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龙门石窟地处中原地区的古都洛阳，是丝路沿线一个重要的石窟。龙门石窟中保存有很多音乐图像，其主要反映的是隋唐时期的音乐和舞蹈，是外来佛教艺术逐渐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的典范。石窟音乐图像是龙门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读龙门石窟地域文化特征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龙门石窟 音乐图像 文化特征

丝绸之路如一条彩色长带，蜿蜒横贯于中西大地之上，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龙门石窟恰似这条彩带东端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照耀在中华文化的龙兴之地上。龙门石窟地处中原地区的古都洛阳，是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受到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外来佛教艺术逐渐与传统的世俗艺术相结合的典范，洞窟内保存有很多音乐图像，它们或出现在窟顶藻井，或点缀于石窟四壁、龛楣和佛像背光，这些无疑是龙门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解读龙门石窟地域文化特征的一把钥匙。

一、龙门石窟音乐图像概述

龙门石窟有音乐图像的洞窟共有25个。主要反映的是隋唐时期的音乐和舞蹈。代表性洞窟有宾阳中洞、宾阳南洞、宾阳北洞、慈香洞、莲花洞、弥勒洞北二洞、弥勒洞北一洞、普泰洞、弥勒龛、魏字洞、药方洞、天统洞、六狮洞、来九思洞、古阳洞、皇甫公窟、地花洞、路洞等。

目前，石窟音乐图像中现存的能辨识的有18种，它们是筝、阮、箜篌、曲颈琵琶、五弦琵琶、笙、笛、箫、排箫、筚篥、铜钹、贝、磬、仗鼓、细腰鼓、鸡娄鼓、长鼓、击板。其中，筝、琵琶、笙、排箫和鼓等出现率较高，丝竹乐器所占比例大，金石乐器所占比例很小，组成的乐队应属演变后的丝竹之乐。

二、龙门石窟音乐图像的音乐文化特征

龙门石窟音乐图像所表现出的音乐文化是隋唐音乐文化的一部分，属于中原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和承继性，对后世的宫廷乐舞、世俗乐舞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龙门石窟音乐图像反映出的鲜卑族的文化特征

龙门石窟开建于公元493年，石窟内容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社会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鲜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渐渐演变融合的过程。

鲜卑族分布在中国北方，属于草原游牧民族，太和十七年（493），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后，全力进行内政教化的建设与改革，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孝文汉化运动”，汉文化开始影响并逐渐改造着鲜卑的民族文化。拓跋宏迁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北魏的政局，促进了民族融合，鲜卑族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渐渐融为一体。

1.乐器图像中的鲜卑族文化特征

北魏统一北方，迁都洛阳，不仅将鲜卑族的音乐带到了中原，同时也将其他少数民族乐器带到了中原。龙门石窟音乐图像中出现的乐器图像共有18种，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原地区原来就有的乐器，例如笙、箫、排箫、筝、笛等；一类是少数民族传来的乐器，例如琵琶、细腰鼓、筚篥、竖箜篌等。

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狂放粗犷，具有很大的跃动性，由于鲜卑族是游牧民族，居住得比较分散，“丝绸之路”开通之前鲜卑族的音乐作品与音乐文化在中原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丝绸之路”的开放不仅促进了两地经济的发展交流，还加强了音乐文化的交流，琵琶、细腰鼓、筚篥等鲜卑族乐器的传入，笙、箫、筝、笛等中原乐器传到西域，龙门石窟音乐图像中器乐图像资料，均能够证明汉族与鲜卑等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并且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2.舞蹈图像中的鲜卑族文化特征

舞蹈图像在龙门石窟中经常出现，这些舞蹈造型既有简练概括的剪影动作，也有写实准确的舞姿。它们有的分布在窟顶藻井，有的分布在佛像背光，有的分布在洞窟龛楣以及佛龛内和壁脚壸门，包含了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地域舞蹈。一方面点缀着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另一方面旁证了北魏至隋唐时期舞蹈艺术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龙门石窟音乐图像中舞蹈种类繁多，姿态婀娜，主要有软舞、健舞、白纻舞、拓枝舞、胡腾舞、巾舞、佛舞等。她们或屈膝半跪，随风飘飘；或昂首挺胸，姿态劲朗，雄浑有力。

在龙门石窟万佛洞壁脚南北两侧，各有两幅舞蹈图像，南壁形象明朗飒爽，具有鲜卑族特点，北壁形象婉约秀丽，具有中原特征。

宫大中先生依据龙门石窟洞窟开凿时间，将龙门石窟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至孝明帝时期（公元495—528）；第二期即北魏孝庄帝至东魏孝静帝、西魏恭帝时期（528—557）；第三期即北齐文宣帝至隋炀帝时期（557—618）；第四期即唐高祖至玄宗时期（618—756）。我们可对应将龙门石窟中的音乐图像洞窟分四期进行研究。

万佛洞属于第四时期，具体开凿年代不详，完成于唐永隆元年（680）十一月三十日。洞窟顶刻一莲花藻井，中央雕刻出莲蓬，外覆两层复莲瓣，最外层莲瓣内刻有铭记。莲瓣外有八身樂舞飞天。现仅存三身飞天，上身坦露，下着长裙，帔帛赤足。北壁壁脚为一组伎乐，共计六身。南壁壁脚亦有一组伎乐，与北壁相对称，亦有六身。

（二）龙门石窟音乐图像反映出的宗教文化特征

龙门石窟开凿前后经历了佛教史上称之为“三武灭佛”的事件：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而这三次灭佛事件发生的时期也正是佛教在中国最兴盛的时期。北魏太武帝灭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云冈石窟的大规模开凿，受此影响北魏在迁都洛阳之后继续开凿龙门石窟。北周武帝灭佛在公元574年，龙门石窟开凿的第三期，受此次影响较小。之后隋唐统一，佛教再次兴盛，龙门石窟也再次成为佛教造像活动的中心。

石窟中现存的音乐图像中有许多佛教法器，如贝、铜钹等。它们是佛教法事中所使用的器物，是僧人日常课诵和社会礼仪中不可缺少的乐器。这些佛教法器的出现说明音乐是宗教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传播佛教的重要工具。佛教在宣传佛法和做法事的时候，会有唱经、奏乐等部分。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时期，佛教音乐与中原音乐、外来音乐、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相融合是不言而喻的。

（三）龙门石窟音乐图像反映出的隋唐音乐文化特征

在隋代宫廷音乐曾设《七部乐》和《九部乐》，唐代设《九部乐》和《十部乐》。龙门石窟中出现的乐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隋唐宫廷音乐的发展过程。

1.龙门石窟与隋代《七部乐》《九部乐》的关系

隋代在开皇初年，设《七部乐》，分别为：《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至隋大业年间，隋炀帝又将《七部乐》改为《九部乐》，分别为：《清乐》《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高丽乐》《礼毕曲》。

在这九部乐中，以《清乐》《西凉乐》《龟兹乐》为代表，《清乐》中使用的乐器有：钟、磬、琴、瑟、撀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箎、埙等15种。《西凉乐》中使用的乐器有：钟、磬、弹筝、拐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19种。《龟兹乐》中使用的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坛鼓、答腊鼓、腰鼓、毛员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15种。针对这三部乐中出现的乐器与龙门石窟音乐图像中出现的乐器列表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在龙门石窟中出现的乐器是《清乐》《西凉乐》《龟兹乐》的组合。筝、阮是汉族传统的乐器，在清乐中仅收入筝和阮，而排箫在三个乐部中都没有使用。

2.龙门石窟与唐代《九部乐》和《十部乐》的关系

唐初继续沿用隋《九部乐》，至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删除《九部乐》中的《高丽乐》，增设《燕乐》《高昌乐》，共十部乐。其中新设的《燕乐》包括：《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四种乐舞，《燕乐》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用以歌颂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至武后定都洛阳时，《清商乐》尚存乐舞曲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铎舞》《白绽》《团扇》《乌夜啼》《采桑》《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等六十余曲。

对唐代《十部乐》中的《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龟兹乐》与龙门石窟乐器对比可以看出，筝、杖鼓只在《燕乐》和《清商乐》中出现，而在《西凉乐》和《龟兹乐》中没有出现。贝在《西凉乐》和《龟兹乐》中出现，而鸡娄鼓只在《龟兹乐》中出现。

龙门石窟于北魏太和年间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447—499）开窟造像，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六个朝代，至晚唐结束，开凿时间约400多年。在丝绸之路开放之后，少数民族音乐与中原汉族音乐相互融合，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石窟内的音乐图像将当时的音乐舞蹈状况忠实地记录下来，对以后的宫廷音乐、世俗音乐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为我们今天了解北魏至隋唐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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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河南省科技厅科技攻关项目“龙门石窟音乐图像文化资源在旅游业中的开发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8210231096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020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丝路沿线石窟乐舞图像文化传播交流研究”（项目编号：2020-ZDJH-244）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璇，女，硕士研究生，洛阳理工学院教育科学与音乐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音乐理论教学、中国音乐史）（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