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修（博士）

一、引言

自晚清开始，中华民族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转型期。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但中华民族并没有走上富强的道路。在整个民国时期，各族人民遭遇了多次混战，以及西方列强的经济剥削，艰难困苦，流离失所。后来又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入侵，经受了奴役与掠夺。总之，民国时期的三十几年，各族人民并没有过上安定祥和的生活。虽然如此，由于仁人志士的不断奋斗，以及先进管理思想和手段的逐步应用，民国时期在工商业经济方面也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民国时期是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的转型期，也是经营管理的转型期，各族人民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在会计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西部少数民族的历史本身就是东西方多元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其商业发展尤其是会计演变相对于占人口多数的汉族，具有独特之处。因此，对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会计演变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有助于吸取历史经验，总结历史教训，以指导当前实践。同时该研究结果对当下发展边疆地区经济、促进少数民族商业发展、培养少数民族专业人才有一定现实意义。除此之外，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联系极为紧密的地区。以“一带一路”视角回望民国时期少数民族会计，不仅可以推进少数民族会计史的研究，还可以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探究西部地区与沿线国家贸易中的财会问题，打破国际藩篱，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供参考和镜鉴。

本文中的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指的是新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国、西藏、广西、云南、甘肃、宁夏和青海。在民国时期，这些地区分别由不同的统治阶级控制，制度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统治阶级成分不同，设计各类制度的目的和方式自然不同，因此上述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的方式和内容也有所不同。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少数民族及其统治者情况见表1。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会计史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近年来，对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和发展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刘超建[1]对民国时期新疆会计开展的研究；莫磊、陶玉婵[2]对清末民国时期云南各族人民会计发展所开展的研究，李保婵、莫磊[3]对民国时期广西民族融合与会计发展关系的研究。但是，当前对民国甘宁青地区回族会计发展演变以及西藏地区藏族商业发展的研究较为缺乏，也没有对这一阶段西部各少数民族会计演变进行横向比较并加以总结的研究。基于此，笔者拟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并在新材料、新成果的基础上予以比较及总结。

表1 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少数民族及其统治者

二、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行业会计的演变与比较

（一）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行业会计的演变

1.民国时期新疆行业会计的演变。清末，新疆主要的会计主体是商帮，时有汉族八大商帮，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洋行成为贸易的主角。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在新疆的洋行主要由俄罗斯商人开办，除此之外，也有部分英国商人和德国商人开办的洋行。在杨增新和金树仁统治时期，由于统治者较为保守，在经济制度、会计制度方面尚保留封建残余，这一时期新疆会计主体演变速度比较缓慢。整个民国时期，新疆工业体系落后，至1949年10月也只开办了少数工厂，主要是盛世才统治时期接受苏联援助兴办的一批厂矿，比如新苏合营的独山子油矿、乌苏油矿等。这一时期开设的厂矿中均依照苏联管理模式设置会计科目，统筹财务收支。与西式会计不同的是，苏式会计将西式会计中的会计职能分为计划和财务管理两块，计划部门由总经济师负责，进行计划编制；财务管理部门由总会计师负责，主要进行日常管理。计划部门与生产部门共同参与管理，财务部门地位较西式会计低[1]。

1944年，新疆省政府建立新式账簿，用于记载营业资本和营业，取缔旧式簿记，并将裕新土特产公司改组为省政府直属的新疆贸易公司，设置会计、稽核等科室，改设会计科目并统一了会计报表格式，开始使用记账凭单。此外，新疆省政府按照苏联银行的账务组织和业务处理程序，设立了新疆省银行作为主要的金融业会计主体。新疆省银行则遵循苏式会计核算制度，设置日记账、出纳账、顾客总账。盛世才统治新疆的十余年间，新疆会计主体的演变过程打上了苏联经济制度的烙印，主要特点有设立省有企业、讲究“计划”。

2.民国时期蒙古地区行业会计的演变。直至清末，蒙古地区产业结构仍极为单一，以畜牧业为主，仅有的少数商业主体也是由“走西口”而来的山西商人在经营。与新疆类似，清末也有一定数量的俄国洋行、英国洋行、德国洋行和日本商会涌入蒙古地区。民元之后，以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科尔沁亲王阿穆尔灵圭为首的蒙古王公，欲改变单纯靠土地吃饭的传统收支方式，兴办了一批实业，比如1905年由阜得胜、阜海父子参与的祥裕木植公司，同年贡桑诺尔布借俄商银三万两在三义洋行基础上开设了一批小型工厂，1910年阿穆尔灵圭组织成立了蒙古实业公司等。但这批企业只采办了机器设备，并没有吸收现代工商业的管理方法。之后，蒙古封建贵族逐渐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方法，贡桑诺尔布派人赴天津学习近现代工厂管理方法，意在将内地通行的西式会计带回蒙古。蒙古封建贵族举办的这批实业，大多数背后都有外国资本的支持，以日本商人为主，通常采用日式会计核算方法。

毫无疑问，这部分以外国势力主导的“实业”是帝国主义掠夺蒙古地区资源的先锋军，也是日本侵略蒙古地区的哨探。虽然上述实业采用了西式会计，但在手工业和小店主群体中，仍以收、付为记账符号，基本上还是传统会计方法的延续，以原始凭证作为依据。随着封禁打开，外国资本逐步渗透，蒙古地区也出现了外国资本控制的现代金融实体，比如俄商开设的华俄道胜银行、日本商人开办的正金、正隆银行。这一时期的蒙古银行和内地一样采用西式账簿体系，设置三类账簿，以日记账、分录账和总账为基础。日记账系原始记录账簿，用来反映每天发生的业务分录账的每笔记录，并采用复式记账方法登记总账，所有的其他账簿都要往总账结转、汇总。

3.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行业会计的演变。与新疆、蒙古同为西北地区的甘宁青，在清末主要的会计主体同样有从事传统金融行业——典当业的晋商，除此之外，还有经营皮毛生意的回族商人。民国时期之后，统治甘宁青的军阀，尤其是“西北三马”，为了承担军阀混战的开销，开办了一批实业。比如马鸿逵先后开办的宁夏电灯股份公司（1935年）、兴夏毛织股份有限公司（1942年）、兰鑫炼铁股份有限公司（1943年）等；马步芳也开办了湟中实业公司、西北工矿公司、西北畜牧公司等企业。虽然“西北三马”在客观上推动了甘宁青地区工业的发展，但这些会计主体都是不折不扣的官僚资本。“西北三马”虽是军阀，但他们也知道，有先进的管理方法，才能有高效率的企业。因此，在他们创办的企业中都引进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例如，在马鸿逵创办的企业中采取股份制，如兴夏毛织股份有限公司除马鸿逵外，还有刘慕侠、邹德一、李云祥、马继德等股东；在马步芳开设的湟中实业公司中设置会计处，与人事处、业务处、视导处、粮秣处并列，作为主要管理部门。此外，民元以后，在甘宁青地区的晋商也应环境变化，在保留晋商特有的身股制基础上采用合股制，股东根据股份多少在企业中担任相应的经营管理职务。

4.民国时期云南行业会计演变。先后统治云南的唐继尧、龙云、卢汉等三人虽是军阀，但他们都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军人，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在任期间均能推动工商业发展，完善金融体系。清末，云南的商业主体是商帮，进入民国之后，绅商兴办了一批民族工业企业，如个旧的云南锡业公司，完全根据西方会计核算制度来设置资产、负债、损益类项目，较为重视成本核算。1920，王世西在大理创办苍洱仁智烟草公司；1922年秋，原本在上海造烟的庾恩锡回到昆明，创办了亚细亚烟草公司。这些民族工业企业的开办不仅搞活了云南经济，还把较为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带到了云南。除此之外，云南省政府先后成立富滇银行、新富滇银行，引入现代金融业。在账簿方面，突破了先前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业主体通用的“三账”体系，采用了序时簿和明细分类簿的账簿体系。

除了新开办的会计主体，旧有民族商业也与时俱进，积极学习先进管理方法。彝族将军蒋宗汉成立于1876年的福春恒商号，1912年改组为股份制公司，并且学习西式会计核算方法，设立资产负债表，核算整个商号的账目，区分总、分号账簿，并且按月结算利润，年终结账时同时呈送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除此之外，福春恒还设计了本股和力股制度，本股即股东投入商号的所有者权益，力股则是每三年对员工绩效的考评，绩效高者可以得到力股，参与分红。力股与当前创业公司的“期权”类似，在当时是极为新颖又非常有效的激励制度。福春恒的一系列改革，是民族商业史上一次值得记录的自主创新。

5.民国时期广西行业会计的演变。与云南类似，长期统治广西的新桂系（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代表）较为开明，他们关注经济建设，从而使广西以“模范省”扬名。从1924年至广西解放，新桂系一直控制广西。这一时期，从军需行业开始，新桂系鼓励商办，逐步催生了一批小型工矿企业，涉及兵工、化工、机械、纺织、制糖、建材等行业。这些工矿企业遵照新桂系政府的要求，遵循广西省簿记通则，设置规定的总会计组织、机关会计组织、物品会计组织、金库会计组织、营业会计组织等。上述措施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改善了汉、壮、瑶人民的生活水平，推动了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的改革。

6.民国时期西藏行业会计的演变。西藏地区与内地各省均不同，一直由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所统治，在民国时期仍保持封闭，以寺院经济为主。寺院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地产和化缘，财富由牧民向寺院集中，寺院设置专管经济事务的执事喇嘛“德木齐”一职，负责管理庙仓。德木齐之下还有若干专人管理具体经济事务。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给予西藏大量的人、财、物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藏经济的发展。然而西藏上层僧侣固步自封，仍然维持农奴制，从而错过了发展时机。清代西藏与内地的主要贸易是“茶马互市”，由此藏区形成了一些商帮。清末藏区则遭到了英印当局的经济渗透。民国时期，为了掠夺廉价原料，英印贸易公司在亚东、江孜等地建立分号，雇佣大批代理人，从而获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英印货物的流入冲击了西藏寺院经济，抑制了藏区经济的发展[4]。由于政治制度的限制，许多藏族人民没有人身自主权，民国时期藏区的会计主体只有手工业，具体包括纺织、缝细、制帽、制革、金银、屠宰等45个行业，大多集中在拉萨、昌都等城镇。

（二）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行业会计演变的比较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主体均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无论动机如何，客观上均取得了一些发展。从共性层面看，上述地区均发生了从商帮、商会、典当、票号等传统会计主体向洋行、厂矿、贸易公司、银行等现代会计主体的转变。并且除西藏外，其他地区在会计主体演变的基础上，行业会计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仍有几点区别：一是各会计主体所属的行业仍有区别，大多数省份是工商业、金融业、手工业会计主体并存，而西藏则仍以寺院会计为主、以手工业会计为辅。二是转变的时间阶段、方式路径各有不同，比如蒙古地区、云南、广西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出现了一批现代工商业实体，蒙古地区的行业会计在民国中期由于日本入侵而有所停滞。而新疆和甘宁青地区则在民国中后期地方政局趋于稳定后才逐步进行上述演变。三是这些会计主体背后的资本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蒙古地区是封建贵族和侵略者相结合的权贵资本，具有较强的半殖民地色彩；新疆地区则模仿苏联体制，推行“国有”（在新疆为“省有”）；甘宁青地区“西北三马”及其家族也兴办了一批实业，为其打内战服务，是十足的官僚资本；西藏受到政治体制的限制，发展最为滞后；而云南和广西由于统治者较为开明，地方绅商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大作用，产生了一批民族工业企业。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行业会计演变状况如表2所示。

表2 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行业会计之演变

三、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制度的演变与比较

有关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制度的演变，下文将分会计机构、会计核算制度和计量货币三方面予以论述。

（一）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机构的演变与比较

民国14年，新疆省府成立财政厅，下设会计科，所有会计事务由审计院来管辖，其职权主要是办理预算、决算，并划拨其他单位所需费用[1]。民国22年，盛世才政府成立了财政监察委员会，主要承担官厅会计人员的培训和工商业财会人员的指导和管理事务，并且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推广苏式会计核算方法。

清朝大部分时间，蒙古地区仍存在游牧贵族群体，由此出现了官厅会计和王府会计混淆不清的现象，甚至官厅会计处理的业务规模小于王府会计。民元之后，北洋政府及其后的国民政府逐渐推行并轨，在蒙古地区推行内地会计组织制度，得到了以贡桑诺尔布为首的开明王公的支持。但是好景不长，这种进程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破坏。作为伪满洲国一部分的兴安政权开始采用日式财政制度，设置劝业科、课，以其管理财政，实行经济统制政策，以“粮谷出荷”掠夺蒙古族人民。同样，受日本侵略者控制的伪蒙疆政权也采用日式财政制度，并且通过《物资统制法》《贸易统制法》勒索当地百姓。1938年，大青山革命根据地设立了财政委员会，用于调整税收、整理财政手续，以助力敌后生产。

甘宁青地区由于长期军阀混战，对会计机构和法规的设置比较缺乏。“西北三马”当政时期，遵循中央规定，设置了财政厅、会计处。

1929年龙云任云南省主席后，开始整顿地方财政，实行新的会计制度，按国民政府要求初步建立新的会计科目、账簿，并产生了会计凭证、记账规则和会计报表等制度。在中央政府改革财政制度、要求各省设立审计处之前，云南已于民国22年12月设立了审计处。同年，在审计处基础上加以改组正式设立省会计处，将之前由财政厅会计室兼办的省内会计事务转入会计处办理。省府所属各机关之概算、预算、计算、决算等会计事项，均由会计处主管；各县地方之概算、预算、计算、决算事项，仍由财政厅负责办理。自此，云南省财政厅、审计处、会计处悉数设立完备，省级财计组织整体架构初步完成。

李、白、黄统治广西时期，将全省会计事务交由财政厅负责。1934年新桂系成立会计委员会，出台各种会计法规，同时设立会计人员养成所，培养汉、壮、瑶各族会计人员。该会计委员会完成任务后于1935年5月底撤销，次月设立会计处，办理全省岁计、预算、决算、账目等事务。1937年5月，国民政府通令全国，要求各省设立会计处。自此，云南和广西率先完成了地方会计机构的设置。

在民国时期，西藏最为封闭，不遵循中央政制，噶厦政府依旧通过行会管理手工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开始采用税票作为计税的凭证。

综上，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除西藏较为封闭外，虽然发展速度有快慢之分，但最终基本都遵循了中央政府要求的会计机构设置。其中，云南和广西比较领先，新疆在盛世才时期接受苏联的指导，蒙古则由于遭到侵略出现反复。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会计机构如表3所示。

表3 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机构

（二）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核算制度的演变与比较

在民国成立之初，国内大部分地区仍遵循前清时采用的四柱清册法，以“旧管”及“新收”二者之和减去“开除”，得出“实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有“会计”章，对国家的收支、税收、预决算等方面有明确的规定。1921年，北洋政府全面推行西式会计核算制度，以弹性预算、成本会计为核心，账目分为日记账、分录账和总账，采用标准成本核算（不需要计算产品的实际成本），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之间的差异一般只需按部门计算。云南、广西、蒙古地区、甘宁青地区先后采用了这一西式会计核算方法。由于发展程度不同，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仍然使用封建会计核算制度甚至原始会计方法，比如分布较为广泛的蒙古族和回族，大部分工商实体使用文字记账，但许多手工业者仍使用四柱清册法记账，还有部分蒙古族群落使用结草刻木记账。

较为特殊的是西藏和新疆。西藏既未采用中央政府的西式会计核算制度，也未吸收英印商人的会计核算方法，仍然采用原始会计方法处理寺院经济体系中与财会有关的事务。而新疆则由于聘用了苏联顾问，开始推行苏式会计核算制度，与其他省份使用的西式会计核算制度有较大不同。苏式会计核算制度实行会计核算、统计核算、业务核算三合一，账目分为日记账、出纳账、会计总账，坚持定额成本概念，产品实际成本以定额成本为中心。

综上，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会计核算制度如表4所示。

表4 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会计核算方法

（三）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计量货币的演变与比较

发行货币是政府行使主权、实施治理的必要行为。1917年，民国政府试图废两改元，但未能实行。1933年3月10 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此后又用法币取代银元，计量单位由“两”改为“元”。但由于民国政府从来没有对各省实现完全的控制，除银两、银元继续使用外，各地统治者还发行了一批地方性货币。由于币制混乱，导致计量体系紊乱，甚至一省之内使用的账簿都无法通用。

民国二年开始，俄国在伊犁、塔城等地开办道胜银行，直接发行俄国纸币，有新疆票、伊犁票、塔城票、喀什票等[5]。民国前期，新疆流通的货币极其混乱。市面上货币有二十几种，除俄国钞票之外，还有清末流通的制钱、红钱、铜元、银锭。从杨增新到盛世才，历任统治者都发行过省票，此外，还有一种布质货币“油布贴”。

这一时期蒙古地区货币也较为混乱，无论是伪满兴安政权还是伪蒙疆政权，都滥发货币，造成货币大幅贬值，甚至使用鸦片作为通货，毒害蒙古族人民。尤其是伪蒙疆政权，强制摊派股票和公债，强行存、贷款，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在坚持敌后斗争的同时，大青山根据地革命政府也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农钞”，停止使用法币，吸收银币。

甘宁青地区在民国时期遭遇多次军阀混战，无论谁上台，都要发行自己的货币，如冯玉祥的“西北军流通券”，“西北三马”的各类省钞，连吉鸿昌烈士都不能免俗，发行过铜元票。

民国元年，云南创设富滇银行，发行纸币一百万元。云南自办造币厂后，公家存银尚在二百万两以上，初期尚能坚持银本位。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也通过发行纸币（法纸）和引进越南银元扰乱云南币制。除越币外，鹰洋、杖洋、日本龙洋等外国银元和英印当局的卢比都曾在云南使用过。外币大肆入侵，严重扰乱了云南币制的稳定，破坏了云南的金融体系。

民国初年，云南流通的银元主要是银毫，又分为广东铸造的东毫和广西铸造的西毫。陆荣廷统治时期，发行了广西银行纸币，没有任何贵金属作为本位，贬值非常快。马君武担任省长期间，发行了广西军用钞票。广东银行纸币简称粤币或东纸。1921年6月，粤军讨陆，带来近1000万元粤币。新桂系以银毫为本位，先后发行广西金库毫币券、广西金库国币券、广西银行通用货币（桂钞）。

西藏噶厦政府在民国时期也发行了自己的铸币。1912年成立欧康（银行），于 1912～1913年先后铸造银币“雪阿”及铜币“噶阿”“卡冈”，并于1935年铸造了三两银币“桑松果木”、一两五钱银币“桑冈雪阿”。1947年，噶厦政府还发行10 两镀银铜币“久果”，含银量极低。除此之外，自清末流入的英印卢比在民国时期继续在西藏流通。

综上，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流通并且作为计量单位的货币如表5所示。

表5 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计量货币

四、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的特点及启示

（一）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的特点

综上，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多元文化交流、多民族融合催生会计演变的多样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多与外国接壤，受其地缘因素影响，自古以来中外交流比较频繁，再加上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特点，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比较频繁。地缘和文化因素自然会催生会计演变过程中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发展阶段和程度具有多样性。前文已述，在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均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地区经济情况不同，发展程度也各有不同。广西从明清以来，汉、壮、瑶各民族“同化已久”，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逐渐包容、交汇；云南由于多民族杂居，彝族、白族人民早在唐宋时期就与中原王朝交流，清末民国时期彝族更是在云南的政界、商界举足轻重，比如创办福春恒的总兵蒋宗汉以及龙云、卢汉都是彝族人；甘宁青地区回族自元朝就是重要的商业民族。因此，这些地区与内地差异不大，甚至由于文化交流方面的优势，在某些制度建设上领先内地。而蒙古和新疆地区由于地区广袤，存在分化现象，上层王公贵族观念更新较快，但民间仍有较多的封建残余。西藏地区则由于较为封闭，各行其是，发展速度较为滞后。因此，上述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发展阶段具有多样性。

（2）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从业人员具有多样性。民国时期聚集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会计从业人员包括以下三类：汉族从业人员、少数民族从业人员和外国从业人员。与其他地区相比，从业人员具有多样性特点。从业人员的多样性促进了区域文化的交流，最终汇入民族融合的大潮之中。

（3）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核算制度具有多样性。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先后推行、同时采用的会计核算制度有传统的封建会计、新疆推行的苏式会计、西藏沿用的原始会计以及其他省份推行的西式会计。甚至在一省之内存在原始会计、封建会计、西式会计并存的现象，核算制度具有多样性。

（4）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记账语言具有多样性。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会计活动中使用的语言有汉语、蒙古语、藏语、俄语、日语、英语等，与主要使用汉语及在对外交流中使用一部分英语的其他地区相比，毫无疑问具有多样性特点。

2.军阀割据、外部势力干涉导致会计发展的复杂性。民国时期，由于中央政府法令不行，各省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军阀不仅为争夺地盘而混战，往往还勾连外国势力。受此波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发展也存在复杂性。

（1）会计目标的复杂性。除云南和广西的控制者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扶植过一批民族工商业外，甘宁青地区的会计主体基本都掌握在三马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手中。这一时期，蒙古民族工商业实际上受外国人主要是日本人的操纵，并不具有自主性，新疆省办企业也被盛世才家族牢牢掌握。本来会计是为企业管理服务，但是在经营目的不单纯的企业中，会计却成了军阀“刮地皮”和外国侵略者剥削各族人民的工具。由于会计目标不单纯，导致在制定会计制度时不以经济发展为目的，而以快速掠夺为宗旨，这一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发展具有复杂性。

（2）计量货币的复杂性。前文已述，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计量货币除银元等各种中外铸币外，还有各省自己发行的各种纸币，甚至伪政权也发行了货币，就连大青山革命根据地也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农钞。计量货币的复杂性，给各族人民的商业活动造成了诸多不便，也给会计记账造成了很大困难，甚至一省之内会计账簿无法通读、通用。

（二）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对当下的启示

1.维护国家主权，保持会计发展的统一和独立。民国时期，少数民族会计在各个方面均出现了重要变化，这些发展与时代发展有很大关系。但是，由于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各地军阀各行其是，甚至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导致会计发展受制于人。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会计的演变既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伴随着各地军阀的混战；既是会计发展史，也是各族人民的血泪史。要想保持会计乃至经济的独立，并且在统一的制度下平衡发展，就需要打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2.尊重民族多样性，促进民族融合。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这是基于长期历史文化因素形成的。当前，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将少数民族会计建设与少数民族特殊的历史、人文因素相结合，并根据这些特点培养民族文化人才。当前，我国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的弊端，因此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尊重民族多样性，发挥民族特色，促进民族融合。

3.发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缘优势，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方兴未艾，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受地缘因素影响，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密切的经贸和文化交流，“一带一路”倡议也给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因此，应当发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缘优势，培养多元、多边会计人才，即既熟悉中国会计准则，又了解国际会计准则，还通晓沿线国家会计准则的国际化会计人才。通过发挥民族地区特色，大力培养国际化会计人才，晌应“一带一路”倡议。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研究总结了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行业会计的演变，并对各民族地区行业会计的演变进行了比较。同时总结了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制度的演变，也对其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两大特点。结合历史经验，笔者对当前如何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并结合地缘优势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三点启示。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已有四年多的时间，为中外各国人民带来了福祉。中国在国际经贸往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有必要因势利导，借鉴民国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演变的经验和教训，顺应潮流，在国际环境中取长补短。同时培养更多的国际化会计人才，在国际会计交流中拥有更多话语权，促进国际会计制度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