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雪凝 盛一聪 熊孟齐 丁梦洁 迪娜尔

摘 要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切入点，通过使用纵向跟踪的方法，研究大学城商业经济与高校教育的融合状况，并通过对比商业中心进入大学城前后大学生受教育情况的变化，辅以生活消费的变化，进而对其融合状况作出评价。以杭州下沙大学城商业经济的主体——宝龙城市广场为例，通过对比其进驻前后大学生学习绩效和生活支出的变化，分析大学城商业经济的到来对大学生的切实影响，并在研究基础上对商业经济更好地融合高校教育给出建議方向。

关键词 大学生 大学城 商业经济 学习绩效 生活支出

一、文献综述

大学城，起源于英国牛津，伴随着高等教育而生，是基于大学形成的一个拥有相对固定人口数量的社群，能够为高校师生提供良好的学习、食宿、交通条件。大学城分为自然发展和主动构建两种模式。在中国，许多高等院校经过20世纪90年代第二次院校调整后，开始实行“聚合”。随着大学城的兴起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大学城的建设及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并由此展开了各个方面的研究。

（一）外国大学城研究概况

国外大学城出现较早，以大学城为主题的研究资料也比国内早许多。许多外文文献都指出，大学城对于地方经济的影响效应显著。“硅谷之父”Frederick Terman曾指出，研究型大学应当对地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而地区经济的发展又将推动大学的更快发展。这是一个良性促进活动。大学城中年轻人占主导，思想活跃开放，更容易催生出大量的科学技术创新。美国斯坦福大学为硅谷的形成和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金（2002）通过研究发现，斯坦福等硅谷周边大学所培养出的众多高科技公司的领导者，后来选择将公司总部设在了硅谷，如著名的惠普公司、英特尔公司等。同时，集聚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公司在硅谷落户。这些公司为高校师生实习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场所和条件。

（二）中国大学城研究概况

自1994年以来，国内对大学城的研究已有25年，我们从众多文献资料中归纳出对大学城的已有研究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1.国内外大学城的发展模式的对比。目前，我国大学城主要有以下四种发展模式：一是企业开发型;二是校区建设型;三是政府主导型;四是深圳模式型。主要是以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开发科技项目为目标，建立以研究生院为基础的大学城。而国外大学城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以一所大学为核心，随着社会或者市场的发展，逐步形成大学城，如牛津大学城。

2.大学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顾蔚（2012）在分析大学城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时指出，大学城的发展促进城市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推动农村向城市发展。大学城一般都建立在郊区，大学城建造的过程就是土地资源升级的一个过程。同时，大学城的建设可能会占据原有的农村地区的土地，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从而进一步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和完善。随着大学城的建设逐步完善，大学城建立商业中心是大势所趋。它覆盖了饮食、服饰、娱乐等各种项目，以此满足大学生的消费需求，刺激消费，从而带动大学城的经济发展，并潜在地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此外，大学城商业中心的建立还可以提供就业岗位，减少周边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以及为在校大学生提供兼职、实习的机会，达到一个合理利用人力资源的效应。与此同时，出现了大批的住户选择在大学城周边买房，不仅带动了大学城周边房地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3.大学城对大学生的影响。李文辉，陈升密（2017）等在对广州大学城大学生的消费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后，发现物质文化消费是大学生消费的第一需求，情感、网络、休闲等文化消费比例在逐渐提高，且大学生消费具有无计划性、从众性等不良倾向。周蕾，熊礼阳（2017）等从时空特征入手，对高校学生的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分析不同商业空间对其消费行为的限制和影响。在“杭州大学城学生休闲文化现状调研”中，研究者发现有72.9%的大学生对现有的休闲生活不满意，而休闲形式过于单一、休闲场所的限制是主要的原因。学者杨燕（2015）指出，高质量的休闲有助于大学生提升生活品质和更好地学习。但就现实情况来看，大学城内的休闲供给不足且质量较低，书店、博物馆、科技馆等高质量休闲空间严重缺乏。外国学者马金提出的观点在中国大学城的发展中也得到印证。随着大学城建设的完善，现在许多大学城不仅只有单一的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的功能，还有一批企业和产业在此聚集，这为科研成果能进一步应用与转化提供了实践平台。中国学者赵向华（2013）指出，大学城的兴建、高技术人才的聚集，有利于促进高新科技园的诞生，而科技园的产业背景又能为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提供实验、实习平台。如果可以定期（如每周1天）组织学生到企业参观，让他们参与生产、技术与管理活动，就能有效推动大学生实习场所缺乏难题的解决。

经过整理发现，目前以大学生为主体来分析大学城商业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到达十分深入的地步。为进一步了解基于人才培养的大学城商业经济与高校教育融合的现实情况，本研究以大学生为切入点，通过纵向跟踪的研究方法，关注并研究上述课题。

二、案例选择和影响分析

（一）案例选择

为了研究方便，本研究选取了杭州下沙宝龙城市广场（以下简称宝龙）为研究地点，以它进驻大学城前后，大学生学习绩效和生活支出的变化为依据，分析大学城商业经济的到来对大学生的切实影响。

1.研究对象。一是调查地点：杭州下沙宝龙城市广场。二是调查样本：本次调查共设计了两份针对宝龙附近不同年级群体的问卷。问卷一面向宝龙附近全体在读大学生，问卷二面向宝龙附近经历过宝龙未开业时期的大学生。

2.研究方法。一是统计描述。对问卷调查得到的实际数据进行整理，再对这些数据彼此之间产生的联系进行统计和描述。二是比较分析。将经历过下沙宝龙未开业时期的大学生和只经历过下沙宝龙开业时期的大学生两组样本进行比较，比较两者间的差异，便于研究变化。三是模型建立。根据问卷调查得到的关于生活支出以及研究对象基本情况的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研究宝龙开业前后大学生月平均消费变化额的影响因素。

（二）基于对基本问题的数据分析，研究对学生学习绩效的影响

1.案例分析。本研究对比了宝龙所处的大学城的学生在经历宝龙开业前后的周学习时间和年级专业排名，以此来反映宝龙开业前后学生学习成绩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分析商业城的开业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情况。而其中，选取学生年级专业排名是因为学生的成绩分数是一个绝对量，很难体现学生成绩好坏变化的效应;而排名本身是一个相对量，排名在商业城开业前后的差别，更能体现学生学习绩效受到影响的程度。

在对有效的实际数据进行统计后，本研究发现：大约有1/4的学生会因为光顾周边商业城而将学习计划搁置，说明商业城开业会妨碍小部分同学原本正常的学习安排。

具体的有：在学习时间上，宝龙开业后，30.71%左右的学生周学习时间会减少，其中近13%的同学更是减少了2～5个小时，68.07%的学生的周学习时间不发生变化，而只有1.21%的同学会增加周学习时间。这说明，商业城开业会耽误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学习时间，其中有少部分同学学习时间安排因前往商业城消费娱乐等而减少较多。在学习成绩上，宝龙开业前后，有61.67%的学生专业排名不发生任何变化，16.1%的学生的专业排名进步了，而不到4%的学生的成绩是退步的，剩余的学生对自己排名变化不清楚。因此，商业城的开业对部分学生的学习成绩有影响，且提高成绩的效果大于抑制效果，即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商业城是否开业对自己的学习成绩并无明显影响。

为了进一步研究，本研究将“是否会搁置学习计划”和“年级专业排名”进行交叉列联表分析。横轴为年级专业排名变化，纵轴为是否会搁置学习计划。得到表1的结果：

对此表分析可得：会因去宝龙而将学习计划搁置的人专业排名进步的比例低于不会因去宝龙而搁置学习的人，会因去宝龙而将学习计划搁置的人退步的比例高于不会因去宝龙而搁置学习的人。但不管对哪类人来说，专业排名不变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因此本研究推断出宝龙的开业仅对一些学习不自觉的学生影响较大。但总体而言，其对学生成绩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明显，而对于学习自主性强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

同样地，本研究将周学习时间变化和专业排名变化做交叉列联表分析，横轴为专业排名变化，纵轴为周学习时间变化。得到下表2：

由此可见，在周学习时间减少的情况下，少有同学专业排名退步，进步的同学远多于退步的同学。因而本研究认为，宝龙的开业会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提高大学生学习效率，而退步的同学如能增加学习主动性，则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学习成绩也会提高。宝龙的开业，也会使極少的大学生周学习时间增加。这与商业城能为大学生提供更为便利的服务，使得大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显然是密不可分的。

2.影响分析。从学习计划安排来看，大部分同学表示不会因去宝龙而耽搁原有的学习计划，但也有近四成的同学会因去宝龙而耽搁原有的学习计划。大学生的自律性各有不同，而宝龙在有些情况下是会成为阻碍学生学习的诱导因素。

从学习时间变化来看，在大部分同学学习时间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有极少数的同学学习时间有所增加，当然也有超三成的同学学习时间是下降的。在这一点上，宝龙的开业带来的消极影响要多一些。

从学习成绩变化来看，在极少数同学有所下降，少部分同学有所上升的情况下，超六成的同学是没有影响或是没有感受到影响的。结合前两项结果，本研究猜测宝龙的开业便利了周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虽存在片面的消极影响，但仅从学习成绩这个最终目的来看，是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的。

（三）基于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对学生生活支出的影响

1.模型建立。在经过对调查数据分析后，本研究决定以月平均消费金额作为被解释变量y，而性别（X1）、省份（X2）、来自城市或农村（X3）、是否独生子女（X4）、家庭年收入（X5）、未来规划（X6）、生活费来源（X7）、消费方式（X8）、月平均消费水平（X9）作为解释变量，同时，因为需要构建类似DID模型和将这些相关变量与前面所列的变量相区分的原因，构建解释变量：是否经历开业（dt）、月平均消费水平是否发生变化（du），以及将是否经历开业（dt）和月消费水平是否发生变化（du）的乘积作为表示商业城开业消费影响效应的did变量。

最终，本研究初步建立了以下回归模型：

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3。

在初步建立的回归方程中，本研究发现，部分解释变量的系数明显无法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但又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同时，因为存在只有0～1的虚拟变量，所以无法通过转换得到更好的方程，最终，本研究选择将一些系数明显拒绝t检验原假设的解释变量剔除。

最终保留下来的解释变量只有是否是独生子女（X4）、未来规划（X6）、月平均消费水平（X9）以及表示商业城开业消费影响效应的did变量，得到表1第四列的数据。

由此可见，该模型的R2=0.5078，可决系数相对其他拟合方程（以其他因素作为被解释变量）虽然较低，但各系数的t检验相对其他方程更好，所以方程拟合相对较好。F统计量为41.78，回归方程显著。各个回归系数在显著性水平α为15%时可以通过t检验。

2.多重共线性检验。本研究将通过检验方差膨胀因子来检验该方程的多重共线性，得到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故判断该方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3.异方差检验。因本研究选取的是截面数据，有较大可能存在异方差性。

该回归模型的异方差检验将采用怀特检验，检验结果为p等于0.0022，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所以该模型存在异方差。

用white异方差修正的方法修正异方差，得到的结果如表4。

4.模型稳健性检验。因模型中包括了根据是否经历开业和月消费水平是否发生变化的乘积作为表示商业城开业影响效应的did变量，所以选择对该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筛选出did变量为0的数据，即不受到商业城开业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将除了did变量之外的所有变量重新逐步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新方程中保留了年收入（X5）、未来规划（X6）、月平均消费水平（X9）、是否经历开业（dt）、月平均消费水平是否发生变动（du）5个解释变量。但拟合优度只有0.2376。而且，解释变量年收入（X5）、未来规划（X6）、是否经历开业（dt）等变量的系数经济含义与实际相违背。

通过稳健性检验，本研究发现，加上did变量的回归模型在拟合程度和变量选择上更好。

5.模型的解读。最终的拟合模型为：

根据以上的回归方程，影响大学生月平均消费金额变化的因素主要有是否是独生子女、未来规划、月平均消费水平以及did表示的商业城开业消费影响效应。该模型对月平均消费水平是否会发生变化的解释能力达到了50.78%。

在无任何因素的影响下，大学生月平均消费金额大约会减少122.0127元。如果是独生子女，大学生的月平均消费金平均会相对减少27.39652元。在未来规划上，本研究将按照消费倾向从低到高划分为：考研——1，创业——2，考公务员——3，就业——4，没想过——5，每上升一个档次，大學生的月平均消费金额动平均增加17.11708元。而在大学生月平均消费水平上面，每相对多100元，将会使月平均消费金额变动平均增加6.65847元。在商业城开业的消费影响效应中，开业后会发生月平均消费水平变动的大学生，相对于不受商业城开业消费影响的大学生，月平均消费金额平均会增加195.0078元。

三、结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案例描述，研究表明，目前大学城商业经济对大学生的教育发展情况是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的。

基于人才培养的目标，也为了能更好地融合大学城商业经济与高校教育的发展，现给出如下建议：对于大学城商业经济的发展而言，应当在发展的过程中，时刻牢记其主要推动者大学生这一主体的特殊性，不能仅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与高校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背道而驰。对于高校教育的发展而言，为了实现教育现代化以及大学生的优质教育体验，应当支持大学城商业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相应的监管与监督工作，以免得不偿失。

在生活支出方面，影响大学生月平均消费金额变化的因素主要有是否是独生子女、未来规划、月平均消费水平以及商业城开业的消费影响效应。而在这5个影响因素中，商业城开业的影响效应对大学生月平均消费金额的影响较大。

基于以上大学城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大学生生活支出影响的结论和人才培养的目标，现给出如下建议：大学城商业经济的发展需要考虑就读于周边高校的学生生活水平和学生的消费观，并最好在调查当地商业城开业的消费影响效应后，再选择合适的大学城商业经济的发展区位。

（作者单位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殷可敏，赵俊芳.我国大学城研究综述[J].高教研究与实践，2015（3）：3-7.

[2] 骆泽敬，陆林.大学城之于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述评[J].商业时代，2009（23）：15-17.

[3] 李文辉，陈升密，陈淳，陈忠暖.大学生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调查研究——基于广州大学城学生的实证分析[J].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学报，2017（2）：36-40.

[4] 周蕾，熊礼阳，顾春雨，符茹菁，喻恩.高校学生消费行为时空特征研究——以南京仙林大学城为例[J].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4）：154-162.

[5] 居然，楼珊珊，张扬.杭州大学城学生休闲文化现状调研[J].杭州科技，2005（5）：47-50.

[6] 杨燕，叶超，沙润.大学城学生休闲教育的困境与策略[J].江苏高教，2015（1）：98-99.

[7] 赵向华.大学城建设对产学研联合培养人才的影响刍议[J].大学教育，2013（6）：11-13.

[8] 许炳，徐伟. 我国大学城建设的模式及功能[D].现代教育科学，2005.

[9] 司林波，刘天伟.我国大学城建设的模式分析及其完善[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2（2）：116.

[10] 顾蔚.浅析大学城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J].上海管理科学，2012（3）：34-35.

[11] 陈申华，杨花，李旭东.大学城建设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现代教育科学，2013（3）：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