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晓宇

朱天文讲过一句话：“创作是从背对观众开始的。”

这句话很对侯孝贤的胃口。

2007年，侯孝贤在香港浸会大学做了整整3天的电影讲座。他剖白自己的电影观，说：“你这样一直看着观众，这个人要这个、那个人要那个，你又不是卖百货的，要给他这个、给他那个……观影者到底需要什么，你很难完全满足。”

当时，侯孝贤刚拍完电影《红气球的旅行》。那之后，他有8年时间没有新作问世。

其间，《刺客聂隐娘》开拍，又搁浅。侯孝贤四处找投资，内地、香港、台湾，找了个遍。又开拍，又补拍，很不容易。

2015年，侯孝贤终于回来了。5月，《刺客聂隐娘》在戛纳得奖。他还是那句话：“创作是背对观众的。你要想票房和观众，就完蛋了。”

“你看马尔克斯的小说吗？”他问我，“他的描写多厉害，真是百中无一的大师。你要让我看那些通俗的，我真是翻两下就不想看了。我就是这样，哪怕类型片，最后拍出来也成了我的艺术片。”

但一个创作者，总会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观众吧。

我问他：“你最希望被谁看懂？”

他想了半天，中途去上了一次厕所，回来又想，好不容易，终于开口了：“米兰·昆德拉。”

早年间，昆德拉写过一篇杂文，叫《电影已死》。言下之意，在商业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作者电影已死。侯孝贤希望昆德拉看到《刺客聂隐娘》——一部他花了17年时间酝酿、打磨的电影。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跟昆德拉打招呼：“嘿，没死，它硬硬的，还在。”

68岁的坚持

我老实向他承认，《刺客聂隐娘》我并没看懂。此前，我在电影公司的会议室里和几个记者一起看了点映场。我知道它讲了一个不能杀人的杀手的故事，也认得出舒淇、张震和周韵，画面又极美，犹如傅抱石的国画，但叙事交代不充分、剪辑跳跃，确实影响我进入电影——看《刺客聂隐娘》的感觉，犹如在做一道完形填空题。

他也老实承认说，后期在剪辑室里，他确实没怎么考虑讲故事这件事。他甚至没有照原来的剧本剪片，以致朱天文第一次看完成片之后相当不满意。很多交代剧情的段落因为镜头不好、表演不好或者画面不好看，被他毫不留情地舍弃了。

“中间是会跳跃，因为被省略掉了。”他说，“跳跃对我来说没什么，我的影像不是拍信息，我是拍一个情境，所以我的剪法跟别人的不一样。”

侯孝贤在用《刺客聂隐娘》圆梦。它比侯孝贤以往的任何一部電影都“任性”，因为到了68岁的年纪，中间又有好几年没有拍电影，他决心要不惜代价，做一件追求极致的事情。

“我已经太老了。拍这部片时已经六十几岁，时间、机会也没多少了，就做自己最想做的，坚持自己最想要的。”

他最想拍武侠。小时候，跟着哥哥看遍了金庸、还珠楼主、诸葛青云和平江不肖生。他也想过拍藤泽周平的武侠小说，迷恋其中武士们的节义和操守，“就像沙子进了眼睛要闭，苍蝇飞到皮肤上要拍”，既真实，又是一种本能。

电影《刺客聂隐娘》海报

1998年，拍完《海上花》之后，他开始看《资治通鉴》，计划去新疆勘景，为《刺客聂隐娘》做准备。编剧谢海盟在《行云纪》里回忆说，那时候，侯孝贤在《海上花》中已经把自己标志性的长镜头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这部电影全片只有39个镜头——他需要寻求其他的突破和乐趣。

侯孝贤深受“二战”后法国新浪潮、德国新电影和意大利写实主义的影响。他是真实的信徒，追求用灯光、底片和镜头还原出尽量真实的世界。在他看来，“模仿出来的真实和真正的真实是平等的，甚至可以独立存在”。而在武侠世界里，侠客的打斗则有超现实的意味，如何将其与他的个人风格协调起来，这个问题一时之间难以解决，再加上成本高昂，所以拍摄被搁置了。不过，十几年后，我们可以看到，侯孝贤仍然尽量避免在《刺客聂隐娘》里吊威亚——全片只有一两处镜头使用了反重力的夸张手法——力求真实可信。

侯孝贤在追求真实的路上已经走得非常远了，他甚至有对真实的“洁癖”。

为了还原真实的唐朝风貌，从1998年起，到2012年《刺客聂隐娘》开拍，光是研究各种相关史料，做案头准备，侯孝贤就断断续续花了14年。他坐在小小的杂物间里，抽着烟，慢慢给我讲聂隐娘故事发生前20年的藩镇历史、王朝更迭和人物来历，一讲就是半个钟头。人们喜欢谈论自己真正喜欢和花时间研究过的东西。

侯孝贤拍戏最狠的一招是用底片排戏。为了追求真实，侯孝贤从不排戏，让演员直接上来演。演员一开始往往没法进入状态，他就一遍又一遍地来。拍《海上花》的时候，他的拍摄方式是从第一场戏开始拍，拍一整天。第二天再拍第二场戏，也是拍一整天，依此类推。等全拍完之后，他再回过头来从第一场戏开始拍，反复打磨。演员通常到第三遍才能进入角色，举手投足都有了情境中的味道。

演员爱演侯孝贤的戏。他们的表演不会被打断，能够享受舞台剧一般的连贯，却不必在意舞台上严格的走位。通常，侯孝贤会给演员讲解一个情境，由演员自由发挥，在规定的台词讲完之后也不关机，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演员的反应很有趣。拍《红气球的旅行》的时候，当朱丽叶·比诺什开门走进一个房间——灯、摄影机和收音麦已经全部布置好——她只需体会单亲妈妈的角色，做这样一个女人回家之后自然会做的事情。拍完之后，朱丽叶跟侯孝贤感叹说：“我本能地走到冰箱前面，心想这下坏了，谁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结果打开一看，里面还真备了各种饮料。”

周韵在《刺客聂隐娘》里扮演张震的原配。有一场戏，张震大怒，砸了东西，提着剑气冲冲地走了，留下周韵、三个儿子和仆人站在殿中。这时候，侯孝贤没有关机。周韵的反应很镇定，跟三个儿子说“都起来”，又命令仆人“去收拾”。“她演得多好。”侯孝贤笑了，有点得意，“她也是个妈妈，平时就是这样处理事情的。她是温州人，讲规矩、懂世故、分强弱。姜文怕她怕得咧，看得出来。”

这是相当昂贵的真实，已经没有人这么拍电影了。算下来，《刺客聂隐娘》用掉了44万尺胶片，创下他个人的新纪录。以前，《南国再见，南国》是20万尺，《海上花》是23万尺，而早年电影公司给他的胶片指标是一部戏1.2万尺。

这是侯孝贤68岁时的选择：花了这么多钱，又始终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不在作品上对市场做任何妥协，也做好了不赚钱甚至赔钱的心理准备。他大概很清楚，自己可能面对什么：曲高和寡，或者说，叫好不叫座。

2015年的戛纳

北京时间2015年5月21日深夜1点，侯孝贤获得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在此之前，侯孝贤说，自己对拿奖这件事情已经失去了热忱。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游戏，自有其规则，得到了不代表多厉害，得不到也不代表你不行。有一次，他在一个日本的电影节担任评委，为了一部比利时年轻人的电影，几乎和其他评委翻脸。

很多年过去了，侯孝贤仍在一点点往更深处走。戛纳记者试映场后，有朋友发短信问他：“你是不是在拍自己？”所谓“一个人，没有同类”，就像《刺客聂隐娘》里，他借嘉诚公主之口讲的那个“青鸾”的故事：“王获一鸾鸟，甚爱之，欲其鸣而不能致也。乃饰以金樊，飨以珍馐，对之愈戚，三年不鸣。其夫人曰：‘尝闻鸟见其类而后鸣，何不悬镜以映之？王从其言。鸾睹形感契，慨然悲鸣，哀响中霄，一奋而绝。”

回到文章开头，若世上真有青鸾，侯孝贤心目中的镜像就是昆德拉。昆德拉86岁了，还写了新书《庆祝无意义》。侯孝贤小他18岁，大不了就是继续拍下去。为了再多拍几部电影，他每天早起爬山，保持体力，并且阅读大量的翻译小说（最近看的是冰岛小说家古博格·博格森的《天鹅之翼》，以及格雷厄姆·格林的《喜剧演员》），有时候想想，还有两年就要满70岁了，可电影是他唯一的挚爱，总也拍不够。眼下，他对于未来的想象就是：“拍、拍、拍、拍、拍，然后头一勾，死在片场。”

“你觉得寂寞吗？”我问他。

“不会寂寞。”他说，“假使你真的做了自己想做的事，你会越做越开心。艺术就是这样，完全在个人。我喜欢这个，然后尽我的能力，也对得起我的名声。孤独是一定的。你自己往深处走，势必是孤独的，这没办法。”

“當然，商业化太吸引人了。”他又说，“你以为每个人都会有那种坚持？不可能，马上就变了。现在内地还有谁？娄烨算一个，少之又少。有时候我不太懂，到底有什么诱惑？钱吗？名吗？都不是。其实问题还是在于你拍的是什么，是不是人的状态和生命的本质。”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从来不拍中老年人？”

他说：“我喜欢年轻人，喜欢他们的活力。我知道中年的那些事，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激励我，没劲儿。”

“这劲儿是什么？”

“这个劲儿就是生命的本质——活着就要不死心，就要做一些事。”

（梨花若雪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海胆》一书，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