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从8层高的教学楼跳下被拦住后，父母才意识到女儿如此让人“不省心”。闻讯赶到学校，父亲举手就要打她。巴掌没打上，父女关系的破损却落下了，“不理解”成了横亘在两人间的一面墙。

2017年夏，广州，18岁的陈默站在教室走廊，把随身携带的30多粒精神类药物全倒进嘴里。这是她第二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起因多少让外人摸不着头脑——一篇英文作文没背下来。

距离广州仅百公里的广东中山市，18岁的小哲正打算从当地精神病院逃跑。“医护人员都是坏人，爸妈是一切的主谋，他们会杀了我的！”他越想越害怕，挣脱父母，向精神病院大门跑去。

2018年6月，新西兰奥克兰，18岁的张宁这周只刷了一次牙，洗了一次澡，剩下的时间都躺在床上，感觉浑身没劲。消极想法、反抗父母、浑浑噩噩，也许很多人会把这种情况理解为青少年叛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病了。

看不见的痛苦

试图自杀前一个月，陈默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确诊前，疾病的痛苦早已包围她。先是疼。“头疼、心脏疼、呼吸疼、疼的不能讲话，疼的流冷汗。”接着是耳鸣，后来是胡思乱想。“不想讀书，觉得做什么都没有价值，不管干什么都觉得累，有自杀念头。”

陈默去看了精神科医生，遵循医嘱服药后，药物的副作用很快显现。

“头还是疼，自杀的念头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烈。”陈默有些沮丧，“既然吃药也没有明显改善，干脆结束吧。”没能背出的英文作文，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开头的那一幕便出现了。

如果说陈默的病痛激烈而明显，那张宁的痛苦则隐性而缓慢。“连吃饭、喝水这样的小事，也不愿意去做。”

从初冬到仲夏，身在异国他乡的张宁觉得自己被掏空，只剩一副躯壳。熬到去年11月放假，回国。在妈妈的陪伴下，张宁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给出了诊断结果：抑郁、焦虑偏执状态。

很多时候，精神疾病的痛苦像藏在海底的冰山，无法看见却又真实存在，小哲的情况就是如此。

2017年夏天，高中晚自习。这天晚上，小哲意识到自己“不正常。”“我坐在窗边，盯着窗外路灯，看着灯光折射出来的两条光线。那一瞬间，大脑好像摁下了某个开关键，脑袋里的想法控制不住地涌进来。就像很多杂乱无章的线头被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他说。

与陈默相似，一件小事成为小哲“爆发”的导火索。与辅导员谈话的时候，小哲将他的幻想带入现实，冲着周围人大呼：“救命，他要杀了我！”事后，小哲去看精神科，医生诊断他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休学一年。

在家的一年，小哲最深的感受是“无聊”。任何事情在他的眼里都没有意义。“每天都很煎熬，就像无数只蚂蚁在啃你的骨头，啃你的脑子。”小哲说。

“抑郁症病人就像一个骨折的人，你不能鼓励一个骨折的病人向前跑”

许多患有精神障碍的青少年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内心世界，很少主动与父母交流。

在陈默的记忆里，父母的严格要求让她很早就学会察言观色。尽管2017年才被确诊，但早在5年前，陈默就有了抑郁状态——开始是用手工刀割伤自己，进而，她第一次产生了结束生命的念头。试图从8层高的教学楼跳下被拦住后，父母才意识到女儿如此让人“不省心”。闻讯赶到学校，父亲举手就要打她。巴掌没打上，父女关系的破损却落下了，“不理解”成了横亘在两人间的一面墙。

尽管如此，陈默也感受到父母为她做的某些改变。“只要平平安安就好。”她觉得自己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就像一面有着裂痕的镜子，照出彼此，也映出裂痕。

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丁若水看来：“家长在孩子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亲子关系出了问题，家长更要积极寻求专业帮助，尝试家庭治疗。”

小哲与父母的关系相对和缓。他承认父母十分合格，但仍然觉得父母不了解他，无法沟通。“谁都很难理解我，可能是我比较奇怪。”他说。

与父母沟通的问题上，张宁幸运很多。最初，张宁的妈妈杨霞与许多家长一样，完全没法理解孩子的状态。

得知诊断结果后，杨霞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搜集资料主动了解疾病。查阅大量资料后，杨霞开始明白抑郁症并不是性格原因造成，而是一种器质性病变。

“抑郁症病人就像一个骨折的人，你不能鼓励一个骨折的病人向前跑，这是不对的。同样，也不能安慰抑郁症人要坚强，好好学习，因为她生病了。”

当杨霞越来越了解疾病，女儿也慢慢开始向其倾诉患病的感受。

杨霞有时候一想到女儿患病就忍不住流泪：“有时候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特别难受的时候，就对她说咱们两个反正相互扶持，一直到老。”

愿意伸出一双手，对他们来说就是莫大的宽慰

对于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学校对他们的影响非常重要。

那次试图跳楼后，陈默休学1个月。返校后，同学们开始躲着她。“她有精神病，离她远点，要不然会自杀。”这些流言在班级里疯传。

上了高中，陈默换了新环境。确诊抑郁症后，陈默曾在英语课上没有缘由地哭泣。老师看到后，回办公室拿了巧克力和明信片放在她桌上。明信片上写着：“你是小太阳，我们爱你。”

学校每周发3个苹果，同学都帮陈默把苹果皮削好，不让她用刀。“他们担心我想不开，所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保护我。”

陈默在同学老师的关爱下，顺利通过高考，进入了本科院校，专业是她喜欢的地理科学。她还参加了国旗护卫队，去了7个城市旅行，养了2盆小番茄。

相比陈默，张宁的运气不算好。患病后的张宁对学习充满罪恶感，她总是对妈妈说：“我觉得他们都不喜欢我学习，学习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直到现在，张宁还是会一个人偷偷躲在厕所里学习，怕别人看见。张宁计划今年年底回国与妈妈一起进行心理咨询，帮助她更好的恢复。

小哲则迷恋网络虚拟世界。在休学的日子里，他下载了很多聊天软件，网络中的陌生人成为他与外界唯一沟通的对象。小哲目前还在休学中，他在上百个网友中找到了一个愿意倾听他说话的陌生人，虽然每天还是觉得“无聊”，但至少有了沟通对象。

“原本性格腼腆、敏感的孩子在经历这些事件后，一直都处于一个高度应激状态，这可能是他后天更容易产生抑郁症的一个因素。”丁若水说：“不要觉得孩子得了精神疾病，就是珍稀保护动物。然后告诉所有同学，他得了精神病，我们要友善地对待他，我们要一起帮助他。”

丁若水认为，这些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其实只是普通人，有人愿意倾听他的声音，愿意伸出一双手，就是莫大的宽慰。（《北京观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