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与转出区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2019-09-11项锦雯蔡俊鲁帆

安徽农学通报 2019年15期

项锦雯　蔡俊　鲁帆

摘要：目的：為合理引导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向更高层次的协调发展提供指导依据。方法：增长极理论分析两者相互影响的机理;以珠三角9个城市为例，运用协调发展模型开展评价。结果：理论上，产业转移能显著地影响转出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水平;时间上，18年内，产业转移的综合效应与土地集约利用度持续提升，验证了两者正相关;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整体上呈逐年提高的趋势，但协调状态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空间上，珠三角9个城市的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指数反映出广州与深圳发挥了极核作用;协调度、协调发展类型及组合地域差异显著。结论：转出低端制造业，重构土地利用结构;承接高端制造业转入，提升土地开发强度;强化产业错位发展，差别化土地管控;建立产业用地绩效评价制度，提高协调发展度。

关键词：产业转出区;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珠三角

中图分类号 F30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7731（2019）15-0119-06

Study on Evaluation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Land Intensive Use in Transferred Areas

——Based 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Xiang Jinwen1 et al.

（1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Anhui Architecture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purpose] Reasonably guide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land intensive use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a higher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thods] Growth pole theory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heir interaction，taking 16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s an example，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l was used for evaluation. [results] In theory，industrial transfer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level of land intensive use in the transfer area .In terms of time： within 18 years，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the intensive use of land continued to increase，which verifi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On the whole，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and the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but the state of coordina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Spatially，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index of industrial transfer in 16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flects that Guangzhou and Shenzhe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Land intensive use index verifies that industrial transfer effectively promotes land intensive use.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the typ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subtype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significant;The combination of degree of coordination and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dicates that the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within a certain moderate range.[conclusion] Shift out of low-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reconstruct land use structure;To undertake the transfer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 and enhance the intensity of land development;Strengthen the disloc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differentiated land management and control;Establish the industrial l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to improve the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The industry is transferred out of the district;land intensive use;coordinated development;the Pearl river delta

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包括“先富带后富”、“先沿海后内陆”、“三步走”3个方面的内容。这一战略促使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在近几十年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近年来，东部地区面临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短缺、环境的承载能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国家的产业转移战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一方面，将东部发达地区的边际产业转移到具有更大比较优势的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通过承接国际高端产业，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发达地区转出占地面积相对大、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边际产业，释放土地空间，缓解土地环境压力，这种腾出土地空间的战略措施，相对于区域内的腾龙换鸟、退二进三、土地置换等工程而言，成本要小得多，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区域内土地资源在其他先进产业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为承接国际高端产业提供土地空间，优化了转出区的产业结构，实现了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

产业转移与土地利用方式之间必然存在密切的联系，分析其相互影响机理，实现两者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关于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学术界予以了高度关注，且研究成果丰硕，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层次：一是产业转移的理论[1]、动因[2]、模式[3]、路径[4]、适宜性[5]、因素[6]、效应和戰略选择[7-8]等方面;二是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与机制[9]、现状与对策[10]、原因与方式[11]、因素与评价[12-13]等研究;三是关于两者相互影响的研究。现有的研究表明，产业转移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实现区域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相应提升[14-16]。根据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判断：产业转移、产业结构与土地集约利用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但是当前有关研究产业转移对转出区土地集约利用影响机理的甚少，评价两者协调发展的更是少见。为此，本文以珠三角区为例，分析了产业转移对转出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理，并评价两者协调发展状态，以期为合理引导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向更高层次的协调发展提供指导依据。

1 产业转移对转出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理

根据佩鲁增长极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获得优先发展，然后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扩散效应、集聚效应与支配效应等，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17]。

1.1 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驱动了要素流通，进而影响土地的集约利用佩鲁认为，在增长极的形成过程中，生产要素在扩散与极化的共同作用下，增长极（发达地区）持续发展壮大，如果不加以制度干预，极化效应往往大于扩散效应。一旦某一特定区域的资源、区位与交通等比较优势存在，起初就比其他区域增长快，加之我国经济长期的不平衡发展，它将比增长相对慢的区域获得更多的积累竞争利益，技术、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与配套的产品也涌向这里，从而形成地理上的极化（发达地区），这就是极化效应。极化效应相应反映在特定区域的土地空间：土地单位技术、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投入递增，产出势必提升，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显著增强。

增长极（发达地区）持续的发展壮大，扩散效应随之扩大，技术扩散、人才流动与资金逐利等一系列联动机制推动下，技术、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从极核地区向腹地流动趋于明显，带动外围地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驱动了要素在区域间的流通，如果不加以制度干预，极化效应往往大于扩散效应，发达地区（产业转出区）的要素进一步集聚，反映在区域间的土地空间：增长极（发达地区）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持续递增，同时，扩散效应带动外围地区（欠发达地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一起提升。

但极化效应不是无限的，在极化过程中，当发达区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方面要素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企业的要素边际报酬在达到最高点后将出现下降现象，要素的进一步集中与投入变得不经济。另外，增长极的空间承载容量的有限、环境污染、住房紧张与交通拥挤等一系列城市病，导致外部不经济。作用在土地空间，土地集约度由开始的递增到后来土地空间的要素投入比失调、土地环境压力趋升。这时发达区域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将变得相对不经济，生产要素将向欠发达区域扩散或流通，产业转移发生，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重新调整。

1.2 集聚效应与支配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珠三角区域的资本与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资源、区位与交通等比较优势存在，获得更多的积累竞争利益，形成地理上的极化（发达地区），高度集聚，产生相当的规模经济效益。经过近30年来的发展，珠三角区域的加工制造业逐渐发展为成熟的产业，技术、管理与营销渠道等相对成熟，原有基础上的创新变得艰难，聚集趋向外部不经济;伴随着高新技术进步、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国际高端产业的承接，较高层次的产业对聚集经济的要求较高。成熟产业经历繁荣后走向低落，新兴产业驱逐成熟产业的现象必然发生，珠三角低端的加工制造业发生空间转移，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等得以集聚。

新兴产业集聚效应的最大特征是推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最具革命性的力量，客观上能实现转出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作用于土地空间，改变土地、劳动力与资本等配置比例，推延土地报酬的递增点，是影响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突破性跃进的重要因素;同时，实现了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

支配效应就是指少数经济单位、产业或部门通过不对称和不可逆或部分不可逆的效应控制着其他经济单位、产业或部门的现象，其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能力是支配效应的主要特征，发达地区也就是通过支配效应的发挥，实施直接投资、区域分工与区域合作、产业扩张、战略布局、价值链布局、以及局部业务外包等方式，从而支配或推动周围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升级。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必然发生，区域整体获得发展，区域间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优化升级。

2 产业转移与转出区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评价实证

2.1 实证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本文研究的产业转出区产业转移内容包含承接国际高端产业转入与转出边际产业2个复合过程，由于珠三角区域当前产业转移处在快速期，产业转出兼承接，转出为主，侧重向国内中西部转出边际产业，所以本研究界定为产业转出区。研究区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等9个城市建成区范围。珠三角区域近30年劳动与能源密集型产业来的发展先后得益于港资推动的轻纺加工业、家电制造业发展;台资促进了电子信息与设备制造业的崛起;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大型重化工企业进军中国大陆市场，珠三角工业迎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转型的重要机遇。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面临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短缺、环境的承载能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边际产业转移的趋势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有限的土地空间，如何协调产业转出区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友好优质发展成为珠三角区域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18]。数据来源于CNKI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2001—2018年18年间相关数据，为确保数据可比性，以1999年不变价调整。

2.2 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出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评价

2.2.1 指标体系与协调性评价模型

2.2.1.1 指标体系的建立遵循指标选取的相关原则，在借鉴已有成果与笔者整理的基础上，使用一系列指标来指代产业转移和土地集约利用[19]，并运用特尔菲发确定权重（见表1、表2）。

2.2.1.2 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构建

[u（x）=i=1maixi] [e（y）=][j=1nbjyj] （1）

式中：u（x）、e（y）分別表示二三产业转移综合效应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ai、bj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协调度模型：

[C=u（x）*e（y）[u（x）+e（y）2]K] （2）

式中，C代表协调度;K为调节系数（K≥2）。协调度C的取值范围为[0，l]，借鉴有关研究成果，本文设定协调度等级及其划分标准：0≤C<0.353，严重失调;0.353≤C<0.491，中度失调;0.491≤C<0.620，轻度失调;0.620≤C<0.706，濒临失调;0.706≤C<0.886，初级协调;0.886≤C<0.930，中级协调;0.930≤C<0.994，良好协调;0.994≤C≤1，优质协调。

协调发展度模型：

[D=C*T] [T=α*u（x）+β*e（y）] （3）

式中，D为协调发展度，C为协调度，T为整体效益或水平，α、β为待定权数，笔者取α=β=0.5。在此基础上，按照协调发展度D的大小划分共7大类21种协调发展亚类，7大类协调发展类型是：0.896≤D≤1.000，优质协调发展类;0.796≤D<0.896，良好协调发展类;0.696≤D<0.796，中级协调发展类;0.596≤D<0.696，初级协调发展类;0.496≤D<0.596，勉强协调发展类;0.296≤D<0.496，濒临失调类;0≤D<0.296，失调衰退类。根据水平指数对比，每一协调发展类型分别划分为3个亚类：u（x）e（y），土地集约利用滞后亚类，共21种协调发展亚类[20]。

2.2.2 珠三角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评价结果

2.2.2.1 时序变化为了与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值一起比较，将评价结果采用的百分制转换为1分为满分制。测算2000—2017年珠三角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时序变化（见表3）。

由表3可知，（1）2000—2017年的18年内，产业转移水平由0.211增加到0.640，土地集约利用度由0.225增加到0.699，同步持续提升，验证了两者呈正相关。（2）2000—2017年协调度由0.649上升到0.928，经历了“濒临失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的发展过程，这反映出通过转出边际产业、企业自主转型与承接国际高端产业途径，实现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持续推进，珠三角作为增长极，技术、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的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与此同时，土地的投入强度与产出效益不断提升，实现了土地集约利用度提高。（3）2000—2017年协调发展度由0.392上升到0.711，整体上逐年提高，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的发展过程。2000—2002年与2007—2011年两个时期的协调发展水平均是土地集约利用滞后型，即传统产业导致土地利用压力增大及传统产业转出导致“空心化”;2003—2006年协调发展水平转为产业转移滞后型，主要原因应该是传统产业转出减缓了土地利用压力;2012—2017年也出现产业转移滞后型，应该是通过国际高端产业的承接，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土地集约利用得到较大提升。总之，2000—2017年的18年内，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同步持续提升，但协调状态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2.2.2.2 空间差异珠三角9个城市2017年的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评价结果见表4、表5。由表4可知，2017年，产业转移效应排在前面的是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等地市，其中广州市水平最高、珠海、江门、肇庆水平处于相对较低状态。专业化与技术进步程度的排序最高的是广州，劳动生产力水平以深圳市最高，资本利用水平的排序高的也是广州。这反映了广州与深圳在珠三角区域发挥了极核作用，极化效应显著。中山、珠海、江门、肇庆等地方应该加快转出边际产业、企业自主转型与承接国际高端产业途径，持续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

由表5可知，2017年，广州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利用程度相对最高、深圳投入水平与利用效益相对最高，这反映出广州与深圳在珠三角区域发挥了极核作用，极化效应显著。江门、中山、珠海、肇庆等市的利用可持续性较好，东莞、惠州、佛山等市的利用可持续性较差。这反映了东莞、惠州、佛山等市土地环境压力趋大，高能耗高污染边际产业亟需加快转出。

分别计算2017年珠三角9个城市两者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其结果见图1。

（1）从协调度评价结果来看，依据协调度的大小可将珠三角9个城市划分为以下2类：①良好协调地区，包括东莞、惠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②优质协调地区，包括广州、深圳、佛山。总体来说，珠三角9个城市的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区域差异。

（2）从协调发展度评价结果来看，可以将珠三角9个城市划分为以下2类：①中级协调发展类型的产业转移滞后亚类的地区，包括佛山、东莞、惠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说明这些城市产业结构落后，边际产业亟需加快转出，高端产业亟待转入。②良好协调发展类型的土地集约利用滞后亚类的地区，包括广州、深圳。即产业转出导致了土地“空心化”，同时存在一定程度的土地外延式承接高端产业转入。总体来说，珠三角基本上处于中级水平的协调发展层次，协调发展度及协调发展亚类明显存在地域差异。

（3）依据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组合，可以将珠三角9个城市划分为以下3类：①良好协调度和中级协调发展水平型，包括东莞、惠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等6城市，说明这些城市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虽然整体协调良好，但边际产业转出进度滞后，导致协调发展潜力不足。②优质协调度和中级协调发展水平型，仅有佛山1个城市，说明佛山市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虽然整体协调优质，但国际高端产业转入进程相对缓慢，导致协调发展潜力不足。③优质协调度和良好协调发展水平型，包括广州、深圳，这2个城市极核作用显著，边际产业转出与国际高端产业转入进程相对较快，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整体协调优质，并且整体协调发展良好。总之，珠三角地区城市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程度处于一定的适度范围内。

3 结论与启示

理论上产业转移能显著地影响转出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水平;协调发展评价发现：时间上，18年内，产业转移综合效应与土地集约利用度持续同步提升，验证了两者正相关;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整体上逐年提高，但协调状态有待于进一步改善。空间上，珠三角9个城市的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指数反映出广州与深圳发挥了极核作用;协调度、协调发展类型及组合地域差异显著。基于以上结论的启示：

3.1 转出低端制造业，重构土地利用结构在国家“一带一路”和产业转移战略实施的背景下，珠三角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主导方向是围绕培育区域性综合服务功能，因此，该地区转出低端制造业，为承接现代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腾出土地空间，围绕服务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石油化工3大新兴支柱产业及森工造纸、医药、汽车3大潜力产业，加快发展金融、物流、信息、研发等面向生产的服务业，改变“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低端制造局面，努力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重构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集约水平。

3.2 承接高端制造业转入，提升土地开发强度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欧美、日、韩等西方发达国家大型重化工企业进军中国大陆市场，珠三角工业迎来了向资本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转型的重要机遇。因此，承接高端制造业转入，同时通过政府推动与企业自身转型，加大资本技术要素的投入，对传统低端加工制造业转出与改造兼举，应该成为珠三角制造业未来发展的着力点。珠三角地区重化工业能有效地实现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珠三角的极化效应使得技术与资本等要素进一步集聚，土地开发强度提升，从而实现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

3.3 强化产业错位发展，差别化土地管控珠三角地理位置优越，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加强与国际高端产业转出国联系，深化港澳台合作;协调处理好深圳与其他沿海城市、广州与其他腹地城市的关系，明确城市功能定位，合理规划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地升级”还是“梯度转移”，强化错位发展，土地空间分区开发管控，制定土地税收的相关优惠政策，将产业特点与区域需求较好结合起来，差别化产业用地政策，遏制建设用地的蔓延趋势。

3.4 建立产业用地绩效评价制度，提高协调发展度在珠三角产业转移过程中，建立产业绩效和资源利用效率评价、考核与责任制度，制定供地标准、规模和价格，明确高质量的产业用地绩效标准;明确不同地区土地集约利用管理目标，建设土地利用动态监察系统，防止转移企业用地粗放扩张，促进土地复合高效使用，提高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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