家。老师主动把自己的新自行车借给他。那年代，自行车可是“四大件”的头一件。从九台到赵家村要翻越数道山岭，来回颠簸近百公里。

有路远的孩子，放学后问问题，忘记时间，天黑不敢回家。老师就先把他送到家自己再往回走……

这是怎样的托付与责任，这是怎样纯真和质朴的情感。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怎能不知道珍惜与感恩？

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知行合一”，学问与德行并重。现代社会也强调素质教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将“德”排在了第一位。

改革开放四十年，几乎天天都在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然而，不可回避的现实是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精神生活却显得空虚。恢复高考四十年，中国人的教育意识日渐增强，尤其在当下，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只限于“智”，却忽略了“德”。中国有太多“教书”的学校，而缺乏一个真正“育人”的阵地。社会上，各种不良现象层出不穷，很难说不是在为“软的一手”埋单。所以，我们今天才大力提倡弘扬正能量，才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说到赵家学校的出路，笔者倒有一个设想：既然它的教书功能难以与“高大上”的城市学校相比，那么，可否挖掘一下它的育人功能——把它改造成励志教育基地。

建校史展览馆、请老师和走出去的名人做励志报告、举办系列体验活动。以夏令营、冬令营的形式，组织城市孩子来体验生活，让那些生活在蜜糖罐里的孩子接受一次精神上的洗礼。一次精神上的洗礼或是心灵上的震撼，往往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也许，赵家学校这样的转型会为中国教育改革探索出一个新模式，这最起码也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刘忠范院士非常关注家乡教育，关注赵家学校的命运。每次回乡或在外遇到乡人，都会殷勤询问。当得知赵家学校只剩下八个学生时，他沉默了许久。

老校舍废弃后，被卖给养鸡大户，被改造成一片鸡舍。谁又敢保证，他捐建的新校舍在没有学生、被废弃之后，不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呢？当今中国，最不缺乏商业开发的土地，而恰恰缺少能留住记忆的地方。留住记忆就是延续民族的历史。

二〇一七年五一期间，刘院士回到赵家村。与以往不同，这一次，他是为母亲举行葬礼。为子女辛苦一辈子的张亚琴终于在过完九十岁生日后，再无痛苦，再不操劳……

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刘院士动情地写道：“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母亲的一大精神支柱是我每周日上午的问候电话。母亲不识字，眼神也不好，可是竟然能够准确无误地记着每个星期天，向家人要手机，静静地等候我的来电，实在不可思议。有时候出差在外，不方便打电话，母亲会等候一整天，不肯放弃。在走向生命尽头的最后几天，母亲竟然从昏迷中醒来要手机听我电话。”

离开赵家村前，刘院士没有去看他一手捐建起来的学校，而是独自来到母亲坟前，跪了许久。

我想，他不仅仅是跪向自己的母亲，也是跪向所有一生苦难、艰辛付出的赵家村的母亲，更是跪向脚下这片苍凉、悲怆，而又生机盎然的土地。

当老师从苏景余手中接过竹板的时候；当焦明日在昏黄的灯光下刻钢板的时候；当老村书记和老校长拍着胸脯保证“只要我们俩有一口气在，就不会让你受伤害”的时候；当齐庆举拄着拐棍出现在教室的时候……

他们又何尝不是为了这片土地呢？（责任编辑 徐文）

编后语：

赵家村，一个偏僻、贫瘠、只有五百来户的小山村，至今已向全国大中专院校输送了几百位各行各业的人才，“状元屯儿”“凤凰村”的名字传遍五湖四海。人们不禁好奇：赵家村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缘何能培养出如此众多的栋梁之材？经过笔者十五年的采访调查，终于一层一层地揭开了赵家村的神秘面纱……

赵家村有勤劳淳朴的父亲母亲，为了子女能读书日夜操劳；有甘于牺牲的哥哥姐姐，供弟妹读书毫无怨言；有任劳任怨的嫂子，不求回报；更有无私奉献的老师，舍小“我”、为大家。正是他们进行着爱的接力，才让一代又一代赵家村人有希望为祖国效力。“无论生活有多艰难，心中永远燃烧着希望之火，永远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