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敏　李婧

摘要：[目的/意义]智库肩负着促进知识创新的重要使命，在中国特色知识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方法/过程]本文讨论了构建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时代需求，并从政策思想市场的角度分析了智库对于中国特色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价值。[结果/结论]需要增强政策思想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围绕实践需求，引导知识生产的方向;通过价值信号，激发知识创新的活力;通过实践检验，增强知识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中国特色知识体系  智库政策  思想市场机制

分类号：C24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9.03.02

1  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呼唤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特色知识体系，以此来解释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这是中华文明复兴和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在人类进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重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我们正处于“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要理解、阐述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就“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同时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结合起来，指出了智库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独特作用并强调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性[1]。

当代中国在世界中的崛起迫切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知识体系首先来源于中国的问题意识，继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与制度基础上，对中国的文明发展、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现代化发展的中国模式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社会科学观和思想体系，由此中国经验、中国事实、中国现象、中国方案实现从被叙述、被格式化的消极角色转向自定义、自阐释的积极角色。毫无疑问，在建设中国特色知识体系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大学、智库、知识分子群体和政府等不同主体都会发挥不同的作用。本文试图指出，以面向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谋划中国战略为根本使命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将在当代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实践性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探索智库在中国特色知识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是一个深具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議题。

2  建设中国特色知识体系是新时代的迫切需求

2.1  文明复兴呼唤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建设

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大发展，都离不开思想与知识的先导和牵引，都会伴随着伟大的知识创造和理论创造。可以说，知识体系是一个文明的核心，是影响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因素。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真正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和完善而开始强大的。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中国努力借用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知识体系来解释自己，近代以来，知识界越来越深信西方就是真理，精英们更倾向于研究向哪个西方学习哪一方面，认为“非西方”即为“不正确”[2]。事实上，陈寅恪早在1934年就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深刻指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先哲的深刻见解至今读来仍然让人振聋发聩，拿来主义的“依葫芦画瓢”，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崛起和复兴。

2.2  源于西方实践的知识体系难以有效解释中国实践

一般而言，知识体系可以理解为由“形而上”哲学（包括宗教和人生哲学等，主要是为不同社会人群提供世俗社会无法提供的精神生活）、“形而下”哲学（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等面对现实、解释现实的社会科学）以及方法论（包括批判哲学和工具哲学等）这样几个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的推动知识生产、发展与转型的有机系统。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知识体系来源于人类实践活动，同时又指导着实践。西方发展知识体系主要来源于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社会实践和思想资源[3]。正是因为实践的特定性，西方理论尽管能够有效解释和指导西方实践活动，但直接运用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就难免产生“南橘北枳”的问题。

中国自身社会的发展往往与一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相悖，无法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以西方知识体系解释中国，就容易陷入用“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的误区，就会产生误解，甚至是曲解。从早期孟德斯鸠的“中国没有贵族”，到后来的“中国没有私有产权”，以及现在“没有法治、没有民主”“国家资本主义”，等等 [4]。如果纯粹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就会产生误解，甚至是曲解。

2.3  中国特色知识体系建设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关键

知识体系，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较为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毫不相称。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缺乏足够的国际话语权和主动权。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是中国知识界长期所面临的一种困境[5]。就目前的境况，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看起来似乎更多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或者起码要在国外理论中去寻求所谓的“合法性”。

正是因为缺少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对于中国内部发展而言，套用西方理论不能准确地分析发展趋势、无法解决面临的问题，使得中国的治理成本加速上升;对于外交而言，知识体系的缺失会加大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严重影响和阻碍当代中国实践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事实上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是，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却迫切需要一套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来支撑。

3  智库对于中国特色知识体系建设的价值

智库（think tank）又称为“思想库”“脑库”“智囊团”等等，简单来说，智库的使命是在正确的时间，将正确的思想传递给正确的人[6]。其存在的主要用途是聚集人才、提出思想、推理预测、提供咨询、教育公众等等。从国内外的实践看，智库作用的有效发挥需要依赖政策思想市场的存在。由于智库生产的是天然具有公共属性的知识产品，因此严格地说，非营利性是智库应该秉持的重要属性之一。但之所以强调思想市场对于智库的重要性，并不是要表明智库要向市场的营利性组织进行性质上的转型，而是在承认知识本身具有价值这一观念基础上，更加强调市场的竞争机制对于知识生产与知识创新的高度重要性。

3.1  政策思想市场创设了智库从事知识生产的竞争场域

政策思想市场指的是“政策思想生产、传播、消费等活动的总和以及作用于这些活动的市场机制”[7]。政策思想市场中的三要素为需求方、供给方以及产品。需求方为公共政策制定者，供给方为研究政策并产出政策知识的个人或组织，产品即为公共政策产品。思想市场不仅是通过思想所表达出的理念，而且是用于思想领域的市场机制，包括：一是供求与交易，即为供给方和需求方提供通过思想的交换达到统一的机制;二是多元竞争，思想市场里表达和交流自由的重要意義在于形成多元的思想竞争，在各种思想的交锋碰撞中实现优胜劣汰;三是价值信号，思想的价值表现为有用性或影响力，而这些价值是指导思想生产、传播和消费的重要信号[8]。在当代智库热兴起之前，政府制定公共政策逐渐需要用到外部的政策知识，而学者或者政府智囊机构的供给不能满足政府的需求，导致了政策思想市场的供给方与需求方的主体地位不明显。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后，中国近年来逐渐形成了智库建设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逐渐明确了供求双方在政策思想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因此，有学者认为近年来智库热现象推动了我国智库政策思想市场的形成[9]。

智库市场是由思想产品、供给方和需求方组成。从经济学角度看，思想市场必然存在供给和需求关系，在思想市场中，供给方主要是学术机构和智库，而需求方即为政府、各种社会组织或者公众等等。作为政策思想市场的供给方，智库聚集了众多领域大量优秀的研究者，这有助于智库生产出高质量的政策产品，呈现出知识密集型的特征。政府作为需求方，在政策思想市场中体现出了主导作用。从机构层面上看，随着我国智库规模的不断扩大，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等多种智库共存，使得政策思想市场呈现出多元性特征。多元化的政策思想供给方必然会产生多元化的智库政策产品，逐步形成竞争机制。不同于物品市场，在政策思想市场中，买方占据主要地位。智库的思想产品是具有政治性的，其产出需要考虑国家和公众的利益。我国政策思想市场的兴起是为了促进智库间的有序竞争，并非为了让智库谋取福利而变得“完全市场化”[10]。

事实上，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推动下，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逐渐扩大的政策思想市场。近年来，我国的智库整体规模正在不断扩大。2008年中国智库的数量仅有74个，到2017年数量增长到512个。随着规模的扩大，我国智库的类型也更加多元化，领域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包含的领域有国民经济、国家安全、居民健康等等。需要指出的是，相较于官办智库和高校智库，我国的社会智库发展快速，公益机构的参与越来越多，专业性的研究成果也在增加，通过智库的连接，政府和民众之间关于公共政策沟通的桥梁也得以不断增加[11]。

3.2  知识生产的智库市场竞争推动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实践性构建

其一，知识生产的市场竞争促使智库更加扎根实践。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构建途径从根本上需要面向中国的具体实践来驱动，而智库的价值使命就是将理论运用到实践，始终要着力于回应实践、解释实践和推动实践，这是智库的使命所在。智库没有直接的法定决策权，而是用专业知识来研究、分析并且为决策者提供意见与建议，其研究成果又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政策分析、政策议案、政策实施计划等等。智库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跟研究政策的能力和获得政策信息密不可分。其中，研究政策的能力就是一种在政策领域长期研究过程中对实践性问题的准确把握。在知识生产的市场竞争场域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任何脱离实践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都会使得智库在思想市场竞争中无法立足。

其二，智库是知识生产与知识应用的联系与转换枢纽。智库就是要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来理解，智库首先要问有没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可能就是乌托邦，智库的任务则是研究通过什么样的工具来实现价值，即智库可以告诉政策决策层乃至社会实际情况如何，有几条路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由于智库比其他主体可能更具有实践性及对现实的回应性，因而从实践驱动的自下而上路径出发，智库一方面将可能增强和扩大社会、政治、经济等等“形而下”社会科学的解释与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将可能推动“形而上”哲学或“宏大叙事”意识的调整与重塑。“形而下” “形而上”和实践的工具哲学等不同领域的内在互动关系推动着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产生、发展和转型。

其三，智库能通过市场机制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社会启蒙和知识扩散。智库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出与政策相关的研究，为政府、商界及广大公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智库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有效地信息传播，包括报告或研讨会、出版物等，也包括其他与媒体和政府之间交流的渠道，而且在国家治理的政治与法律框架下，不同的价值和思想偏好的学者和其研究产品都能找得到自己的市场和平台。智库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库的资金支持以及研究人员的质量。拥有了大量的预算，智库可以开展较为广泛的学术研究、可以吸纳到更多优秀的人才。从西方国家实践经验来看，智库在政策网络中占据重要位置。政策网络是政府和其他主体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所形成的关系网，各主体在网络中相互碰撞、相互影响，最终共同作用于政策成果。由于西方智库较强的独立性，使得其在网络中起到了引导和促进的作用，并且运用多种渠道进行社会启蒙和知识扩散。例如美国知名的兰德公司自成立以来已发研究报告18，000余篇、期刊论文3，100篇，出版书籍约200部，其研究成果的广泛和精准促使其成为美国一流智库[12]。

4  推动智库在中国特色知识体系建设中更好发挥作用的建议

不论从哪个层面论，在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知识体系已经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我国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客观条件，目前可能是缺乏知识体系生产的意识和动员机制。因此，本文在意旨上主要是抛砖引玉，从智库发展的视角提出这个问题，冀望能引起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意识，因为有了意识才能自觉地去做。毫无疑问，构建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需要各方主体的作用。就智库而言，我们认为要充分发挥智库对中国特色知识体系建设的作用，最主要是要增强政策思想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让传统封闭的知识生产、发展、应用过程变得更有竞争性，让实践真正检验真理。

4.1  围绕实践需求，引导知识生产的方向

随着我国智库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智库的类型也更加的多元化。智库多元化发展必然会伴随着竞争的产生，有序的市场竞争可以促进中国智库的健康发展，引导知识生产的方向。有学者指出如果政府部门以“委托”的形式向特定的智库购买产品，会大大削弱智库间的竞争关系。但是，当政府部门以“发布信息—智力设计—智库竞争—政府购买”的方式来采购智库产品，则有利于为各类智库提供竞争平台[13]。也有学者认为，通过“合同外包”（如公开招标等）和“直接购买”两种途径可以按照思想市场的特点，形成有效的供给和竞争关系[14]。不同于产品市场，智库更加具有非营利的公共性质，其更倾向于追求思想产品的影响力而非商业利益。

显然，政策思想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以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基础。然而，正如很多学者提出的“圈层结构”所呈现的，我国的政策思想市场并没有形成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圈层结构”中，决策者即為权力中心，而距离权力中心的远近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智库的地位。距离权力中心越近的智库，可以获得到更多的政策资源，从而具有更大的政策影响力[7]。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可以正确地引导知识生产的方向，并实现优胜劣汰。因此，虽然根据机构背景、专业领域和支持资源上的不同可以将智库划分为官办智库、高校智库、社会智库等等，但长期来看，决定资源配置的优先次序以及咨询决策品牌的，最终将是智库思想产品的质量，而非智库的“身份标签”。可见，逐渐开放我国的思想市场，促进各类智库的均衡发展应是趋势和方向。

4.2  通过评价的价值信号，激发知识创新的活力

价值信号是形成稳定有序的政策思想市场的必要条件，我国的新型智库建设就是为了在竞争的优胜劣汰中形成稳定的政策思想市场。在封闭的决策模式中，政策产品的评判标准完全依靠政府提供资金和资源等，没有明确的价值信号。当前我国智库的价值信号逐渐明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定位了我国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和公共外交5大功能。在我国逐渐出现了很多智库评价标准，例如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自2014年起连续5年发布的《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评价标准取决于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以及智库的成长能力。此外，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与中国网发布的《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发布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南京大学与《光明日报》发布的《CTTI来源智库MRPA测评报告》等等，这些评价会对中国新型智库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多方评价主体的存在使得政府部门在对智库的评价中不再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从而实现多元化的价值信号，激发智库可以结合领域所长进行知识创新。

总而言之，政策思想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可以进一步增强智库从事知识生产与知识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促进智库在中国特色知识体系建设中，尤其是在思想创新中切实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内在地推动智库加快建立起中国的问题意识，并且把这种问题意识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实践验证提升为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当然，思想市场与产品市场毕竟存在着不同，在符合中国国情的条件下，对政策思想市场进行有效地规制和监督有助于培育和发展我国智库的思想市场。对此，政府作为规制方，可以适度控制智库的规模及类型;政府作为采购方，可以引导和把控智库的生产内容及方向，这样做有利于把握我国新型智库的发展方向和培育一个更为理性成熟的思想市场。

致谢：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对本文的观点形成提供了宝贵指导，在此致以谢意。当然，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16-05-17].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2] 郑永年. 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N]. 联合早报， 2017-06-06（名家专评版）.

[3] 李小云. 发展知识体系的演化： 从“悬置性”到“在场性”[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7（24）： 86-94.

[4] ZHENG Y N. A powerful knowledge system can spread values[N]. China daily， 2016-04-23（5）.

[5] 郑永年. 中国知识体系的缺失与建设问题[J]. 学术界， 2012（1）： 236-241.

[6] ABELSON D. Book review：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presenting the right ideas， to the right people， at the right time[EB/OL]. [2018-10-26].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2fd23c74f9542bf2b30a8bbb7d54549e&site=xueshu_se.

[7] 楊沐， 邓淑宜. “智库热”与政策思想市场[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6， 1（5）： 1-9.

[8] COASE R H. 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4， 64（2）： 384-391.

[9] 王振霞. 智库思想市场的功能、规制和管理创新[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5（5）： 71-75.

[10] 任恒. 我国智库思想市场的内涵特征、运行机制及优化策略研究[J]. 情报杂志， 2018， 39（9）： 7-14.

[11] 唐磊. 中国民间智库30年的初步考察[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6（4）： 99-112.

[12] 朱瑞博， 刘芸. 智库影响力的国际经验与我国智库运行机制[J]. 重庆社会科学， 2012（3）： 110-116.

[13] 李悦鸣. 促进各类新型智库有序竞争[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8-17（2）.

[14] 陈振明， 黄元灿， 王子晨. 培育和发展智库的思想市场[J]. 理论建设， 2017（6）： 104-106.

作者贡献说明：

曾志敏：思路与框架搭建，文章撰写等;

李  婧：资料整理，文章撰写等。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nk tank shoulder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own knowledge system.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needs of building the China’s own knowledge system and analyzes the important value of think tanks for China’s own knowledg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rket of policy ideas. [Result/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of policy ideas， guide the direc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round practical needs，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through value signals， and enhance the pressure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through practice testing.

Keywords： China’s own knowledge system    think tank policy    market mechanism of ideas

收稿日期：2019-04-11      修回日期：2019-05-10